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問答三》之三

小 鷹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說明“文革”的實質是建國後17年來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同時批評了楊繼繩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論，最後論述“文革”為什麼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以及“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文革”反動了什麼？

提要：

·         歷史發展的規律是“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

·         “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這些條件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 (馬克思)

·         “文革”反動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甲：好，我同意你說的“文革”不是一場“反官僚”的運動。那毛澤東發動“文革”來反對“走資派”，又是不是正確的呢？畢竟“走資派”的稱號也讓許多人反感、痛恨，人們很自然地把他們與“吸血的資本家”、與“腐化墮落”等道德敗壞的事聯繫起來，那到底該不該反“走資派”？共產黨不就是要推翻這“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嗎？你為什麼要說“文革”是反動的呢？

乙：“文革”這個運動以“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宗旨，這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它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也違反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因此註定要失敗。

甲：這怎麼講？

乙：簡單地說吧，中國不曾有過像樣的“資本主義”，“復辟”二字又從何談起？毛式“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實踐就使我國人文和經濟都陷於僵死的絕境，結果反倒是“封建主義”大復辟、“唯心主義”大泛濫。現在我們都知道，“文革”的失敗以及後來的社會實踐都已證明，毛式“社會主義”行不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人類文明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而這正是馬克思的一貫主張。

甲：那你是說，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是來自馬克思？

乙：是的。在像中國這樣的封建專制的國家裡，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有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前四個階段的劃分，看來大致是對的。按他所說，最後一個社會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那時人類將徹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這是個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實現的難度太大。

甲：難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經過像“從猿到人”那樣的質變，現在醜陋的人類遠不配生活在那樣的社會裡。“共產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社會體制，還不如說是對人類本身素質的一種要求。社會群體若沒有這樣的素質，這體制就不可能穩定。或者說，只有人類徹底擺脫了“罪的轄制”，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後，才得以進入。這是後話，我們今天先不多談。

甲：那麼，人類是否可以越過“資本主義”階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難，從“封建社會”直奔“共產主義”呢？即使它很遙遠。

乙：馬克思認為不可以。

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那麼，當時的歐洲是個什麼樣子呢？應當說，各國社會體製發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國、英國和德國可能如同我國的三個大省那麼大吧？一邊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50年之久，海峽對岸英國的工業革命還要更早，約有100年了，而另一邊德國的反封建運動才剛剛開始。共產主義的幽靈沒有國界，她“不脛而走”，在各國思想界中遊蕩傳播。但是，馬、恩明確地認為，那時的德國完全沒有條件去批判資本主義，不能照搬法國的社會主義文獻，立刻去搞什麼“社會主義”。

正相反，馬克思告誡共產黨：在那些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國度里，要鼓勵資本主義發展，不僅在經濟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發展。也就是說，要搞自由主義，要搞代議制國家，要搞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以徹底破除封建的“專制和特權”。

甲：哦？我以前只知道馬克思一味反對“資本主義”，想不到他還有這樣的見解！但他為什麼會這樣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說話呢？

乙：因為馬克思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法則來考察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他的結論是：“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在《哲學的貧困》，1847，中已有類似的表述。)

甲：那也就是說，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主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蒸汽磨”的產生了？

乙：是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等口號，就是對封建專制的等級制度和奴隸主義的挑戰。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出現，破壞了只適合落後的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大大解放了被“專制和特權”桎梏的“生產力”，為大工業社會生產提供了基礎。

甲：難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封建主們講，“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

乙：這“必然”二字道出了規律！

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歷史功績，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人類文明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而這，也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所有封建社會國家開過的一個“藥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經濟上先搞“資本主義”，徹底破除封建社會的“專制和特權”，禁忌是：在這些生產力低下的封建專制國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麼“社會主義革命”，那只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後，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納生產力的地步，才應考慮的事。在這一點上，他們的頭腦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這些都是《共產黨宣言》裡講得很明白的話，奇怪卻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後人反倒是信了那騙子“創造性發展了的”什麼“高峰和頂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過從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嘗試都失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分析過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們，就是如此。馬、恩寫道：“無產階級在普遍激動的時代，在推翻封建社會的時期直接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最初嘗試，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本身還不夠發展，由於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還沒有具備，這些條件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隨着這些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這種文獻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

甲：馬、恩這裡所說的“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指的是什麼呢？

乙：那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而這三個前提在封建社會裡還正是尚待爭取的。馬克思曾明確地指出：“在這種著作(指法國的社會主義文獻)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甲：不具備“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這就是所有企圖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步法”失敗的原因？

乙：一點不錯！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明確地寫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生，不但是“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同時，針對那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德國，馬克思又特別指出，“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着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德國人將“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即：苦於保障“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不完善。

甲：那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19世紀中葉封建落後的德國，還遠輪不到出現以“無產階級”為首的社會，更不用說1949年的中國了？

乙：正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就是中國“走資派”的鼻祖。所以馬克思嘲笑“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說：“社會的活動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活動來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要由幻想的條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逐步組織成為階級要由他們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來代替。在他們看來，今後的世界歷史不過是宣傳和實施他們的社會計劃。”

甲：對了，歷史上的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如此，“他們還總是夢想用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空想，創辦單個的法倫斯泰爾，建立國內移民區，創立小伊加利亞，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為了建造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就不得不呼籲資產階級發善心和慷慨解囊。”

但毛澤東和他們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權，他是否就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呢？

乙：還是不行！毛澤東等人以為自己掌握了政權，就可以不顧“物質條件”，任憑主觀意志和強權來實現他的那些社會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觀唯心主義大規模地付諸社會實踐，不斷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幹校”、“革命委員會”，以及“上山下鄉”、“插隊落戶”、“赤腳醫生”等由他“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要以他發明製造的種種“階級鬥爭”來代替人類的“社會的活動”，強迫人民生活在他那“烏托邦”模式的社會中，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給我國的政治經濟和人文思想帶來的損害是空前的。

甲：是的，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預見到，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毛澤東自詡的這一套毛式“社會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歐洲“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一樣，都是些“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的垃圾，因而“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

乙：其實，早在寫作《共產黨宣言》之前，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過這種“粗陋的共產主義”(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譯是“湯匙的共產主義”或“暴食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還用“兵營式共產主義”(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詞，諷刺過俄國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及政治恐怖主義分子主張的那種醜陋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強制集體主義(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謂“共產主義”，他這樣描繪道：

何等美麗的“兵營式共產主義”模式啊！這裡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務官員和政府機關管理着教育、生產、消費，一句話，所有的社會活動，同時，又給我們各種匿名的和不為公眾所知的委員會授以最高導師的榮耀。這真是最純粹的“反獨裁主義”。

甲：這些話真說到了毛式“社會主義”的本質，可謂是“一針見血”！

事實就是這樣，由“空想的社會主義”與“封建的社會主義”混成的毛式“社會主義”是一種更加兇惡、更加反動的“社會主義”，它在中國近卅年的實踐使百姓飽嘗其苦，使國家深受其害。

乙：對！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是一個“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而恩格斯也說過：“要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來解決只是處在高得多的發展階段的社會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

儘管毛澤東“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和他的權術，“狂熱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會科學的奇功異效”，但客觀規律是違反不得的，歷史證明他同樣遭到了慘敗。

甲：嚴格來講，你以上所說的，只是馬、恩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發見的所謂“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處於落後的小農經濟的封建專制社會國家，想要發展，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妄圖超越自身生產關係的政治和經濟水準，直接去搞什麼“社會主義社會”，是註定要失敗的。

然而，這些理論本身有沒有被實踐檢驗過呢？

乙：這個規律，可以說，已為人類歷史的正面和負面的經驗所證實。正面的經驗，除了西歐和北美之外，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以及南韓的興旺富強，也都是些極好的例子。而負面的經驗則包括1949年以後的中國，以及在同樣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俄國、東歐、北朝鮮、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後地區在內，那裡的政府強行要搞“社會主義”而無不遭到慘敗。

甲：問題是俄國和中國當時又是處於社會發展的哪一個階段？

乙：列寧的頭腦一度是清楚的，他從當時俄國經營農業的人口約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這一點，認識到俄國資本主義的落後性質。他指出“俄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的、中世紀式的、丟人地落後的亞洲國家。”因此，列寧1905年在《兩個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他寫道：

“馬克思主義絕對相信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那些對俄國說來是勢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來說，不僅不會摧毀資本主義，不僅不會摧毀資產階級的統治，反而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為可能。

……

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像俄國這樣一些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資本主義的最廣泛、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同工人階級有絕對的利害關係。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自由和迅速地發展的舊時代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

……

除了資產階級自由和資產階級進步的道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無產階級和農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甲：這些話把馬克思主義關於俄國革命的性質，講得十分清楚，可是“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就昏了頭！

乙：一點不錯。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11]，“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列寧就發動政變，來了一個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業收歸國有。那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而且並沒有‘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更談不上‘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就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列寧去世以前也被迫地搞過一些“新經濟政策”設法彌補轉彎，但他沒有能來得及展開。

甲：顯然，這是列寧的極大的錯誤，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那中國呢？

乙：1949年中國工業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還要落後，當時在社會和經濟上更需要發展的，恰恰是像劉少奇主張的那種“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資本主義”。當然，這“絕對有利”是從突破封建主義對於生產力的桎梏，以及蕩滌封建主義文化影響的方面來談的。這也是當時黨內高層達成的共識。

甲：這你有什麼根據？

乙：關於這一點，1945年“七大”時的中共頭腦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資本主義“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

甲：記得正是基於這種共識，建國前夕，共產黨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一致決定在民族獨立的平台上，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你能不能簡單概括一下，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呢？

乙：“新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這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她合乎中國的現實需要，合乎歷史的發展規律，能給中國帶來光明和繁榮。

甲：那除了這黨的共識之外，劉少奇有沒有自己明確的說法呢？

乙：劉少奇的“走資派”主張是一貫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中就說過，“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今天看來，他的思想非常“高瞻遠矚”！

建國初期，劉少奇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業化”，他主張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甚至講資本家“剝削有功”，他講的其實也正是這個道理。文革中許多人“斷章取義”，便憤憤然，以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後，還有“才子”沒有走出毛式“社會主義”的思維，怎麼也想不明白這道理，還在以此貶損劉少奇是“自作孽，不可活”，連1945年的認識水準都沒有，卻有一副比毛更恨“走資派”的樣子，真夠可以的！

甲：應當說，共產黨的這個“新民主主義”綱領符合中國的實際情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受到各階層人民和眾多民主黨派的歡迎和支持。可是，後來呢？

乙：建國之後，劉少奇堅持“七大”時確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綱領，而毛澤東卻背叛了共產黨對人民的承諾，更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妄想“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劉與毛較量了幾個回合，最終被毛煽動紅衛兵和造反派起來，以文武“暴力”把這個“走資派”打倒了。這就是建國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來龍去脈”。

因此，我贊成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所總結的：“毛澤東晚年錯誤始於1953年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1957年後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體系。”

現在的問題是，你願意相信誰？是胡耀邦，還是評論區里那些山寨“政治局委員”們不着邊際的點評？

甲：你這樣說，是勾勒了一個歷史發展的大框架。封建社會的中國可能的確是需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但後卅年來搞的“權貴資本主義”，縱容權貴們官商勾結，對國有企業、全民財產恣意盜竊，瓜分變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各種社會問題，並造成對自然資源盲目的掠取和對自然環境的任意破壞。現在人人痛恨它的殘酷和不公，這種“資本主義”又有什麼好的？

乙：你說得不錯。因為中國現在只是在經濟上裝作搞“資本主義”的樣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堅持封建主義的“專制和特權”，沒有司法獨立等“法制規範化”，沒有輿論民主和新聞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資本主義”、“惡”的“資本主義”。這樣搞下去，又把“實驗”條件搞錯了，結果很可能反而會應了馬、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幸予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謂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不僅是要搞“自由經濟”，主要還是指破除“專制和特權”，建立一個“法制和法權”的民主社會？

乙：對！毛式“社會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粗俗理解，而鄧式的“權貴資本主義”又是對“資本主義”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沒有放棄“專制和特權”，故皆不可取。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的，在封建專制社會國家裡，“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資本主義”，是那種具備以下三要素在內的完整與規範的資本主義，即：她不但包括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競爭”，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議制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法”，更包括對體制監察的“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及“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這三個要素便是否定“封建專制社會”的一種新型“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內容。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

所以，中國要搞“資本主義”，就應當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現代的、規範化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為馬、恩痛斥過的“封建的社會主義”的變種──“權貴資本主義”。這裡的規範化便是指：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對政府和資本運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規章條例加以制約，包括司法獨立、輿論自由、運作透明和公眾監督等規矩，以及對金融和資本的必要節制手段。

待續之四：結語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