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问答三》之三

小 鹰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提要：

·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

·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

·         “文革”反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甲：好，我同意你说的“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那毛泽东发动“文革”来反对“走资派”，又是不是正确的呢？毕竟“走资派”的称号也让许多人反感、痛恨，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与“吸血的资本家”、与“腐化堕落”等道德败坏的事联系起来，那到底该不该反“走资派”？共产党不就是要推翻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你为什么要说“文革”是反动的呢？

乙：“文革”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

甲：这怎么讲？

乙：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结果反倒是“封建主义”大复辟、“唯心主义”大泛滥。现在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失败以及后来的社会实践都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正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

甲：那你是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是来自马克思？

乙：是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前四个阶段的划分，看来大致是对的。按他所说，最后一个社会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人类将彻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实现的难度太大。

甲：难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经过像“从猿到人”那样的质变，现在丑陋的人类远不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体制，还不如说是对人类本身素质的一种要求。社会群体若没有这样的素质，这体制就不可能稳定。或者说，只有人类彻底摆脱了“罪的辖制”，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才得以进入。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先不多谈。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难，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她“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

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以前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但他为什么会这样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说话呢？

乙：因为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的结论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已有类似的表述。)

甲：那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蒸汽磨”的产生了？

乙：是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出现，破坏了只适合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大大解放了被“专制和特权”桎梏的“生产力”，为大工业社会生产提供了基础。

甲：难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们讲，“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乙：这“必然”二字道出了规律！

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生产力低下的封建专制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甲：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乙：那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著作(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甲：不具备“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

乙：一点不错！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同时，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又特别指出，“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

甲：那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

乙：正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就是中国“走资派”的鼻祖。所以马克思嘲笑“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

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以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赤脚医生”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

甲：是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到，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乙：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他这样描绘道：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甲：这些话真说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谓是“一针见血”！

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饱尝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乙：对！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而恩格斯也说过：“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尽管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

甲：严格来讲，你以上所说的，只是马、恩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後，发见的所谓“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想要发展，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妄图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水准，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

然而，这些理论本身有没有被实践检验过呢？

乙：这个规律，可以说，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及南韩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强行要搞“社会主义”而无不遭到惨败。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从当时俄国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他指出“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列宁1905年在《两个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囈。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说来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甲：这些话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讲得十分清楚，可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昏了头！

乙：一点不错。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11]，“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政变，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列宁去世以前也被迫地搞过一些“新经济政策”设法弥补转弯，但他没有能来得及展开。

甲：显然，这是列宁的极大的错误，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甲：记得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建国前夕，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你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呢？

乙：“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中国的现实需要，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繁荣。

甲：那除了这党的共识之外，刘少奇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说法呢？

乙：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建国初期，刘少奇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甚至讲资本家“剥削有功”，他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文革中许多人“断章取义”，便愤愤然，以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后，还有“才子”没有走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思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道理，还在以此贬损刘少奇是“自作孽，不可活”，连1945年的认识水准都没有，却有一副比毛更恨“走资派”的样子，真够可以的！

甲：应当说，共产党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可是，后来呢？

乙：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因此，我赞成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你愿意相信谁？是胡耀邦，还是评论区里那些山寨“政治局委员”们不着边际的点评？

甲：你这样说，是勾勒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权贵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乙：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装作搞“资本主义”的样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乙：对！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而邓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没有放弃“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在内的完整与规范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所以，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应当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待续之四：结语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