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问答三》之二 小 鹰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提要： · 文革是建国17年来“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 刘少奇因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等建国主张，被毛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 毛发动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清君侧”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 乙：如我前面已提到过，“文革”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 乙：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走资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 甲：也就是说，毛那时已明确意识到，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乙：对！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现在有一些文革学者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认为“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胡平) [1] 那就请你谈谈刘少奇的路线是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个“走资派”？刘派有没有发号过与毛不同的政令？ 乙：好！大家都知道，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示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他那时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完全是与毛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经济“集体化”、“国有化”等主张唱反调 。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刘则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许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与毛唱反调，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甲：说到这“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我想起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几乎与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同时，铁托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乙：是的，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然而，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 甲：对了！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但文革中却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缩写“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是指“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乙：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走资派”罪行，都是正确的事，是好事！但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别人就是不听他指挥，按毛的话来讲，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结果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而且，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亲自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 乙：刘少奇还有一句话是直接对毛说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反映了刘、毛在治国理念基础上的冲突。毛不在乎百姓“生命”，偏行己路，以至饿死几千万人，刘则很愤怒，力图改变毛的路线。他最终不惜与毛决裂，到死也没有屈服，被毛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甲：这里的问题在于，治史之人能不能正视这些事实，并给出公正合理的说法？ 乙：可惜，现在许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干脆否认，这些当时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更不要说去重新判断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并追究理论分歧的根源所在了。 甲：而杨继绳的“官僚”论，除了上述“第一重紧张关系”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因子，才能对这些上层政治斗争加以解释。他是把这些斗争归结为“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2] 乙：杨继绳用“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把文革曲解为一场“反官僚”的运动，现在又用这“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把它淡化为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由此，他把党内政治上重大的分歧，庸俗浅薄地归因为“‘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所致，从而否认了“路线斗争”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 可是，一旦进入“派系”、“山头”等人事、亲缘和历史渊源关系，他的理论就变得非常复杂，容许有无限多个待定参数来解释单个事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仅此一点，这个“唯象的”理论就显得很“拖泥带水”，远不及“反走资派”的“路线斗争说”来得“简洁和清晰”。应当说，“走资派”的问题，才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甲：我最近看到北大的陈坡对毛发动文革起因的沉思录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实： 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乙：的确，戚本禹当年的这篇“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文革中它“脍炙人口”，无人不晓。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 乙：你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文革中不容刘有任何分辩，毛依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刘整死搞臭。时过五十年，有人来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给刘戴上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吗？怎么能这样地不顾历史事实？现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还需要找什么样的秘密档案来替毛开脱责任？这种“概念偷换”实在是替毛文革在作“善后料理”！ 如果今后有什么文革文件要“解密”的话，我最想看到的，便是刘给毛的这封信，及其对戚文“答辩”的原件。 甲：不过，“走资派”这顶帽子毕竟是毛泽东给他戴上的。刘少奇到底是否有过一个和毛的主张对立，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走资派”建国纲领呢？ 乙：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 “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 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甲：啊！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 不过，今天来看，假如真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 乙：可是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自己不通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自行其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爷”了！但他与慈禧太后的“守旧”不同，毛是以其极“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压了一次“维新”尝试，扼制了马克思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机会。毛泽东和慈禧“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在这个意义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实右”吧？他才是个历史的罪人！ 乙：是啊，刘的那种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建国蓝图，决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构想出来的。它没有照搬苏联或西方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具体可行。 甲：奇怪的是，杨继绳的“文革史”对毛、刘的这些重大分歧的史实，却只字不提，是因为不合他“反官僚”说的逻辑就故意略去了吗？ 乙：我真希望人们由此能改变一点对刘少奇的敌意和成见，用理智战胜情感，以大我克服小我。 甲：你说的这些事实，应当是回答了前边提到的一些文革学者的质疑。 乙：刚才谈的主要是，“党内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关于“党内有没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说几句。 刘少奇等作为“当权派”，又没有发过“政令”，那就奇怪了。 除了62年的“西楼会议”、“广州会议”等在党内下达过与毛派不同的方针和精神之外，许多中央政策文件的发布都明显地有过争议和反复。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6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转向和倒退[3]，[4]，[5]。中宣部这个文件的出笼折腾了三年，先后易稿几十次之多，其中的复杂与曲折、较量与苦衷，均不是现代一根筋的二杆子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原来草拟更右的《文艺十条》最终被迫妥协成《文艺八条》，即使如此，它发布後仍然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在文革中，《文艺八条》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甲：记得高教部长蒋南翔1961年9月搞了个”高校六十条“，它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以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後来同样被批为与毛的“阶级路线”及“教育方针”唱反调。 乙：还有，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主持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但不引，邵更公开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毛方针大唱反调，主张文艺作品要“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要描写“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人物。”[6](准确地说，在会议所有讲话中，邵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6/30/1949)。小鹰注)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又是这个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7]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教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6]，[7]，[8]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
甲：哈！我也记得文革前，大约是65年，清华园里和社会上一样，已是“左”风盛行，有的学生拉“引体向上”时要念毛语录，以为因此便可以多拉几个。为此，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专门批评当时流行学毛选的“形式主义”，他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左’就比右好，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话，那时很得清华师生干部的人心。
而全国著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文革之前，就善于跟“左”风、赶潮流，他提着一兜“大批判”稿，到校办来探头探脑，被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巧妙地支到北京市委去“投稿”。──罗不喜欢清华园里有这种投机的毛“左”打手，更喜欢“莫扎特”[注]。 [注]：指罗与一位新入党的学生谈话时，没讲什么“革命大道理”，却放“莫扎特”的音乐唱片给他听。而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得知另一位当时比较“左”的学生入党後，也曾大发雷霆地说：“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 乙：就是嘛，文革前的党内干部队伍里，从上到下，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政治思想”教育，又到“组织路线”的执行，已然可以看出刘派与毛正统派的严重分歧，在刘派控制的领域里，到处可见厌恶毛路线的种种端倪。 甲：咳！要是那会儿多一些这种“修正主义”干部，少一点“革命左派”分子，大家日子都会好过得多。可是，毛泽东看到了对自己“路线”的“威胁”，意识到其“理想”的“危机”，恨恨地把他们都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心发动一场“文革”来彻底清除所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现在一些人故意淡化其中的“政治斗争”，把“文革”降调为毛的一项“面子工程”，实在是“小家子气”十足。 乙：是的，那时国内各行各业都有些这样不愚忠他的“当权派”，只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教领域里，尤其突出。因此，毛也最恨知识分子，定意要把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免得日後“胡思乱想”，给朕添乱。
甲：六十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路线斗争还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它们只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毛、刘两派决战的前哨战。 乙：没错，到了文革决战前夕，上层这类不同政令的“暗中较劲”变得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了。 例如，“四清”时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64年底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重点要查处干部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65年一月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通知”中明确地说，刘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份上，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而八月八日发布的“文革16条”，更再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真不晓得，说“党内没有两个司令部，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人，说“文革”不是反“走资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这些斗争历史？ 甲：你梳理的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文革时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事，但现在一些中青年，文革时不是太小，就是还没有出生，又不去认真研究历史，更弄不明白为什么“走资派”才能救中国，“道听途说”几句，就“人云亦云”地信口宣称“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实属“孤陋寡闻”。 而另一些亲历文革的老人，当年“义愤填膺”地跟着毛去“反修防修”、“槌胸顿足”地打倒了“走资派”，在这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为毛屡建“功勋”，现在却也说“没有、没有！”这又是为什么？ 乙：因为如果现在要肯定“走资派”路线而批毛，他们就显得“很不光彩”，而这样贬一贬刘和刘派，还可以为自己讨回些“面子”。我看，这才是他们心里盘算的“小九九”。这种出于“自我”而对刘派持“敌意和成见”等心理障碍，令他们有意略去这些史实，更妨碍他们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甲：那到底是谁“必须爬出毛氏思维的泥潭”啊？ 乙：对，这两条都有其人。但我想，对多数人来说，更一般地可以问：文革前，人们对“党内斗争”有多少了解？对刘少奇的主张又知道多少？很多人对刘派的印象都是在文革中被毛的“大批判”“洗脑”后形成的，仍以为他们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万恶的‘资本主义’”就是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些人至今还走不出毛文革的阴影，这使他们认识不清楚“‘文革’是什么？”的问题，只以为它“打打杀杀”、“血腥野蛮”、“摧残人性”、“破坏文物”，所以不好。 现在我小结一下：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有着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甲：我知道有些人还是否认你这种看法，他们说：文革就是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鲁晓夫”鞭尸，其它都是托词。例如，史家高华就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宫”之势，毛讲的“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10] 乙：这种否认政治内涵的单纯“争权”说，不过是一种市井“心理猜测”，经不起分析。它会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他要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在1969年11月24日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 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甲：所以，“清君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权力是实施理念的工具，专权是为了役政。 乙：你抓住了要点！我想，那些论客恐怕是廉价“宫斗剧”看多了，只会看表面的“争权”情节，不去看或看不懂背後的“政治”实质。他们“大义”指斥“毛不好、刘更坏”，以为自己很超然、很前卫，实际上，见识很肤浅、很庸俗，结果是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是有意换一种法子来淡化、遮掩，甚至袒护毛和毛路线的“反动”之处。 甲：一点不错！他们是“避重就轻”，把毛顽固推行其“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从政治上的“反动”，降格归结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质”问题。“饰词”说，其实是在为毛而“饰”。 乙：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属性和体制设置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去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换句话说，如果日后不改变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难道人们只要精心甄选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我们下一次会详细谈谈“文革”究竟反动了什么？为什么说“完整和规范的资本主义”才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唯一出路？ 待续之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 引文出处： [1]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七期。 [2]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为“导论”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 [3]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5/2015。
[4]邵荃麟，《关于──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1960年12月5日，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ZGN.html。其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意见，后来都写入了《文艺十条》。这封信是文革初期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5]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date.html。 [6]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亦见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 [7]小鹰，《从“大写十三年”到“向前看”》，2012年10月，http://www.azcolabs.com/bd_13&108.html。 [8]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9]高华，“重读中国历史”讲座，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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