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貧農”最近在《毛澤東到底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中宣稱：

 “文革之前從來沒有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

而十年前，文革學者胡平就在《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寫道：

    “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

 “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沒有根據的。”

見《華夏文摘增刊》第1067期。

從“為什麼？”到“到底為什麼？”，問了十年，還是在原地搖頭踏步。

前文(《再駁“文革不是反‘走資派’”說》，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Mu_7.html)已以事實顯明：建國一開始，毛劉之間，在建國道路問題上，就存在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註定了文革前的十多年是個黨內兩派“你來我往”、“明爭暗鬥”的局面。

此後就有：

1955年劉少奇支持鄧子恢砍掉卅萬個合作社，被毛罵為“小腳女人”。

1956年“八大”時，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強調，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否認了毛一貫熱衷的“階級鬥爭”理論。而在新黨章中也略去了“毛澤東思想”，他不贊成對毛搞個人迷信。

同年，劉少奇又支持周恩來等在經濟工作上“反急躁冒進”的主張，後來被毛多次痛罵為反對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反對“大躍進”。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紅旗”大敗之時，劉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的農村經濟政策，這也就是土改以後，他主張在中國農村實施的經濟綱領。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而劉則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資刺激”措施；許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劉與毛唱反調，實際上是主張實行“市場經濟”，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路線。

[注]：文中的縮寫“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

自60年代初起，毛澤東已察覺到，黨內國內總有一批人事事與他“格格不入”或“陽奉陰違”，處處與他“大唱反調”或“虛與委蛇”。

例如，當時國內思想界已逐漸形成一條所謂的“文藝黑線”，它提倡深入揭示社會矛盾又寬鬆自由的文藝政策，還公開推崇“人道主義”和“人性論”，文革中被歸納上綱為“黑八論”^[注]；又有一條“經濟黑線”主張“價值規律”、“商品經濟”和“利潤掛帥”；哲學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軍事上搞“軍銜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為“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們“平反翻案”，還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連中共中央書記處搞的“二月提綱”也鼓吹“資產階級”的口號：“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護“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縮寫“黑八論”即：“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離經叛道”論；“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脫帽加冕”是指為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

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一整套“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劉少奇麾下有一龐大的幹部隊伍和一大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組織部”、“外交部”，“中聯部”，國務院及各部委，黨校和社科院，報刊出版等輿論機構，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門。

1965年毛澤東要批吳晗的京劇《海瑞罷官》，實際上是要批他所謂的“翻案風”，即劉派要為他痛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彭德懷們甄別翻案。但毛在北京硬是推不動，別人就是不聽他的指揮。按毛的話來講，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陸定一的中宣部是“閻王殿”，文化部又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各種文藝家協會是“裴多菲俱樂部”，人民日報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等等。所有那些地方的老傢伙，那時根本就不把江青放在眼裡，統統對之敷衍推託了事，結果她也只好到上海去找“另一撥人”秘密地搞。

總而言之，按毛的話來說，那時就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毛澤東真成了勢單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而在所有這些事情的背後，人們都可以看到有劉少奇的身影。

特別是在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更是挺身而出，當着與會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直接點出了毛澤東的錯誤。

更要命的是，劉少奇還企圖否定毛的“三面紅旗”，他說“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樣的新事物，需要經過反覆實踐來證明到底是不是正確的。……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在大饑荒年代，劉少奇有一句名言是直接對毛說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

至於有人說：劉少奇等作為“當權派”，並沒有發過“政令”，這就很奇怪了。

眾所周知，60年代初，毛澤東“退居二線”，劉派開始在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推行一系列自己的政策。

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召開有關文藝工作的“新僑會議”，周恩來出席並作了講話，隨後制定了“文藝八條”。它發布後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歡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傳下去。

不久，在蔣南翔和聶榮臻的主持下，高教部和中國科學院也分別發布了“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等寬鬆的方針政策，主張要“正確劃分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不許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以及“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並推行“因材施教”，“業務掛帥”，在全國錄取了許多“出身不好但成績優秀”的考生，與毛的“階級路線”及“教育方針”大唱反調。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立即主持召開了史稱“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部署了一系列糾左的經濟措施，具體地大幅度向“右”調整了毛澤東的各項政策，這也就是他說的“要退夠”的意思。

1962年3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宣布給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4月27日中央又發布“甄別工作”通知，要加速為“反右傾”等運動中受牽連的人“甄別平反”。

所有劉派在黨內下達過的這些“政令”、“條規”，都有着與毛派主張完全不同精神，在文革中，又都被當作“修正主義”大毒草來狠批。

而“文藝界”更是個敏感地帶，往往“自由主義”總是在那裡“先聲奪人”。

在1962年8月曆時兩周的《大連會議》上，談的是農村題材的“文藝創作”問題，但在整個會議的過程，主持人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卻沒有引用過一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非但不引，邵更公開與“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毛方針大唱反調，主張文藝作品要“暴露現實的真實關係”，要描寫“處於現實矛盾中間的人物。”

即使是在毛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後，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於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又是這個主張“現實主義深化”及“寫‘中間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揚等人的支持之下，堅持周恩來在“題材問題”上的文藝方針，與來自上海秉承柯慶施“大寫十三年”頌聖旨意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展開了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在那個年代，黨內分管文教的高級幹部，敢於“獨立思考”，並不把“毛語錄”奉為圭臬，這是今人很難以想象的事。但實際上，那時黨內就是有這樣的幹部。

六十年代有關“文藝問題”的路線鬥爭還遠不止這些，可以說，它們只是後來“文化大革命”毛、劉兩派決戰的前哨戰。

到了文革決戰前夕，上層這類不同政令的“暗中較勁”變得更加公開化和白熱化了。

例如，“四清”時劉少奇根本就反對有“走資派”一說，64年底他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向全國印發了個指導文件“社教17條”，重點要查處幹部經濟上“四不清”的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劉四清)。而極具戲劇性的一幕是，未被受邀與會的毛，當時就拿着黨章和憲法來闖會場，堅持要整“走資派”。

65年1月毛澤東立即用他的23條否了劉的17條，把“四清”改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毛四清)，明確提出重點是要整“黨內的‘走資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氣地寫道：

“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書面文字寫得這麼絕，竟連一點面子都不留，這在黨內是少有的，可見會上吵成了什麼樣子！毛這是“將白手套擲地”，要公開與劉“決鬥”的表示。這正如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毛、劉二人在“四清”問題上，為何如此“水火不相容”？

毛“四清”與劉“四清”的區別和鬥爭是很明顯的。

劉“四清”清查的是基層官員的貪腐問題，在經濟上還幹了點惠民利國、大得人心的實在事。但在毛看來，若按劉的這個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紅旗”將不復存在，即要發生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

而毛“四清”，又稱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則是要在全國上下，名為“清理階級隊伍”，實為拉幫結派，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打擊消滅異己的“走資派”，維護其毛式“社會主義”路線的統治。(詳見：小鷹，《官民矛盾·劉“四清”與毛“四清”·文化革命》，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按照同樣的理念，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劉派搞的保護“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二月提綱”。“通知”中明確地說，劉派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強調“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話說到這份上，可謂是“圖窮匕首見”了！

而八月八日發布的“文革16條”，更再次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些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歷史，文革時都是“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事，真不曉得，現在說“黨內沒有兩個司令部，沒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人，說“文革不是反‘走資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這些鬥爭歷史？

當年緊跟毛去打倒“走資派”的某些“紅衛兵”與“造反派”，現在尤其喜歡這麼說，即：文革就是一場無目的的“權力之爭”，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魯曉夫”鞭屍，其它都是託詞。

例如，史家高華就認為，毛搞文革，是因為劉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禮”，大有“逼宮”之勢，劉觸犯了“黨的潛規則”，結果“禍從口出”，使毛“由驚生恨”，“當毛澤東看到劉少奇積累的威望和影響力在1964年有相當發展時，毛就決定要廢黜劉少奇，什麼‘形左實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等等均是飾詞。”

這種否認政治內涵的單純“爭權”說，不過是一種市井“心理猜測”，經不起分析。它會面臨一個問題要回答，就是：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只是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他的權力，或“為了面子”，他要掩蓋自己的錯誤，那在1969年11月24日劉已被整死之後，劉派官員已“潰不成軍”，毛在全國的威望和權力已達到極點，無人可以再威脅挑戰他了，毛為什麼還要說：以後要“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呢？那時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誰呢？他自己還有幾年可活，為什麼要關心身後每七、八年的事？

而且，在拿掉了劉派之後，為什麼文革還不收兵？還在到處“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毛為什麼還要大搞“教育革命”，“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五七幹校”，讓全國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不得消停達七年之久？

所有這些都不是“飾詞”兩字可以說得通的。只用毛一個人在“疑神疑鬼”、“發神經病”，來解釋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實在是太牽強附會了！

與之相反，我想，所有這些正說明毛澤東是個有“宏圖大志”的帝王，他發動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後繼續實施毛式“社會主義”之政道路上的障礙──黨內走資派及其社會基礎。

所以，“清君側”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權力是實施理念的工具，專權是為了役政。

問題是，在封建落後的中國，毛式“社會主義”路線既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和需要，也反動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

這是許多人沒有看到或不能理解的地方。

而主張“飾詞”說的那些才子、論客，不少就是當年的“紅衛兵”或“造反派”，他們年紀輕輕，就滿腦袋“君臣父子”的封建禮教觀念，站在毛的一邊，嘲笑劉連“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規矩都不懂，痛罵他“犯上”是“自作孽，不可活”……，對劉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談吐尖酸俗氣得很，以示比毛更恨“走資派”一些，以及自己的“識相、知趣與諂媚”。

這些人恐怕是廉價的“武俠恩仇記”或“宮廷格鬥劇”看多了，只知道“市井匪類”、“婦姑勃谿”之類的俗事。他們從中“耳濡目染”得來的那點文化知識和思維方式，讓他們只會“津津樂道”於表面的“爭權”情節及猜測“恩怨”心理，不去看或看不懂現實背後的“政治”實質。

現在，這些“不做區分、打倒一切”的“左老冒”又“大義”指斥“毛不好、劉更壞”。他們以為自己很超然、很前衛，實際上，見識很膚淺、境界很庸俗，結果是把毛“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或者，是有意換一種法子來淡化、遮掩，甚至袒護毛和毛路線的“反動”之處。把毛頑固推行其“社會主義”道路的行為，從政治上的“反動”，降格歸結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缺陷”問題。

“飾詞”說，其實是在為毛而“飾”，也為自己在文革中“誓死追隨”毛路線倒劉的“不光彩”而“飾”。

高華等人否認17年來任何政治路線上的鬥爭，把所有文革的基本歷史事實都用一句“飾詞”就輕鬆地打發了，這實在不是搞史學的嚴謹態度。

如果有人把毛劉之間的鬥爭低看為“婆媳爭鬥”、“家長里短”、“狗咬狗”，自以為是“立場堅定鬥志強”，其實，那只是把他們自己的思想降低到這一水準去了。

我在前一篇中，已經提到：劉在1951年就講，毛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路線是“錯誤的、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而“文革”中，毛更是把反“走資派”提到“國共兩黨鬥爭繼續”的高度上來談。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官方卻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坊間一些“論客”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毛和劉都是‘一丘之貉’。”

而一些“文革學者”也說：“沒有什麼‘路線鬥爭’，文革的發生不過是取決於“偶然性與個人因素”(宋永毅)，甚至是因為“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

結果，他們實際上是在“異曲同工”地幫毛料理文革後事，在否認“路線鬥爭”這一點上，三者共同淪為毛的“清客”和“幫閒”。

大約十年前，我向幾位熟人提到過上述史實，以及討論對劉少奇的評價問題。

有一位說，劉“在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後，往往立即退縮，沒有繼續據理堅持鬥爭”，“問題是他並沒有堅持，心裡堅持的不算數！”所以認為劉與毛的分歧算不上是“路線鬥爭”。

另一位說，“劉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所以“文革”斗的不是“走資派”，它只是共產黨內權力相爭，不是什麼“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

第三位則說，他主張“‘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不夠好！私有制要永遠不能觸動才行！”

第四位講，“即使當年按劉少奇的藍圖搞，我國經濟二十年也起飛不了，那是要國外投資才行啊！”

這些學子對“資本主義”可謂是“大澈大悟”了！

然而，我們不可期待，劉少奇和美國總統一樣，公開宣稱要搞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他總得按當時中國的實際情形辦吧？“市場經濟”、“利潤掛帥”、“計件工資”等措施，那時不也在試行着嗎？事情還得一步步來吧？毛澤東當年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又有人要求劉少奇要跑步進入“資本主義”，一步到位，才算“有鬥爭”，這可能嗎？

同時，他們似乎也忘記了，和其它政黨一樣，共產黨里也有着“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等組織紀律原則約束。在他們的幻想中，毛、劉二人，如同單打獨鬥的俠客，平日彼此“怒目相視”、“見面就掐”，一開會就須“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這方才叫做有“鬥爭”。

但是，劉少奇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夠發展。”因此，他主張二十年都不要“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便先把“法國的生活條件”搬到中國來，這有什麼不對之處嗎？

至於以後還搞不搞“社會主義”，到時再說，不好嗎？

《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在晚年有勇氣承認自己當初的誤判。

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寫道：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認：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同樣，我們也可以問，假若“二十年後”，中國經濟已接近歐美，劉少奇那時又會不會如晚年恩格斯那樣，覺悟到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事，當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教育水準大幅度提高之後，黨內和社會上“紅眼”的“左老冒”比建國初期大約也會少許多。

順便提一句，世界大小名人中，有勇氣坦承自己誤判者歷來極少，恩格斯是其中之一。……不覺有點耳熱嗎？

現在有一些“史家”對慈禧和袁世凱尚且都“體貼入微”，要對他們“有所肯定”。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今天就捨不得給劉少奇一點credit，反而對他那麼苛求？

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回顧一下歷史的好。

建國前夕，共產黨與眾多“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一致決定在民族獨立的平台上，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她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自由、主張眾多民主黨派共同參與“政治協商”、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這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

建國之後，劉少奇堅持“七大”時確立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綱領，要求“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而毛澤東卻背叛了共產黨對人民的承諾，更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現代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妄想“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劉與毛較量了幾個回合，最終被毛煽動紅衛兵和造反派起來，以文武“暴力”把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打倒了。

這就是建國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來龍去脈”。

與當年陸肆廣場上“左翼學生”聽不明白“趙紫陽”一樣，這些現代“左公”到現在還是讀不懂“劉少奇”！

當然，我不否認，歷史上在某種場合之下，劉少奇，以及劉派幹部，也講過些“左”的話，做過些“左”的事，毛也有過些“動聽”的話、偏右的話。如果現在我們“醬”在其中，便會叫人難以捉摸、無所適從；而這也恰好給了今日一些貌似“全面和公正”的“學者”“胡攪蠻纏”，重展“抓辮子”和“打棍子”等“文革遺風”的機會。

但是，正如濾去實驗的“數據漲落”之後，才可以看出“統計走向”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我贊同《炎黃春秋》杜導正和李銳等前輩的說法：

從大體上看，建國之後，毛澤東是一條路線，而劉少奇、鄧子恢、陳雲、薄一波等，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上基本上是另一種主張。毛不斷地搞意識形態上的“階級鬥爭”，要求加速社會主義改造，農村搞集體化，城市搞國有制，其實就是消滅私有制，這是斯大林模式的東西。劉少奇這撥人比較清醒，他們還是堅持新民主主義這一條路線。

而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所總結的：

毛澤東晚年錯誤始於1953年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1957年後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體系。

我以為，這些黨內資深人士的見解，比起現在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員”的大嘴們拍腦袋說的，要可信得多。你說呢？

寫於202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