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貧農”在《毛澤東到底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中寫道：

小鷹先生說：【文革是建國17年來“兩條路線”與“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實際上，文革之前從來沒有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只有毛澤東的一個司令部和他的一條路線。劉少奇對毛向來都是言聽計從，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積極擁護的，也從來沒有表示過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在大饑荒的問題上劉少奇才惶恐不安，說了幾句良心話，不料惹惱了毛澤東，成了毛的心頭大患。

首先，我要闡明的是：在這世界上，要說“從來沒有”什麼，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必須對所有可能的疑例或反例一一作出令人信服的具體解釋或否證，例如，對眾多“不明飛行物”(UFO)的記錄，或者，從更高的原理上，普遍地證明其存在的“不可能性”，例如，對各類“永動機”的構想方案。

再例如，正、負電荷可以分別單獨存在，但南、北磁極歷來總是成對同時出現。儘管如此，物理學界無人敢宣稱“絕無”磁單極子，因為至今還沒有找到可靠的“原理”，來排除它的“存在”。

而未來只要找到一例“磁單極子”，就可證明其“有”。

同樣，在《516通知》中，人們也只需指出一處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字樣，便可證偽“老貧農”如下“沒有”的宣稱及其“可見”的結論：

“在《516通知》中，通篇沒有一句話提到‘官僚集團’或‘走資派’，可見毛澤東發動文革根本就沒考慮什麼‘官僚集團’和‘走資派’的問題。”

因此，在學術界，這不是不需做任何論證，只要隨意簡單地重複幾百次“沒有”什麼，或一味宣稱“就是”什麼，就可以成為“真理”的事。

好，有此共識之後，我們才可以言歸正傳，討論學術。

與戳穿一個低級謊言不同，要想說明建國後黨內一直存在嚴重的“路線鬥爭”，那不是只要羅列一些政策爭議事實就可以完成的事。我們還必須闡明這些重大爭議的深刻性質，揭示導致這些對立背後的兩種思想體系，並追溯其歷史存在的淵源一貫性與普遍性。

以下，我先以建國初期的兩件事來具體批駁“老貧農”關於“文革之前從來沒有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說法。

抗戰勝利之後，共產黨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一致決定在民族獨立的平台上，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建國初期，在中國要走什麼道路的這一問題上，劉少奇是十分清醒的。

第一件事是：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的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這末一句評語，深刻地點到了毛式“社會主義”的要害，彰顯出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功力。顯然，劉少奇並不害怕農村中這種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也不否定生產資料的“私有基礎”。

第二件事是：兩天之後，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馬列學院為一期學員講課，內容提綱就是《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其中他更勾畫了一幅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步驟和藍圖。

劉少奇認為首先要長期保持“五種經濟並存”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即，除了國營經濟“會發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會要發展”，“個體經濟也會發展”，“合作社經濟也會迅速地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會要增加”。劉少奇估計，這個過程大約是十到二十年的時間。

此後才是，“第一步實行工業國有化。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這是一種嚴重步驟，不能輕率採取。性質是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要影響小資本家和小有產者富農、以至中農。”

“再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地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中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但同時“應有時間給中農去動搖和考慮(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體化的時間在一片地區可能延長几年，才能達到絕大部分農民的集體化，剩下少數個體農民也讓他單幹。”

在劉少奇看來，“進入社會主義，主要的是這兩個步驟”，這兩個步驟還要一先一後，即先實現工業國有化，而後再實現農業集體化。農業的集體化依賴於工業國有化。這是因為“離開城市工人階級、強大國有工業，不能有農業集體化。單純倚靠農民來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幻想。”

劉少奇的這些主張，顯然是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尖銳對立。劉在這裡提出了自己的一個明確的建國綱領和具體可行的步驟，它不但合乎中國作為長期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的實際情形和需要，也合乎馬克思指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參見：小鷹，《看看馬克思還講了些什麼？》，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

讀者不難想象，如果當年真的能按劉的這一套綱領實施，我國的“經濟起飛”恐怕會比“亞洲四小龍”要來得更早。

然而，在毛澤東看來，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又是什麼？可見，毛日後給劉戴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帽子，並非是“空穴來風”。

因此，毛澤東當即就嚴厲地批評了劉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講話；同時立刻下令全國，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開始大規模地推行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運動，全面展開了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步法”躍進。

以上的“批示”和“講課”這兩件事，是被很多所謂“文革專家”，包括楊繼繩在其《文革史》中，故意忽略不提，而我很看重的毛、劉間“基本分歧”所在，它們對於認識日後毛、劉路線鬥爭，具有“提綱挈領”的指導意義。

請注意，我在《“文革”問答三》(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劉少奇是“官僚”，還是“走資派”？》(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以及三年前在《答穆白碩》(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Mu.html)一文中，專門指出了文革中盡人皆知、耳熟能詳的前兩件事，楊繼繩和“老貧農”等各位“文革專家”歷來都裝做沒看見，或者“硬着頭皮頂住”，同時，他們不但自己緘口不提，也不想讓人知道。

其次，為了進一步理解劉少奇建國後一貫主張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下面我再補充劉少奇1949年5月19日在北京幹部會議上有關資本家“剝削有功”的一些講話內容。

1949年初，劉少奇到天津檢查工作，找了一些資本家來談話，發現那裡城市工作的主要傾向是“左”傾，就是“立即消滅資產階級”。回到北京之後，他在北京幹部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要糾正共產黨內這類“左”的傾向。

以下摘要引用該講話中的一些內容。

關於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我們黨是有路線的，而且我們黨的路線是很明確的。在二中全會的決定上講：城市工作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實現這個任務的路線就是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和我們站在一道來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這個路線是很清楚的。

至於講(資本家)剝削是不是罪惡，我說不是。這個剝削不只是沒有罪，而且有功。資本主義剝削現在是有功勞的，剝削範圍越擴大一點，多剝削一點工人，這還是有功的。……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生產落後，今天不是私人資本主義工廠太多，而是太少。現在不只是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擴大。擴大私人資本主義工廠，就是擴大剝削範圍，而這個擴大是有好處的，對工人有利的。

中國在今天，允許資本主義的剝削存在，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他的進步性。……資產階級在青年時代是有進步性的，它對生產力的提高是有功績的。共產黨，馬克思從來不否認資產階級在青年時代的這種歷史功績。你們把工廠建立起來，用全力把工廠管好，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你們是有功勞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產生才不過一百年，把社會的生產力提到最高度。這一百年來生產力的發展，比以前社會歷史發展總合還高。今天在中國正是資本家建立功績的時候，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夠發展。

但是我們把馬列主義的組合改了一些，馬克思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和平轉變的。但我們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可以和平轉變。……和平轉變到底是怎樣個轉變好？要多少時間？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後的事，現在很難具體講，不過時間總會很長不會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個時候一定要具體地講。

是不是我們在歷史上搞掉過(資本家)呢？大革命時代在漢口搞掉過，以後在中央蘇區搞掉過，在太行山、五台山也搞掉過。我告訴天津的同志，那是路線上的錯誤。他們一聽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就注意了。如果不提是路線上的錯誤，不去管，讓其發展下去，不要兩個月就會把資本家搞掉。

他們(資本家)是社會上的一個很大的生產力，這個生產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沒有他們還不行。而且生產的發展對社會有利，如果破壞了，對我們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不利，相反地還會減低城市的生產，與我們的基本方針不合。

問題是這樣，今天是保留資產階級，不是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立即消滅資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的路線，是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傾向，是錯誤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

顯然，建國初期，劉少奇已很清醒地把與毛的分歧提到路線的高度上來認識了。

此後，1951年2月28日劉少奇在北京市人大會上講：“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和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1951年3月在黨的組織工作會議上，他又明確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口號。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幾乎與劉少奇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1951年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1953年又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僱工，並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經濟成長相當突出，私人企業已達十一萬五千多家。雖其生活水準終究無法真正趨近於西歐的水平，但是顯然超過其他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

後來鐵托也被毛澤東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注]政策後有眼可見的成效之外，鐵托的成功實踐可以說是劉少奇“走資派”路線有效的一個“旁證”。

事實上，鐵托做了劉少奇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

[注]：“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這也就是土改以後劉少奇主張在中國農村實施的經濟綱領。

而劉少奇在“北京幹部會議”上提到社會制度的“和平轉變”，與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講的“和平過渡”，則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便可知，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圍繞馬克思指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爭議，共運中就先後成立過三個“共產國際”。而二戰後，從劉少奇到鐵托、到赫魯曉夫，則代表了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它試圖探索或謀求以非對抗性方式，按照客觀的經濟運動規律來發展人類社會。再後來的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戈巴喬夫等，也都是如此。

但是，按照“老貧農”的書呆式推斷法，既然劉少奇和鐵托都是共產黨，而“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那根據他受到過的毛“語錄”教導和腦殼裡的“想定”，這樣“不夠規範”和“不合標準”的“共產黨人”──劉少奇和鐵托等──完全不應存在。

不過，可惜，“劉少奇”和“鐵托”的確是個客觀存在，只是你得從“毛坑”里爬出來，重新認識和理解。

他們的主張，不但合乎作為長期小農經濟的封建社會的實際情形和需要，也合乎馬克思指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

也正是在道路上的這種觀念上的根本分歧，導致了建國後中共黨內嚴重的“兩條路線鬥爭”。

問題是，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有這些言論和主張，他算不算是個“混入黨內”、“竊取高位”的“修正主義者”或“走資派”？或“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毛和劉在建國觀念上如此不同，他們能夠長期共存嗎？

劉在1951年就講，毛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路線是“錯誤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而“文革”中，毛不是把反“走資派”更提到“國共兩黨鬥爭繼續”的高度上來了嗎？

無論你現在怎樣評論劉的這些主張──“好，還是不好？”“對，還是不對？”──至少它們都不是些“無足輕重”的議題，而是些有關建國道路和方向的重大“路線問題”，是不是？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共“兩報一刊”連續發布“九評”文章以來，伯恩斯坦、考茨基、鐵托、赫魯曉夫、陶里亞蒂……等名字等同於“修正主義”、“叛徒”，在中國已是臭不可聞。許多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至今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水平還是停留在毛的那句話──“造反有理”，並在此“毛坑”里，彼此打來打去。

而對於像是如下的一些問題：

馬克思為何要痛斥力主批判資產階級的“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他為什麼講“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

他又是在對誰講這些革命前提，要他們先把“法國的生活條件”搬過來？

究竟誰才是馬克思學說的“修正主義”和“叛徒”？

反倒幾乎無人關心和願意追究了。

因此，先拋開“馬克思”不談，現在有必要再問一句，如果我們自己回到五十年代初期，面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平心而論，你會選擇贊成誰？毛路線，還是劉路線？或者，統統反對？又為什麼？在七十年代末期，甚至現在，又有誰會理解劉的那些思想，並有膽略，敢在黨內公開提出類似的見解？

我現在只是想再提請注意一下，希望某些人這次能夠正視這些“因為不合己見而令其不快”的史實，並有所反應了。

上面提到，建國伊始在道路問題上就存在着的重大分歧，它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基本線索來認識日後“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

正如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總結的那樣：

“毛澤東晚年錯誤始於1953年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1957年後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體系。”

我相信，胡耀邦的這一句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文革，這場歷史衝突的性質，正是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三章里早已指明過的那樣，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混成的、更加反動和兇惡的毛式“社會主義”，以最“革命”的言辭和最野蠻的手段，瘋狂地阻撓打壓新興活潑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訴求與發展。文革決不是個別簡單的“政策層面的差異”，更不是什麼“個人恩怨”所致，或者只是毛澤東的一項“面子工程”。(參見：小鷹，《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之附錄二：《共產黨宣言》是怎樣批判毛澤東的？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至於從建國初期到文革之前，黨內“兩條路線”與“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又是如何發展的事實，我們下次再談。

寫於202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