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教授題為《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1]一文，讓我驚詫與困惑。2019年9月底，我寫了《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2]，提出錢文中六個令人費解之處，與錢教授商榷。 現在，想就他對魯迅《野草》集中《影的告別》的解讀，再次與之商榷。 錢理群教授在《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一文中寫道： 《野草》裡還有一篇《影的告別》。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徵就是當正午陽光直照的時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時候，這影子就沒有了，影子只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徵自已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歷史命運。“歷史中間物”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說，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搗亂。當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來的時候，這樣的影子要消亡。同時，歷史中間物的意義僅僅在於和黑暗搗亂，他的生命價值是和黑暗緊緊連在一起的，是實現在對黑暗的反抗當中的，因此當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歷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這“無地彷徨”四個字，實際上說盡了知識分子的深層困境。 這樣，錢理群就把魯迅，甚至所有“與黑暗搗亂”並“反抗絕望”的“知識分子”，都定位為一種只能處於晨昏時刻或“半明半暗”狀態的“歷史中間物”，當黑暗到來的時候，由於為黑暗迫害，這樣的影子固然要消亡，而“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歷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他們的存在已無意義，因而，他們只能在一種於社會“無地彷徨”、於時代“無所適從”的“困境”中，去尋找自己的“命運”。 但是，我很懷疑這會是魯迅先生本人的意思；相反，錢的“解讀”聽起來，倒很像是在配合“佐證”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即：他們需要不斷地“改造”，才能在“新社會”和“新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點”，否則，“將一事無成”；“光明的新中國”不再需要“魯迅”，倘若堅持“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頌德”，那 “要麼閉嘴，要麼就坐牢”。 無論錢的動機和效果究竟是什麼，讓我們首先看看，錢教授如此“強悍”的邏輯，是否是“無懈可擊”呢？ 錢理群在這裡提出“歷史中間物”的說法，是要論證一個“無地彷徨”的魯迅。 其實，在無盡的歷史長河中，本來就沒有什麼“歷史永恆物”，任何個人，以至任何群體，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種“歷史中間物”，早晚都會消亡。“消亡”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並不一定就是什麼“深層的困境”，作為“歷史中間物”，也未必就非得“無地彷徨”不可。 魯迅在《寫在“中間物”的說法，他寫道： (我)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 從這段原文可知，魯迅是自謙為“開首改革”時，反擊舊壘的一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的過渡性人物，他明白自己並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他也相信“在進化的鏈子上”，“中間物”會“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但他甘願成為通向光明的“橋梁中的一木一石”。 1919年寫完《狂人日記》之後，魯迅也寫過：“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4] 而對於“消亡”本身，先生的態度更是豁達明朗：“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着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3]這與作者在“墳”的《題記》中所記的完全一致：即使自己的“墳”被“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 從這些自白中，我們看不出先生有一點“身陷困境”的傷感和“無地彷徨”的茫然。 但錢理群由此卻讀出：“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 顯然，這與魯迅自己關於“中間物”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 第二，錢又說：“影子只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徵自已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歷史命運。” 我的問題是，錢怎麼知道魯迅本人是這麼感覺的？他依據什麼講，魯迅是用“影子”來“象徵自己”的“歷史命運”？ 錢先生如此論辯，其弔詭之處，首先在於：錢先有了一個假定，就是把“影”所說的，都當作是魯迅厭世的“自白”，是他的真實的“心裡話”；其次，錢沿襲“影”的“非黑即白”的邏輯思維，把“光明”看作為純粹，沒有一點黑暗與污穢，而“黑暗”則又是絕對，毫無希望與亮光，遑論看得出，還有“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難怪他認為，“要和黑暗搗亂”的魯迅終將是“無地彷徨”、“前途渺茫”。 然而，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形影不離”，是形容一對朋友，關係極好，經常互相伴隨。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讀《影的告別》，把“形”(或文中的“人”)看作魯迅，把前來向“形”或“人”告別的“影”，當作是魯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壓力下失去希望，喪失鬥志的“友人”，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讀，即，那是魯迅以批評和嘆惜的口吻，寫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協的心聲。 ──“那麼，‘影’是誰呢？魯迅有什麼具體所指嗎？” 沒有考據，我不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我想，魯迅很可能只是泛指這一類退縮的“時代弄潮兒”。 要弄清楚魯迅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不妨先看看那時的社會背景。 邵荃麟是和魯迅同時代的人，他經歷過“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及“四·一二”事變等歷史風雲，對魯迅所處的黑暗時代及其思想發展過程，有着直接的體驗。1945年他在《魯迅的 《野草》的寫作是在國民大革命的前夜，正是中國──尤其是北京──最濃黑的時代。在政治上是段祺瑞政府當權，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向華北擴展其勢力；在經濟上，經過連年的軍閥戰爭，民生早已凋敝不堪；在教育文化上更是所謂“黑漆一團”的時期，在老虎總長的“讀經復古”“整頓學風”政策下，五四時代所培養出來一些新文化蓓蕾正遭受着狂風暴雨的摧殘。當時一般青年被迫得透不過氣來，許多便消沉，麻木了；那些所謂“正人君子”有的是退卻躲避，有的甚至變節投降，而千奇百怪的論調便喧囂一時，關於這些情形，此處不能詳述，讀者最好去參閱一些歷史書籍或魯迅先生的傳記之類。總之，這是那樣一個時代，一方面是辛亥和五四所留下一些朝氣，已經滅絕殆盡，一方面是新的革命正在醞釀，是這兩個時代之交的一個最苦悶時期，也是民族危機最深刻的一個時期。 荃麟接着寫道： 在和《野草》同時候出版的小說集《彷徨》的扉頁上所題的屈原詩句以及在那首《題彷徨》的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中，都可以看出他當時那種孤獨作戰的心境。 這也就是說，在“這兩個時代之交的一個最苦悶時期，也是民族危機最深刻的一個時期”，雖然有些青年被“迫得透不過氣來，許多便消沉，麻木了”，雖然有些曾經“革命”過的所謂“正人君子”，現在則“有的是退卻躲避，有的甚至變節投降”，而魯迅自己那時，的確也因友人四散，感到十分寂寞、孤獨無助，因而“彷徨於無地”，但他畢竟還獨自荷着“戟”，作為餘下的“一卒”，仍在“寂寞新文苑”中游擊。 關於寫作《野草》和《彷徨》那一時期的心境，正如魯迅在《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隱退，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新的戰友在哪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由此看來，魯迅的確是有過“影子”與之分手，甚至前來向他“告別”的經驗或“小感觸”，而且不止一次，即：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不過，“影子”說的那番告別詞，在魯迅聽來，正像是九天之後，他在《我的失戀》裡嘲諷庸俗的愛情觀那樣，“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不知何故兮使我胡塗，……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最終是“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 魯迅於1924年10月3日作的《我的失戀》，本來是要在“晨報副刊”上單獨發表的，後來“晨報”代理總編輯劉勉已趁“副刊”編輯孫伏園外出時，親自“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孫伏園為此憤而辭職，魯迅接着寫道，“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7]。在這第四期“語絲”上，也同時首發了魯迅作於9月24日的《影的告別》和《求乞者》，那是1924年12月8日的事。 然而，到了1927年4月底，在血腥的“四·一二”事變之後，魯迅鄭重地把這篇與《野草》其它23篇風格迴異的“擬古的新打油詩”，也收在這本厚重的集子中，只是為了它好玩、好笑嗎？除了是“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8]之外，那時剛作完情感激越的《題辭》的他，又有沒有什麼別的用意呢？我想，或許是先生也以它，順便向早年的“九天前”──1924年9月24日──前來告別的“影”，作一個間接且幽默的“回復”罷？ 當然，這也只是我的“感悟”，或我的“譯本”。 ── “你這樣解讀，有什麼文字根據嗎？” 我沒有直接的文字根據；但我也沒有見到有任何直接的文字根據，說明“影”的獨白，就是魯迅自己的心聲。難道僅憑文中那第一人稱，就可以斷定是魯迅在講話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寫《影的告別》的前後，分別寫了兩篇小說《在酒樓上》[9]和《孤獨者》[10]，都收在“彷徨”集中。 我想，它們可以作為我那樣解讀的“間接的文字根據”。 這兩篇小說都談到令人傷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對“志同道合”、“如影隨形”的友人，因理想的追求與人生道路選擇之差異，已變得沒有共同語言，以至“形”和“影”終於分離了，“影”與“黑暗”同流合污，最終被“黑暗”所吞沒，而“我”仍舊坦然地堅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9] 錢理群所謂“彷徨於無地”的描繪，倒是很符合《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和《孤獨者》魏連殳的心理活動，但不是“我”或魯迅的，儘管“呂緯甫”及“魏連殳”身上有着某些過去的“我”的影子，但“我”與“呂”及“魏”分明已是不同的兩種人，或者說，他們已經決裂了，正走着不同的兩條路。因此，如果把《影的告別》孤立出來，硬要說魯迅是“彷徨於無地”，甘願“在黑暗裡沉沒”，那實在是說不通，倒真不如說是“呂緯甫”及“魏連殳”等這些過去曾“形影不離”的友人來與自己告別，更合理些。 當然，呂緯甫和魏連殳都是魯迅虛構的人物，先生是通過他們反映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風氣和知識分子的浮沉。只是我以為，這兩篇小說，是對《影的告別》這首“散文詩”內涵極好的詮釋和註解，也是它形象思維的具體表達，讓我們得以看清楚魯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誰是與“黑暗”苟同的、“無地彷徨”的“影”？誰才是“影”所要告別的、堅持“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11]的“人”？ 另一方面，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並非是天生如此。他也有過魏連殳、呂緯甫的遭遇和經驗，包括早年也曾相信過社會“進化論”學說，因此魯迅先生是理解並同情魏、呂的處境與遭遇。但他沒有以“高大全”的姿態來“批”呂的“消沉”和魏的“變節”，相反，賦予更多的是同情與惋惜。固然，他寫出這兩個人物，也可以說“是解剖內心之力作”，但與魏和呂所不同的是，“我”終於從那種“沉重的東西中”沖了出來，“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10]──這才是魯迅要向我們明確傳達的信息。 而我第二個“間接的文字根據”則如下。 1932年，魯迅在《 “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在《自選集》裡，先生從《野草》中選了七篇，第一篇便是《影的告別》，從《彷徨》中選了五篇，第一篇就是《在酒樓上》；既然入選，而沒有被“抽掉”，這就剛好說明這兩篇並非是作者在吐露“自以為苦的寂寞”，它們並不屬於“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而其內容也完全不是要表現錢理群所謂的“說盡了知識分子的深層困境”，即“虛無絕望”、“無地彷徨”等，那樣的悽慘與消沉，因為魯迅自己並不是這麽認為的。 總之，我要強調的是，《影的告別》，以及《在酒樓上》等都收入了《魯迅自選集》，因此，我們對這些作品的理解，至少應當與魯迅自己在《 同樣，談論魯迅對“中間物”的理解，也應與《寫在 魯迅在《 我想，畢竟這是些曾經與之在“同一戰陣中”“朝夕相處”、“出入相隨”過的“夥伴”，最終只是因“見仁見智”或“人各有志”而相互離異，很難說誰對誰錯，因此“未可厚非”，“點到為止”；其次，“團體散掉”之後，他們之中“有的高升，有的隱退，有的前進”，無論如何，魯迅自己的內心對此一定也是非常地傷感，臨別時甚至還動情地想要得到“影”的“贈品”留念。儘管他同情、理解並尊重“影”的選擇，但魯迅也要走自己要走的路。這恰如他後來寫的那樣[12]： 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這裡，他道出了其中的“難言之隱”。 或者，還有另一種可能，正像魯迅從沒有明示或暗示過阿Q的原型是誰，他也決不會指明這“影”具體會是哪些人，因為那只是泛指。但即使是泛指，和描寫阿Q一樣，他的內心也是痛苦的。 總之，既然魯迅從沒有講過為什麼作《影的告別》，那當然也不會在作《我的失戀》的用意中，提到“別的用意”──如果有的話──的一個字。只是我們或許可以藉助魯迅對“失戀”的一般態度，來推斷他如何看待“從此翻臉不理我”的“影”的“告別”罷？ 由於魯迅自己對此事“三緘其口”，看來，究竟誰是“影”，誰是“人”，這個“官司”是永無了斷的希望了？ 然而，不！如果認真查考魯迅對“黑暗”與“光明”一貫的“言”與“行”，那對於我們每個人去相信什麼樣的判斷，總會有一點啟示和亮光。 如前所述，1924年10月，孫伏園為《我的失戀》一稿與“晨報”鬧翻了，儘管魯迅對文人間這樣處理此類“小糾葛”並不以為然，“但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這便是‘語絲’。”[7] 然而，一開始，自辦刊物的銷路並不好，先生自己承認：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壁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餘波，從我這裡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這同人刊物的“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此外，“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 因此，其結果可想而知，到了1927年10月，《語絲》和北新書局終於被“張大元帥”查封了。 而在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使在這些“民國以來最黑暗的”日子裡，魯迅依然沒有“沉默”，也沒有一點“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的意思。在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裡，他就接連寫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如此“討赤”》、《大衍發微》、《無花的薔薇之三》、《新的薔薇》，以及《再來一次》等十篇文章，控訴段褀瑞政府的“倒行逆施”，並戳穿“正人君子”們的無恥濫言。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從這些疾呼中，我們看到，魯迅在“黑暗”統治肆虐之時，哪裡如錢理群所杜撰的那樣，是“默默無言”和“坐以待斃”？他更沒有絲毫“我要騙人”或“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念頭。讀了這些文字，人們又怎麼能夠相信錢理群關於“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說法呢？ 1926年8月魯迅為惡勢力所迫，不得不離開北京，到廈門、廣州去教書，在那裡正趕上國民黨“清黨”，及“四·一二”事變屠殺。“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13]，那時國民黨在“清黨”，“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14]“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15]……畢竟，魯迅也是個人啊！ 因而，不可否認，這一時期的確是魯迅一生的低潮，他在廈門“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只寫了《故事新編》及《朝華夕拾》，為什麼？先生坦承道：“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16] 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環境的壓迫之外，恐怕還有那時先生自己的觀念也正在變化之中，如先生後來寫道：“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才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13] 這是魯迅自己對這句名言的解釋，我也認同李何林教授對它的解讀[17]。而錢理群“翻譯”出來卻是：“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 那麼，是誰在說誑呢？這隻有看事實了。 1927年2月16日和19日，魯迅在香港做了兩場演說：《無聲的中國》[18]及《老調子已經唱完》[19]，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革命時代的文學》[20]，12月26日又在暨南大學講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21]。在演講中，他鼓勵“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18] 即使在最恐怖的“四·一二”事變之後不久，1927年4月26日，魯迅仍為《野草》集寫下了感情激越的“題辭”，面對這黑暗的時代，他兩次宣告“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即使“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以至於國民黨政府書報檢查機關很快就把它刪除了。 魯迅“沉默”了嗎？他“默默無言”了嗎？他“嗚乎嗚乎”了嗎？沒有！ 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說明魯迅對於“光明”與“黑暗”、“吶喊”與“沉默”的鮮明態度的話，那我們再來看一段先生1926年8月赴閩前對女師大學生的講話[22]：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然而，對於這些“鐵骨錚錚”“擲地有聲”的文字話語，錢教授卻另有一番說法。 錢世故地質疑道：“到底魯迅他在想什麼，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魯迅自己曾說過：‘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非常麻煩。……魯迅說他是為三種人而寫作。一種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志士仁人們。一種是那些正在做着好夢的青年。他要為這些人吶喊助威鼓勁。第三種寫作對象非常特別，魯迅說，我是為我的敵人而寫作的。既然是為敵人寫作的，就不能把內心的痛苦說得太多，不能在敵人面前顯示痛苦。因此，他必須有所遮蔽。” 如果按今天社會上流行的諷刺話語來說，錢教授這意思就是：他為那三種人而寫作的話，都是說給“別人”聽的，只不過是要“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罷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裡話”，屬於“我要騙人”那一類“時時刻刻不得不說”的假話，不可置信。換句話說，“為他人寫作”，而不是出於內心真實的思想，就幾乎等同“偽善”二字。 對此“惡諡”，我們權且記下，以後再談。 然後，錢教授接着發揮道：“今天人們談論得最多、讀得最多的魯迅作品，譬如《吶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數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魯迅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那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一個作品。” 那好，我們就也來看看《野草》。 錢教授好像忘記了，就在這“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野草》中，魯迅不是也寫了《淡淡的血痕──記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又寫了《一覺》嗎？那個集子裡面還收有《秋夜》、《希望》、《死火》，以及《這樣的戰士》。 1924年秋，魯迅在寫《影的告別》的九天之前，剛剛寫就了《野草》的首篇《秋夜》。文章的作者，像“棗樹”那樣，“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睒着許多蠱惑的眼睛”，“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蔥地彎成弧形了”，並“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在《秋夜》文中，我們從哪裡看到作者有一點頹唐、厭世，消沉、喪氣的樣子？難道僅僅九天之後，魯迅就由“即刻旋高燈火”的鬥士，變為一個“無地彷徨”的影子，甘願“在黑暗裡沉沒”了？──這說不通啊！ 1925年的元旦，先生“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8]，他自問自答道：“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11] 此時距寫作《影的告別》也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如果說那時的“影”就是先生自己的話，那麼，現在他已經忘記自己當初“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的呻吟，反而開始“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了嗎？不知錢理群對此又作如何解釋？魯迅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嗎？ 四月下旬，先生還寫下了《死火》，在那“冰谷”中，他用自己的“溫熱”驚醒了幾乎被“凍滅”的“死火”，並要救他們逃出那裡去，縱然自己最終被“大石車”輪碾死亦所不恤，──“‘哈哈！你們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說，仿佛就願意這樣似的。” 顯然，處於逆境中的魯迅，仍然願意以死來搏擊那冰冷的“黑暗”，並堅信真火的“光明”會到來。這又哪裡是如錢教授所說的那樣：“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 1925年冬，在先生寫的《這樣的戰士》裡，作者不管敵人“對他一式點頭”，“但他舉起了投槍”；不管敵人“同聲立了誓來講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但他舉起了投槍”；不管“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但他舉起了投槍”；不管“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但他舉起了投槍”；不管“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不管“誰也不聞戰叫：太平，太平……”，“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這裡，我們看到的又是，多麼驕傲，多麼嫵媚的一個戰士的姿影呵！ 請教錢教授，魯迅在“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野草》中的這幾篇，與那些“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作品，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嗎？ 熟讀魯迅的錢教授不會不知道，魯迅曾說過： 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23] 他又說過，“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24] 因此，只有把所有這些歷史都綜合起來看，我們才不難分辨《影的告別》中，究竟誰是“人”，誰才是“影”？也就不難理解魯迅先生寫此文的深意了。否則，若是“眼光如豆”，甚至“故意抹殺作者的真相”，那就真是一個“文人浩劫”了。 最後，我要提到，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對《影的告別》的解讀“大同小異”，“大同”就是都把“影”看作是魯迅自己，“小異”則在於對“影”的自白之“穿鑿附會”，各有說雲。 然而，《影的告別》中，“影”有兩處呼叫“嗚乎嗚乎”，而魯迅文字中其它用到“嗚乎”的地方，語氣上多是一種嘲諷或哀嘆。如果說這是魯迅借“影”來表達內心世界的“自白”，無論“自白”些什麼，這種“自嘲”在語氣上都不符合其身份、性格與內容。 文中“嗚乎嗚乎”之語氣不合，這是所有“魯迅自白”說都不可迴避的一處“硬傷”。 國內研究魯迅的前輩，“魯迅博物館”首任館長，“魯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教授，也曾這樣試解過《影的告別》，不過他似乎並不滿意自己的解讀。李何林教授坦率地承認[17]，“我所體會的全篇大意就是如此，可能不對。在《野草》二十四篇(《題辭》也算在內)中，我覺得這一篇最難懂，《墓碣文》還在其次。” 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老實態度和謙卑學風，令人尊敬。 ──是以為商榷。 2020年2月初稿，2020年7月改寫。 http://www.azcolabs.com/ 引文出處： [1]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註：2020年4月初，《愛思想》網已刪除這篇，但可參見與它內容相同的《無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選自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 [2]小鷹，《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與錢理群教授商榷》，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456.html，2019年10月5日；或見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3]魯迅，《寫在 [4]魯迅，《對於 [5]邵荃麟，《魯迅的 [6]魯迅，《 [7]魯迅，《我和 [8]魯迅，《 [9]魯迅，《在酒樓上》，“彷徨”，1924年2月16日。 [10]魯迅，《孤獨者》，“彷徨”，1925年10月17日。 [11]魯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12]魯迅，《北京通信》，“華蓋集”，1925年5月8日夜。 [13]魯迅，《序言》，“三閒集”，1932年4月24日。 [14]魯迅，《答有恆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廣州清黨時，魯迅幾乎被人“證成”共產黨或“親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刊物上做過文章，其時報上也有魯迅“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等謠言“推波助瀾”。 [15]魯迅，《自傳》，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6]魯迅，《怎麼寫》，“三閒集”，1927年。 [17]李何林，《魯迅 [18]魯迅，《無聲的中國》，“三閒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19]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集外集拾遺”，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 [20]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而己集”，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21]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在暨南大學講演。 [22]培良，《記談話》，“華蓋集續編”，1926年8月22日。 [23]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18─19夜。 [24]魯迅，《序言》，“且介亭雜文”，1935年12月30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附錄》 《影的告別》 魯迅 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說出那些話——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 然而我終於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乾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 嗚乎嗚乎，倘若黃昏，黑夜自然會來沉沒我，否則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現是黎明。 朋友，時候近了。 我將向黑暗裡彷徨於無地。 你還想我的贈品。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但是，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於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占你的心地。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