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68歲的李克強在上海意外地去世了。 “地攤經濟”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提出的經濟政策，目的是利用路邊攤舒緩中國因中美貿易戰和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清零政策帶來的失業潮。 那一年的6月1日，李克強上午考察了山東煙臺一處老舊小區。他說，“國家是人民組成的，人民好了，國家才能好。靠每個人的奮鬥，大家都好了，國家就更好！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市場、企業、個體工商戶活起來，生存下去，再發展起來，國家才能更好！我們會給你們支持的。” 顯然，李克強的話不是即興隨意而發，而是有備而來的。李的依據是：“中國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不到人民幣1000元”，他否認華夏已“脫貧摘帽”、“步入小康”。 此外，他還說過： “中國有九億多勞動力，沒有就業，那就只是九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九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國家是人民組成的，人民好了，國家才能好，是有樹才有林，是有磚才有牆，有你才有家，有家才有國。” “是‘民富國強’，不是‘國富民強’，你的幸福指數決定着國家的力量！” 最後，2023年3月，李在告別國務院時，他留下了這樣的話： “人在干，天在看。” “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 其實，早在民國時代，底層的“三毛”們就有過“擺攤”或“自由市場”的經驗。此後，1950年有過，1962年也有過，都不長，因為毛澤東定意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定意要“割‘資本主義’尾巴”。 毛死了，文革之後的80年代初又有了“擺攤”，然而不久，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被當作“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後台，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些人“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美夢泡了湯，他們也被“割了‘資本主義’尾巴”。 到了李中堂時代，一句“可以搞‘地攤經濟’”，立刻就讓市場擺攤潮再現，如以下兩個短視頻所顯示的那樣，人頭洶湧，群情激昂，各顯神通，勢不可擋。 《地攤經濟_1.mp4》，https://www.azcolabs.com/DTJJ_1.mp4 《地攤經濟_2.mp4》，https://www.azcolabs.com/DTJJ_2.mp4
李克強以上的那些估計和主張，導致習當局不滿，這背後便是廣為所知的“習李暗鬥”。李在講話中提到的“高大上”，就是指另一派的路線，包括“國進民退”等。
隨後，官媒即刻迅速降溫。6月6日，《北京日報》先刊出一篇題為《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的文章，說是“有礙觀瞻”，引述北京城管執法部門稱將“依法嚴格查處占道擺攤設點違法行為”，7日及8日，央視則連續兩天發出熱評文章：《“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 於是，沒幾天“地攤”就被“城管”了，執法隊砸攤子，搶三輪、抉稱杆……，甚至直接動手強拆“低端人口”的住房，結果，弄得一些做小買賣的人，每天就像是做賊一樣，東躲西藏，苦不堪言。 城管來啦！ 這樣的循環不己，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列寧生前就“一語道破”了這個問題。他說，“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毛澤東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中就引用了這段話，“他(列寧)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然後大談自己發動“文革”的“理由和動機”，就是要搞那個“沒有‘資產階級法權’”、“沒有‘等級制度’”、“沒有‘等價交換’”、也“沒有‘商品’和‘貨幣’”的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之“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成為他“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所以要打倒他們。 毛一貫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那裡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但是，馬克思的看法卻和他正相反。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告誡封建主，“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指封建主)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因為他很清楚“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在《哲學的貧困》，1847，中已有類似的表述。) 1867年他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更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生，不但是“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但是，毛澤東和列寧一樣，都沒有像馬克思那樣，把“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這個事實，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規律性的事物來加以促進，他們不去“順水推舟”，反而要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來打壓這一小農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現代的資產階級”。結果，毛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中國搞他的“社會主義”，就如同要發明永動機一樣地荒謬，他必定碰得“頭破血流”，大敗虧輸！儘管毛澤東竭盡全力，不惜一切代價發動了“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來反“走資派”，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哀嘆：“走資派還在走。”(參看：小鷹，《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劉少奇和彭德懷，以及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都曾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認識到這一規律，但先後都被毛“左派”當作“走資派”打倒，其實，中國“走資派”的鼻祖就是馬克思！ 有人問我，“你有沒有搞錯啊？馬克思不是鼓吹“社會主義革命”的嗎？”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講到“社會主義”，但其談論的對象絕不是像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而只是針對當時工業和政治發達的英法而言。 同時，他們也清楚地指出，那些落後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必須具有三個前提，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因為他們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只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後期生產關係可能的內在矛盾，即：當且僅當，“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注]，那時才可以談論什麼“社會主義”革命。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恩曾諷刺那些仍處於封建社會中卻自詡為“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把“社會主義文獻”“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馬、恩這裡所說的“法國的生活條件”，指的是什麼呢？ 這不僅是指良好的物質生活水準，還包括一個由“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政治制度”以及“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會生活環境。 “法國的生活條件”也就是剛才說的那“三個前提”的簡明扼要的說法。 諸君數數看，從二戰前的蘇俄，到戰後“雨後春筍”般建立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哪一個地方是先具備了這“法國的生活條件”？ 不管今日中國現實狀況如何嚴酷，談論這些又是如何“不合時宜”、“不可思議”，我只問，你想不想現在先過上有這樣“法國的生活條件”的日子？即使只是在夢裡。至於以後還搞不搞“社會主義”，怎麼個搞法？那到時再說吧，好嗎？現在着什麼急？ 而我們如果沿這條思路走下去，這就可能要顛覆整個毛派共產黨的理論基礎了。把毛澤東披在身上的假“馬”皮剝去，其結果是讓人們知道，原來毛沒有“馬克思”──“‘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只能附到殭屍“秦始皇”那裡去了！ [注]：1848年《共產黨宣言》對英法兩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確做過這樣的宣告：“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所以要“消滅私有制”，然而，晚年的恩格斯卻有勇氣承認自己當年的誤判。
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寫道：
“但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認：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那“擺地攤”跟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什麼關係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搞清楚什麼是“資本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對此也講得很明白。他認為， 完整的資本主義包含着以下三要素在內：即：她不但包括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競爭”，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議制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法”，更包括對體制監察的“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及“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她是否定“封建專制社會”的一種新型“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內容。 而“擺地攤”本身就包含原始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即列寧所說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也就是這個道理。 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得從擺地攤開始，搞“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可是每次剛擺了幾天，就給砸了，所以中國老停留在擺地攤的水準。 前些年，在網上看到一個有趣的貼子， 清同治4年，諾基亞成立。清同治9年，三菱成立。清同治10年，奔馳成立。清光緒6年，柯達成立。清光緒15年，任天堂成立。清宣統3年，IBM成立……現在別人都做太空生意了，我們又回去做地攤買賣……，不說了，出攤了，去晚了沒位置。 補充一句，1969年7月20日美國人登上了月球，那個時候我們剛好打倒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劉少奇。 就是這個劉少奇，到了六十年代，他基本上否定了毛的“三面紅旗”，在毛澤東大力鼓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劉少奇則在農村推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在城鎮開放“農貿市場”，在工礦企業中推行“計件工資”、“獎金掛帥”等“物質刺激”措施，探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文革前不久，他甚至還在熱衷試辦“大工業托拉斯”。 [注]：“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即“包產到戶”；“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買賣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 此外，劉派又在文教科技領域推行各種“寬鬆政策”，例如：頒布“文藝八條”，“高教六十條”、“科學十四條”等，以及給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在政治上要加速為“反右”及“反右傾”等運動中受到牽連的人“甄別平反”，甚至“一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見《“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1967年5月8日。) 當然，不可否認，所有劉派的這些措施都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頭幾步，還遠不足以構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即使如此，毛派等假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容忍。這正如魯迅先生所寫： 《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云：“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積極參加這類“嫂棒傷”運動的，還另有人在。他們是些“先富起來的”人，有過在中國都市“擠公交車”時的強烈情結，踩過那塊神奇的“變心板”，並由此積下了那點兒“德性”。 擺攤潮開始不久後，武漢、杭州等地闊人集體開着豪車來擺攤，這不只是要“體驗或戲弄窮人的生活”，而是官僚壟斷資本集團打壓“自由經濟”的新手法。這些人有錢有閒，亮麗光鮮，引人注目，有哪個小攤販拼得過？這些“恐龍”們有組織地集體置喙於“低端人口”的飯碗裡爭食，斷了後者賴以生存的活路，實在比城管的打砸是要高明得多。 “你李中堂允人出來擺攤，我也不反對，不過，‘人人平等’，不是嗎？我開法拉利也有權來擺攤啊！實力決定一切，看你們這些小戶還能擺幾天？” 這是“市場自由競爭”嗎？開着法拉利來擺攤，不過是再次濃縮和顯示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吃人過程罷了。 在西方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從沒有見過這樣“大小通吃”、“趕盡殺絕”的黑心富豪，主張“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總會給底層的人留一條有尊嚴的奮鬥活路。也只有中國那些與權貴政府勾結的“雞腸小肚”的土老財，才想得出、也做得出來這樣“傷天害理”，更不要臉的溴事！ “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一旦權貴們依仗權勢介入“市場經濟”，所謂的“自由競爭”就變得很不公平，專制和特權很快就導致“市場壟斷”並“兩極分化”，反過來又導致社會和官場的各種黑暗和腐敗。難怪現在連美、日和西歐等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都已不再承認中國是個起碼的“市場經濟”的國家了。 因此，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講，它貌似有“資本主義”的軀殼，卻沒有“資本主義”的靈魂，即沒有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三要素。 自建國以來，每次走幾步“資本主義”，日子剛好過幾天，就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而這“尾巴”，就像是韭菜，割了又長，長了又割，生生不息，循環不己。 這樣多次的反覆，其實是在不斷提醒我們： “資本主義”“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不錯，中國在滿清晚期已出現礦山、鐵路、工廠，報社等企業。我的祖父那時經營藥店和錢莊，把生意做到上海和四川，外祖父則開窯場，生產陶瓷製品。民國後，他們都接受新思想，把子女送到西洋學堂學習，外祖父自己也在家鄉辦學。他們和許多同齡人的願景一樣，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家致富，推進文明，而隨着“蒸汽機”時代的到來，中國很自然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包括軍閥混戰，日本入侵，專制政體等，上述的“資本主義”三要素從未能夠得到健康和充分的發展，“資本主義”在中國始終是處於一種畸形的雛型狀態。 二戰之後，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狀態，在一個民族獨立的平台上，共產黨與眾多民主黨派共同協商，要搞“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她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自由、主張眾多民主黨派共同參與“政治協商”、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這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 而劉少奇對她的具體詮釋就是，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業化”，要“二十年不觸動私有制”。
劉派的這種方針以及多黨政治協商的形式，本來是很可以引領中國走上規範和現代“資本主義”道路的，可是在毛派的打壓之下，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反修防修，逐步把黨內外的“走資派”精英，即所謂“來自內部的敵人”(Enemy From Within)，整得“七零八落”，最後是“文革”，來了個“包圓”，打倒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毛派完勝。 遺憾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那時都受了毛的蒙蔽，在他的“民粹主義”之“豪言壯語”的蠱惑下，文革中跟着他去反動正當的歷史潮流；更不幸的是，其中有一些人，至今還認識不清楚毛文革反“走資派”的本質及其惡果，還在鼓吹些什麼“文革反官僚”之類的說法，來替毛髮動“文革”開脫圓說，更欲為自己當初不光彩的追隨加上一輪“正義”的光環。 這種歷史教訓，值得今天研究和記取。 文革之後，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總結道：
“毛澤東晚年錯誤始於1953年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1957年後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體系。” 胡的這一句話，抓住了建國後黨內“兩條道路”鬥爭的核心所在，也是我們認識毛、劉之所以“分道揚鑣”的關鍵。 但現在一些“學者”不這麼看歷史，反而指斥劉派是“官僚”，而“戴着枷鎖跳舞”的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朱熔基、李克強等也都不夠好，都是些“體制內的人”。因此，現在一些所謂的“改革派”還在等着從天上掉下來一個“華盛頓”或“林肯”，一個完美無瑕疵的“走資派”。不過，要是真的等來了，他們敢不敢認，還是個問題。 眾所周知，二戰後的“南北韓”與“東西德”的發展狀況，顯然有着巨大的差別，儘管那裡的種族、人群、語言、歷史、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經濟狀況、氣候條件、自然資源等起始條件大致相同，只是在“走社”還是“走資”的社會制度上截然相反。 如果我們再誠實地比較世界其它一些地區，或同一地區的不同時期，都可以看到因實施不同的“生產關係”而造成的類似差異。 而這，也就是2024年經濟諾獎，“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內容，所以，馬氏一點也不過時，只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階段不可逾越性”的陳述， 長期以來，被人有意掩蓋或忽視了。 因此，從整體和歷史來看，可以說，馬克思和劉少奇等“走資派”是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等“自由化”是對的。要是中國能按“新民主主義”的方略建國，她早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此外，我見過一些“學者”關於“資本主義”的定義，都沒有老馬講得清楚和全面。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三要素”，對正確認識現在中國社會的性質很有幫助。同時，對西方社會如何持守完整的“資本主義”而言，也很要緊。這“三要素”正是關鍵，缺一不可，可是，現在有些國家正在廢棄她，反朝着專制獨裁政體倒退，令人堪憂。 現代一些“才子”看東西時，心下匆匆，眼下了了，一目十行，不求甚解，並沒有看懂，就以為懂了，或“先入為主”，只挑些合乎自己口味的皮毛東西，便談天說地、評古論今，實在是浮躁得很。 現在坊間對馬克思和劉少奇等所謂的“批判”，多屬於不學無術，道聽途說，老生常談，人云亦云，因為他們通常還在經毛澤東咀嚼後吐給他們的那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里打轉，一直停留在小學課文“半夜雞叫”里“周扒皮”的水準，無法自拔。 而不少毛時代“優勢群體”[注]中的“受益者”，以及一些被“洗了腦”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還是看不明白什麼是規範和現代化“資本主義”的“三要素”，不知“法國的生活條件”為何物？仍甘願繼續“走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竭力跟着去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 [注]：按照楊繼繩的定義，“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 但是，他們也同樣不知道，“穿新鞋，走老路”是沒有出路的，那只能回到類似《1984》書中的有“老大哥”主持的“僧院式‘共產主義’”，大家在一起“窮過渡”，或者，如馬克思痛惡的那種“粗陋的、湯匙的、或暴食的‘兵營式共產主義’”。 和十九世紀中葉被馬克思痛罵過的那些頑固保守的德國“老貧農”及“小市民”一樣，他們也成了擁戴封建獨裁者的“社會基礎”。 嗚呼！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啟蒙，怎麼這麼難？我們又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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