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其中“影”的独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鲁迅在吐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立论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贬，各有说辞。 然而，我在《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1]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即，前来向“人”告别的“影”，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无奈。 这种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呢？ 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期，也写了许多小说，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给我们类似的启示。 第一篇是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 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楼上“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在二人喝酒叙旧的时候，吕纬甫有着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後一分……” 吕纬甫的这些话语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的“影”在对“我”说话吗？ 年轻时的吕纬甫和“我”曾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现在为生活所迫，他却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吕的行动已变得“格外迂缓”，“眼睛也失了精采”，没有了那种“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他们经历与思想的差距，对人生的态度之不同，使得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当陌生，担心对方不会再认自己做朋友了。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这样又“分道扬镳”了。 第二篇是写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 那里讲述的是“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的故事。 魏连殳是个“出外游学的学生”，“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一直被村里的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的确，他不但违反传统习俗，坚持终生单身不娶，“还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拿出特地为他们买来的口琴，“‘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後面嘱咐。”邻人的孩子“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後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而在财物上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更不用说，祖母过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赠给了“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怪不得族长、近房、亲丁、闲人都“知道连殳是‘喫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这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又喜欢发表文章，“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他失业了，只得变卖财物为生，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但朋友来访时，“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幸的是，连“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 然而，毕竟“我还得活几天！”──“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办？于是他去做了军阀的顾问，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不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报刊，立即谒见、采访，为他出书立传，化“笑柄”为“逸闻”；客厅里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可是，连殳的内心却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尽管“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这就是一个出卖灵魂的变节者的代价。 而比他失业更早的“我”，同样也为生活所窘迫，虽在外地谋得一个“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职，但“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而捱“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结果“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魏连殳与“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给“我”诀别信的末尾，写道：“──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看了那信两遍，“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却总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读到S城的《学理七日报》“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报道之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而同时山阳的《学理周刊》更加紧攻击“我”了，“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一年多以後，魏连殳大人病故了。 “我”则因“公正士绅”的“专指”而再次失业，并意外地遇见为连殳的送殓的场合。在小说的结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之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分别写作于《影的告别》的前後，且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如影随形”的友人，因理想的追求与人生道路选择之差异，已变得没有共同语言，以至“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1932年底，鲁迅应上海天马书店之约，从“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华夕拾”五种文学作品中，选编而成一部“自选集”。这也是鲁迅唯一的一部“自选集”，它包括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共计22篇。先生从“野草”中选了七篇，第一篇便是《影的告别》，从“彷徨”中选了五篇，第一篇就是《在酒楼上》，可见这两篇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2]中写道：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後不再这模样。 这里，他把几乎是同期创作的小说集“彷徨”与散文诗集“野草”的背景及关系，交代得很清楚。显然，它们各篇是彼此呼应，相互印证，共同表达了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时期那种“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3]的孤独心境，以及同时又寻求“新的战友在哪里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4]的渴望心声。 对于这种曾是“同一战阵中的伙伴”的分离，“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经验过不止一次，因此有些“小感触”而写作“短文”《影的告别》，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我以为，“得到较整齐的材料”而写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小说，是对《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象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5]的“人”？ 可是，钱理群既不查看时代背景，也不谈论同期著作，更无视作者自己的解说，只是孤立地解读《影的告别》这一首散文诗，仅凭文中的第一人称，便推断“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并由此得出结论：“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6]云云。 这种“解读”，因为与事实“相去甚远”，当然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怎么办？于是，一些“学者”便又卖弄“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时髦虚幻话语，随意去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来搪塞。 这些文人如此“死缠烂打”，不仅是毫无根据的妄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尽管在强行“肢解剖析”之後，他们往往又会加上一些赞句，来为自己的“强奸”做“托儿”，比如：“瞧，鲁迅有着多么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6] 如果说，这也叫做“知人论世”、“为人师表”的话，那我以为，除了“别有用心”、“误人子弟”之外，很难说还有一点点“做学问”的样子。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时的现实生活及真实人物的变迁，我以为，可以读读先生写的《范爱农》、《忆刘半农君》等回忆记念文章，以及有关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与评论[7]。他们都曾是鲁迅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各有性格，遭遇亦不同。无论文章对之是褒是贬，最终与其有合有分，那都是鲁迅真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的写照。 此外，更一般地，还可以看看《记念刘和珍君》、《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等几篇；还有《柔石作<二月>小引》，那里先生评论了柔石虚构的另一个时代人物萧涧秋。 不用说，对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意会感悟，千万不可捕风捉影，对号入座，那是文学研究的大忌。要紧的是，从整体上来统观这篇散文诗以及这些小说和散文，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反抗绝望”思想的自洽一贯性，从而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鲁迅写道：“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里，他又写道：“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若轻尘。” 的确，他的这些亡友，都是些追求“光明”的普通中、青年书生，不是什么“高大上”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都满腔热血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为之尽力呐喊与奔走。先生深深地怀念他们，痛恶这不容他们的黑白颠倒的社会。 读了这些对亡友的追忆和记念，我们从哪里看到，在“黑暗”来临的时刻，鲁迅曾有过一点失魂落魄、“无地彷徨”的样子？对于那些不肯曲意逢迎、正直立身处世的同伴们的死，先生宣告的是：“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先生写出的是：对那“黑暗”的愤激和抗议的诗篇与文章。这又哪里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是“默默无言”、“呜呼呜呼”、甚至“我要骗人”的嗫嚅与荒唐？ 不可否认，吕纬甫仍旧是个忠厚的人，他听从母亲的吩咐远道前来替小兄弟迁坟，他也很愿意为心地善良的阿顺出力，四处奔波买到她念想的剪绒花，并“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他讲述顺姑令人心碎的故事，实在是对封建文化的悲愤控诉。 而吕纬甫的内心又是充满了矛盾，他对自己“敷敷衍衍”的生活态度“自惭形秽”，说“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但他挣脱不开那旧文化习俗的罗网，迫不住社会生活的压力，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同样，魏连殳原也是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着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这是鲁迅自己早年也曾相信过的“进化论”学说。 但现实却击破了魏的幻想：“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而这也正是鲁迅在“野草”的《頹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所描写过的教人战慄的事。 这使魏感到悲哀，并意识到“这是环境教坏的。”他的“进化论”因此开始被“轰毁”。 魏连殳的家境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种凄凉孤独的环境里，他与“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儘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因此，在祖母大殓时，魏大哭了一场，但那似乎不是出于亲情──他与这位继祖母“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那哭，是对于人生孤独的缘由之不解。他解释道：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正是这种内心矛盾剧烈的纠结，使“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也是他对这冷酷腐朽社会的绝望与悲声控诉。 这痛哭，对魏而言，是一种解脱，但魏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反抗绝望”，而是最终屈服于那种黑暗的“环境”去了。 其实，这种“环境”的束缚与压迫，对“我”也同样存在。很妙的是，在篇末，鲁迅特地用了描写魏狼般长嚎时同样的字句，来表述他自己的心境，──恕我这里再引一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与魏所不同的是，“我”终于从那种“沉重的东西中”冲了出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是何等深刻的笔力啊！ 然而，鲁迅先生是理解并同情魏的处境与遭遇，他没有以“高大全”的姿态来指责魏的“变节”，相反，赋予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他深知人生道路抉择之不易，何况自己也是在奋力挣扎着，他理解生活对吕纬甫们也一定是如此残酷。正因为深感友人分手是件于彼此都痛苦和伤害的事，他缄口不提为何写作《影的告别》，这是鲁迅厚道的地方。 但恐怕鲁迅万没料到的是，死後竟被一些人把他当作怯懦的“影”来看待了，为他做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种种复杂的精神分析，我想，这会使鲁迅在天之灵“哭笑不得”罢？ 今日之中国，鲁迅推崇的以“暴露现实真实关系”[8]为主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似乎不再被年青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接受了，代之更受欢迎的是武侠、言情、虚幻、悬疑等作品。一个原因，恐怕是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伟人有意先“捧杀”，而後“棒杀”掉了，加之後来自命“XXX鲁迅”[9]的“大师”们，对“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旨意“心领神会”，紧跟不懈地努力歪曲和误导，定意要他“无地彷徨”，竟至非要将他“真正沉默”[6]掉不可。 我是个工科生，比较起这两类作品来，我还是更喜欢看前者，那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精神境界，尤其是读起鲁迅的书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他的文字就有这种魅力。 写于2020年3月。 改于鲁迅诞辰140周年，忌辰85周年。 引文出处： [1]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2020年3月5日。 [2]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 [3]鲁迅，《题彷徨》，“集外集”，1932年。 [4]鲁迅，“彷徨”集扉页上所题的屈原诗句，1924年。 [5]鲁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6]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亦可见[1]中的转引。 [7]例如：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1931年8月12日。 [8]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2014年8月增补。 [9]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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