[前言]打倒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摧毀了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是毛“文革”最偉大的“成果”，因此，劉少奇是研究“文革”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

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劉之爭”，即“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究竟孰是孰非？

這是一個涉及應當“基本肯定文革”，還是要“徹底否定文革”的最關鍵的問題，我們對此必須辯論清楚。

丙：看了《“文革”問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你和老甲“一唱一和”，鼓吹“文革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爆發”、“劉少奇不是‘官僚’，是‘走資派’”、“只有‘走資派’才能救中國”等等，爾等如此肯定劉少奇，本人就不買帳。

乙：願聞其詳。

丙：那好，我就從頭談起。

1945年中共“七大”時，是劉少奇一夥，“吹喇叭、抬轎子”，帶頭把毛澤東捧上了台，從此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劉少奇文革時被毛整死，是他“咎由自取”！

乙：我們看問題不能離開歷史背景。中共“七大”時，毛澤東顯示了“政治才幹”和“領袖魅力”，他把“民主自由”等“好話說盡”，的確迷惑了黨內外的一大批人。那會兒，對比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延安不只吸引了大量青年、文人嚮往，就是眾多民主黨派、甚至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對毛也有好感，連美國政府都對中共抱有希望。所以，毛那時能上台，有其歷史必然性，這不是用一個簡單的“捧”字就能解釋的了的。

此外，對人的認識總有一個過程。

毛、劉的重大政治分歧是從何時、何事開始的？

文革之後，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總結道：

“毛澤東晚年錯誤始於1953年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1957年後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體系。”

胡的這一句話，抓住了建國後黨內“兩條道路”鬥爭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們認識毛、劉之所以“分道揚鑣”的關鍵。

甲：文革中，許多“紅衛兵”和“造反派”跟着毛澤東去打倒了劉少奇。現在要清算毛“文革”的罪惡，出來“反思”的主要還是這幫人。由於歷史上的種種“瓜葛”，為自己名的緣故，“義人”們不去分析毛派與劉派的“政治路線鬥爭”歷史，不去追究為什麼毛在封建社會的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大錯特錯，而是小罵、空罵幾句，把毛“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甚至給毛戴上“反官僚”、“是民意和底層社會的代表”等美名桂冠(楊繼繩)，卻依舊把矛頭對準劉少奇，把“氣”都撒在他身上，自己方覺得好過一些。

這些人不從政治路線上看問題，不追究毛為什麼要大規模清洗“走資派”和摧殘一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對劉竭盡挖苦貶損之能事，編造些語言粗鄙，情趣低下的文字，“繪聲繪色”地煽情，以迎合庸俗“小市民”的口味。他們把劉描寫得猥瑣卑劣不堪，以突顯毛的高大上，這好像是換了一個法子來繼續向毛表“忠心”，顯示他們要比毛更恨其政敵一些。

“在‘七大’時把毛捧上了台”，這幾乎成了他們口中劉的一條主要罪狀。

乙：這些現在仍對劉“嗤之以鼻”的紅衛兵有沒有想過，六十年代中期，是不是自己“把毛捧上了天”，肉麻地捧成“心中的紅太陽”？

一些“造反派”現在認為劉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劉是“被他自己抬起來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

但這些“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忘我精神”太強，他們忘了，當年正是自己狂熱地“把毛捧上了天”，追隨毛去打倒“修正主義”、“走資派”。只是後來遭到拋棄和整肅，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

有道正是：

“愚忠紅衛”衛到了被“上山下鄉”“再教育”的地步，

“奉旨造反”反招致“義和團”受鎮壓、遭清洗的下場。

那時這些人犀利的“慧眼”到哪裡去了？現在又有沒有一點愧疚感？回顧四十年代的情形，我們多數人又比劉少奇高明多少？恐怕是還遠不如他吧！

如果一定要用“捧上台”來追究歷史責任的話，那我們結合文革中自己的作為與遭遇，是否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呢？

甲：二戰前，大多數德國人狂熱擁戴希特勒，文革中大多數中國人狂呼“毛主席萬歲”，為什麼會是這樣？這是個需要正視和深入反思的痛苦史實。

歷史告訴我們，民眾同樣也需要有一個過程，有時甚至要在集體付出慘痛代價之後，才能認清一個“領袖”的真面目。

而沒有經歷文革的年輕人，如果今日也這般自義地笑話或指斥前人，狂傲膚淺地看待歷史，小心苦頭和教訓就正在他們自己的路上等着呢！

丙：那劉少奇不是寫了本黑《修養》嗎？他鼓吹要人做黨的“馴服工具”，提倡“奴隸主義”，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劉之罪不可恕！

甲：反劉人士最喜歡數落他的“罪狀”之二，就是寫了這本被毛稱之為“黑《修養》”的書，而且用的還是毛當年對該書批示的“語錄”，這不是至今還在“把毛捧上了天”嗎？

不錯，劉少奇1939年是寫了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中他對黨員宣稱“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要求“少數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但這恐怕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黨都會奉行的原則，毛自己當然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劉在書中還一般性地談到如何處理黨內人際關係，例如，“慎獨”、“將心比心”、“委曲求全”、“以德報怨”，以及“人皆可以為堯舜”、“吾日三省吾身”等道德教訓。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屬“老生常談”，卻也“無可厚非”，還夠不上“死罪”。

乙：好，那我們就按老丙痛恨的“馴服工具”論來說吧。的確，誰也不想當個“奴隸”，馴服地聽什麼人使喚。但就算劉是這樣講了，我想，判斷一個人，除了“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讓我們來看看，後來劉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黨的“馴服工具”？

眾所周知，蘇共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死後三年，才敢開始揭批他的罪惡，國民黨小蔣也是在老蔣死後十二年，才解除了“戒嚴令”、“黨禁”和“報禁”，開始政治改革的。而劉少奇卻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就同毛有路線分岐，到六十年代初開始有頂撞，敢於當面放話：“這樣搞，你我都要上史書的！”而他手下一批文藝界，教育界，經濟界，外交界的強悍人馬也不斷抵制毛的方針路線，“陽奉陰違”地另搞一套。

1967年《紅旗》5期刊發的經毛審核的戚本禹的批劉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殺氣騰騰”地點明劉少奇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而劉少奇當時對毛指控的回答是：“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更可貴的是，劉到死也沒有屈服於毛黨的“組織”淫威，被毛稱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劉少奇在“路線鬥爭”中對抗毛的這些實際“所作所為”，可以說是，與“馴服工具” 論相去甚遠。

相反，劉倒是做到了其書中所言：

“他(共產黨員)理直氣壯，永遠不怕真理，勇敢地擁護真理，把真理告訴別人，為真理而戰鬥。即使他這樣做暫時於他不利，為了擁護真理而要受到各種打擊，受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和指責而使他暫時孤立(光榮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夠逆潮流而擁護真理，絕不隨波逐流。”

劉少奇書中寫的這些話，又哪裡是在宣揚什麼“馴服工具”和“奴隸主義”啊！

甲：我很難想像，現在這批指斥劉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禮”，大有“逼宮之意”、純屬“大逆不道”的“紅衛兵”(高華)，以及嘲笑劉連“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規矩都不懂，痛罵他“犯上”是“自作孽，不可活”的“造反派”(胡鵬池)，若是他們當年處在劉的位置，又會如何地“識相、知趣和諂媚”了？

這些人，大概是宮鬥劇看多了，年紀輕輕，就滿腦“君臣父子”封建禮教觀念，談吐俗氣得很。他們不妨捫心自問，如果那時候是自己在位，能不能那怕有一點劉“走資”的那些遠見，包括“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業化”，主張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等等。

又敢不敢公開講出來，與毛唱反調？更不用說是為信念“寧死不屈”了！

乙：是啊！劉少奇等“走資派”，建國後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要兌現與眾多民主黨派達成的協議和對人民的承諾；劉反對毛搞“合作化”，有文字批示說，毛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要搞“民主化和工業化”，要“二十年不觸動私有制”；在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更是基本上否定了毛的“三面紅旗”。

60年代中期，毛澤東大力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毛式“社會主義”道路，而劉少奇則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質刺激”措施，探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文革前不久，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劉少奇所有這些行為，實可謂是與毛主義“針鋒相對”了。

可是文革時，無論是“團”派還是“四”派，是“天”派還是“地”派，多數“造反派”都是“斬釘截鐵”地要“反修防修”，誓死要跟毛走“社會主義”道路。

甚至直到現在，還有人說什麼“文革的發生”是由於“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好像毛澤東始終“與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澤東，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劉少奇等“走資派”！──馬屁居然可以這樣子拍法，實在是“匪夷所思”啊！

甲：這些人的“馴服和盲從”，跟劉的“獨立思考”之境界與膽識，完全無法比擬，是不是？

文革中，毛澤東“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推崇“個人崇拜”，正是他把全國十億人都變成自己“思想”的“精神奴隸”，不是這樣嗎？

而其中一些人，摘下當年“紅箍”，還不過癮，現在又戴上有MAGA(讓美國再次強大)字樣的“紅帽”，甘當二次“紅衛兵”。他們中了“毛思想”愚忠之毒，可謂深也。

丙：但毛澤東對此書的批語是：“‘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甲：嗨，這又是在引用毛語錄！

的確，在毛派看來，“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可算是“大逆不道”，無異於“叛徒行徑”。好，這可是夠給劉定一條”死罪“了！毛如此“定罪”，有着明顯的“殺機”，但他這樣講，根據是什麼呢？

我查了一下歷史文獻，1967年5月8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文章題目就是《“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該文指斥《修養》一書“閉口不談階級鬥爭，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公然刪除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文章這樣寫道：

“《修養》一書的作者，不僅自己不提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也把無產階級專政剜掉了。

……

《修養》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為什麼仍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刪掉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反對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這完全可以證明，這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對頭，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樣無恥地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靈魂的。”

所以說：

“在全國勝利以後，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妄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資本主義。”

乙：毛派對劉少奇“走資派罪行”的這些“慷慨激昂”、“證據確鑿”的“批判”，很難辯駁，是嗎？

那好，他們既然談到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就讓我們看看馬克思到底是怎麼說的？

在《看看馬克思還講了些什麼？》(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一文中，我總結了馬、恩着重陳述過的五條內容，都是些中外共產黨故意不看，也不想讓大眾知道，更不想實行的“馬克思主義”。

其中三個陳述要點如下：

一，關於“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

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這樣寫道：

“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即，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處於落後的小農經濟的封建專制社會國家，想要發展，只能老老實實地先“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妄圖超越自身生產關係的政治和經濟形態，直接去搞什麼“社會主義”來解決只有“資本主義”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那是十分荒謬的”，因此註定要失敗。

二，關於“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裡，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的陳述。

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裡主張，在那些尚未經過“資本主義”的地方，共產黨要按照“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支持“資產階級”革命，先建立起一個“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把“法國的生活條件”搬過來。

什麼是“法國的生活條件”？

馬、恩這裡所說的“法國的生活條件”，不僅是指“良好的物質生活水準”，還包括一個由“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生活環境。

馬、恩明確指出，任何地方要想搞“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先具備三個前提，它們分別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若是還不具備的話，那就先去建立它。

以後，直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能容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時，方可談論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

三，關於“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的陳述。

馬、恩在1848年寫作《共產黨宣言》時，英、法兩國家已分別有50─10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針對當時那裡出現的一些“社會弊病”，他們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廢除“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主張，試圖以此來解決早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出現的所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內在矛盾”。

然而，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寫道：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甲：原來如此！

如你所述，馬克思是講，只有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時候，才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

但他們誤判了形勢，“資本主義”直到現在還在興旺發展。更不用說，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晚期的矛盾。

然而，馬、恩畢竟清醒地指出過“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

也就是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在封建專制、生產力低下的國度里，“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簡言之，就是“法國的生活條件”。

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同時也預見並告誡人們，要分辨“低級經濟形態”中冒出的種種假“社會主義”的特徵。

後來那些從不曾有過正經的“資本主義”的俄、中等封建落後國家，用專制暴力強行“跳過”或“用法令取消”“資本主義”這一社會“自然的發展階段”，現在還一直要革“資產階級”的命，結果，他們搞的只是那種如馬克思預言過的“粗陋的、湯匙的、或暴食的‘兵營式共產主義’”，這就完全違背了馬克思說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所以這些獨裁寡頭總是與世界格格不入，不得人心，到處碰壁，不斷受到客觀法則的“制裁”。

乙：奇怪的是，這些都是《共產黨宣言》裡講得很明白的話，卻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後人反倒是信了那騙子“創造性發展了的”什麼“高峰和頂峰”。

建國後，毛背棄了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的“新民主主義”，要加快“社會主義改造”，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還要“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實可謂是“一步錯，步步錯”，直到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全國人民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反觀劉少奇，他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國，要求“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敢於講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業化’”，以及“二十年不破壞私有制”等主張，到六十年代又“一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現在來看，劉的這些主張和做法倒是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封建專制、生產落後的國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意。

1962年，劉在再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時，刪去書中引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這正說明，那時的劉少奇可能已經意識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適宜中國的國情，起碼是希望淡化它。

我現在這樣講，並非是“空穴來風”的推測。

事實上，當時毛澤東“退居二線”，劉派正開始在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推行一系列“寬鬆政策”^[注1]，在農村推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2]，在工礦企業搞“利潤掛帥”和“市場經濟”，政治上為“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

[注1]：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召開有關文藝工作的“新僑會議”，周恩來出席並作了講話，隨後制定了“文藝八條”。不久，在蔣南翔和聶榮臻的主持下，高教部和中國科學院也分別發布了“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等寬鬆的方針政策。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立即就主持召開了史稱“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部署了一系列糾左的經濟措施。1962年3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宣布給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4月27日中央又發布“甄別工作”通知，要加速為“反右傾”等運動中受牽連的人“甄別平反”，還有1962年8月的“大連會議”，那裡提出了許多後來被毛定為“修正主義‘黑八論’”的文學主張。

即使是在毛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後，1963年4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時，邵荃麟，在周揚等人的支持之下，仍堅持周恩來在“題材問題”上的文藝方針，與來自上海秉承柯慶施“大寫十三年”頌聖旨意的張春橋及姚文元展開了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這些所謂“右傾”的會議，都是“走資派”與毛派做“路線鬥爭”的表現，而他們制定相關的方針政策當時很得人心，以至文藝界有人提出，要把“文藝八條”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

[注2]：“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這也就是土改以後劉少奇主張在中國農村實施的經濟綱領。

所有這些，都被毛看在眼裡，記在心上。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大罵這是在刮“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文革初又這樣寫在他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里：“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然而，諸位試想，假如建國一開始真能按劉少奇的藍圖來搞的話，而不是像毛澤東那樣，年年搞“政治運動”，天天搞“階級鬥爭”，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國經濟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會像是被毛澤東搞成的那種爛攤子了，我國的“經濟起飛”恐怕要比日本或“亞洲四小龍”更早！

如果中國的“走資派”能夠實施他的建國綱領，不正是國人最大的幸事嗎？

老丙，你說呢？

丙：你們說的這些，頗具新意和理論深度，許多問題我也不曾思考過。

但以前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惑着我，它是這樣的：

我看過文革的基本歷史文獻，如毛澤東主持批發的“社教23條”、“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條”等，那裡面講得很清楚，這場運動的宗旨就是要整“走資派”。

可是，一些批毛人士，對於毛的那些“義正詞嚴”的反修、防修、反“走資派”的“豪言壯語”，說不出個“一二三”來，總是迴避不談，還美其名曰“不要墜入中共官方史學的話語陷井”(高文謙)，仿佛一旦涉及這個話題，就“理虧三分”、“矮了一截”、“無言以對”，必敗無疑。

於是，他們就紛紛杜撰出些什麼“文革反官僚”說、“毛心理問題”說、“面子工程”說、“爭權”說、“飾詞”說、“試錯”說、“兩個文革”說、“一丘之貉”說等等，就是閉口不談毛髮動“文革”反“走資派”，到底反得對，還是不對？

但這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免正面衝突的“游擊戰法”不解決問題。許多和我一樣的人，都會這樣想：“文革”固然很野蠻暴力，破壞了文化和經濟，傷害了許多普通百姓，但毛澤東發動“文革”畢竟打倒了劉少奇等“走資派”，這有什麼錯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這不是救了中國嗎？因此，“文革”還是必要的，應當“基本肯定”，只是方式方法不好罷了。

現在，你們把導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劉之爭”，即“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提到“現代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理論高度上來認識，指出劉少奇的路線是合乎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進步”，而毛澤東的路線則是背逆歷史發展規律的“反動”。這樣就肯定了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為“走資派”正名，而且把“官司”直接打到馬克思那裡去，揭穿了毛是如何修正馬克思主義的。

甲：是的，如果沿這條路走下去，這就可能要顛覆整個毛派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了。把毛澤東披在身上的假“馬”皮剝去，其結果是讓人們知道，原來毛沒有“馬克思”──“‘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只能附到殭屍“秦始皇”那裡去了！

乙：的確，這樣做，恐怕會令一些人更加惱火和恐懼，也會讓“毛粉”冷靜下來想一想。所以，把馬克思同毛澤東切割開來，用馬克思來批毛，也許更有力些。

寫於2023年9月25日，2025年8月7日修改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