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墓主是何许人也？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并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 陵寝在6年后建成，整个花费相当于当时整整两年的全部税收。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 为何“定陵”成为新中国首座由政府牵头挖掘的帝陵？ 其实，60年前最早确定发掘的并不是定陵，而是明永乐皇帝的长陵。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很快就获得周总理的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据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介绍，这次挖掘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找到下落不明的《永乐大典》，身为明史学家的吴晗对此极其看重。 不过，由于长陵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主张保护文物的一方（郑振铎、夏鼐等人）其实选择了一个更小的皇陵献陵当做“试掘”目标，但是很快被否定了。 《夏鼐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波折：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关于《永乐大典》位置猜想 明朝嘉靖皇帝永陵。 《永乐大典》随嘉靖皇帝陪葬在永陵，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猜测，有很多疑团未解： 1.嘉靖皇帝死的时候，《永乐大典》副本还没有抄录完成。还有一个说法是嘉靖帝死后等待副本抄录完成才入葬永陵。 2.《永乐大典》这本书很大，上万多册，有些图书馆也就上万多册书，那就意味着原有的墓葬结构要增大空间，永陵的地宫规模和定陵差不多，以目前收录到的资料来看，墓室大小并不足以装载整部《永乐大典》。 3.遥感探测已证实永陵内部全部积水，难以勘探。 那么，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又是怎么来的呢？ 众所周知，永乐大典有两套，一套为原本，一套为嘉靖抄本，原本的去向至今成迷，抄本经历战火失散很多。余下的残本部分收录于《四库全书》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也是剩下的残本。 
挖掘定陵时遇到机关、暗器了么？ 据当时参与考古工作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传说中的陵墓的机关、暗器一概没有，但难闻的气体却很浓。 公鸡探路 多年后，赵其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绘了当年的情景：“有的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浸泡过的，碰着就要丧命。又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渊……” 还有一种当年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进到墓室，否则……” 对于此类流言，定陵考古队认为有些说法一听就很荒谬，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当队长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扑”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儿也没那么浓了。当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圭”形洞口后，有人提议找条狗先放进去探路，没承想，这狗太凶悍，怎么也不肯进去。这时，又有人提议，干脆抓只鸡放进去，鸡不会瞎刨，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拿绳子拴住鸡爪放进金刚墙内，几天之后，公鸡还能打鸣”，工作队这才让赵其昌腰拴粗绳，第一个走了进去。 拐打钥匙 自来石是古代帝王陵常用的封门反盗设计。所谓“自来石”，其实就相当于一根顶门棍，棍的底部有一个槽，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从已发掘的陵墓情形看，地宫石门之后挖一石槽，一长形板状石立于其上，待门封闭后，立于槽中的自来石呈斜状插入两扇门的缝隙之间，门被顶住，外人难以开启。著名的南越王墓、明代十三陵中的定陵，皆以自来石封堵墓门。 1956年，当考古人员发掘定陵地宫，面对第一道石门后面的自来石时，最初无计可施，经过一番调查思考，终于从一本皇宫秘籍中发现了叫做“拐钉钥匙”的开启工具。将这种钥匙插入门缝中，套住自来石，慢慢用力推动，自来石居然立了起来，渐渐与地面垂直呈90°角，众人用力推动，几十吨的大门轰然洞开。 
为何定陵发掘 被外界称为“一大悲剧”？ 1956年明代定陵发掘工作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曾回忆说：“定陵挖掘工作并没有走弯路，可以说比较顺利。” 赵其昌也曾无奈感叹：“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不无痛心，更不无遗憾，而遗憾再也无法弥补。” 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丝织品应该是最具价值的。在定陵发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丝织品，存留至今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定陵的整匹丝织品，每卷上都有“腰封”，写着尺寸、时间、产地、质地，极为难得。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考古人员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过了几个月就全变黑、变硬、变脆。再加上当年的文物库房太过简陋，四面漏风，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以至于后来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大多数丝织品只能呈现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们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定陵文物搬家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清点皇后凤冠上的珠宝数量。 自1956年定陵发掘以来，十三陵一直没有专业的文物储藏库，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在院内的普通平房里经历了近60载寒暑。直到于2015年11月19日，明十三陵“文物大搬家”工作宣布完成，定陵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重回“地下”，搬入政府斥资3000多万元修建的地下文物库。 是什么让挖掘帝陵成为 考古界禁区？ 195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开发布消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打开……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一经公布，引发了海内外无数艳羡的目光和赞叹之声。 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挖开容易，保护却很难，很多奇珍异宝遭到无法修复的毁坏。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随即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定陵发掘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帝王陵不能随便挖。从这之后就定下了规矩，坚决不动帝王陵。”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当年参与定陵考古勘探的王仲殊说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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