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了 BeagleDog 博的博文：蹉跎的中學歲月 ，在那動盪的年代裡雖然她的中學歲月也是起伏動盪，卻讓我也羨慕不已，因為她畢竟還是學到了應該得到的學齡知識！。讀罷浮想聯翩，使我憶起了以前採訪的朋友平平，她告訴我的不少遙遠的刻意忘記的往事。（註：文中採用第一人稱。我=平平）

1966年被中斷了小學不到六年的教育，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孩子們就成了“無家可歸”的教育流浪兒。記得伴隨着文革的“深入展開”，我的父親也被揪了出來，帶着幾種大帽子也住進了“牛棚”。家兄已經是六七屆中學生，有他那些小學/中學的特殊學友們常常在一起。讓家母除了為父親擔心，就是為尚小的我沒人看顧而不放心。於是，父母決定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去避難，當教員的堂姐把我接到了武漢，在她那裡，我的時間基本是在空空蕩蕩的學校圖書館度過。一開始並不是為了讀書的目的，而是因為南方的冬天，只有圖書館有一個煤火爐。我讀了許多包括中國的文史集和世界名著，但畢竟是僅僅小學5.5年的語文水平，對於一個12歲的孩子來說，有些並不像讀凡爾納/福爾摩斯/克莉絲汀的書那麼吸引人。比如說，有趣的西遊記，水滸傳的108將等還勉強可以，紅樓夢，我根本就看不懂那複雜的人脈關係，更不說其他了。我只記得那些姑娘們美得如花，撲蝶猜謎玩得開心，還有那關於螃蟹/茄盒等數不清的美味佳餚，還有那位有趣的劉姥姥。

後來，我的堂姐也因為學校的特性，需要常常帶着學生下鄉前往鄂北等邊遠農業地區，不可能帶着我，母親的單位也平穩了許多，半年後我就又回到了北京。記得我們去工廠學過工，在牛奶加工廠的“流水線”上，為那被裝進新鮮牛奶的一瓶瓶從眼前移動的頂端蓋上一張硬紙片，使其不會溢出，然後迅速把一張薄薄的小方紙放上去，用橡皮筋套住，於是，一瓶瓶新鮮的牛奶就會被送往一家家住戶。只記得需要天沒亮就要起床，早早趕到工廠“上班”，更詳細的就記不太清楚了。還有，看到了在工作間隔休息的時候，年輕的男女大哥哥大姐姐們會打鬧玩耍，甚至躺倒在地的情景。我告訴了母親以後，她立即不讓我再去“上班”，開始教我在家洗衣做飯。因此，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代替母親去東單菜市場買菜，並且學會很多的燒飯燒菜的方法，我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很多很多。

那時，最大的自由是可以和院子裡的小朋友乘坐公共汽車去游泳。北京有三個向市民開放的游泳池，陶然亭/什剎海/工人體育場；此外，還有北京的一些部級機關也有游泳池，較近的是公安部游泳池；另外，就是北海公園附近的養蜂夾道游泳池和台基廠附近的外交學會的高級游泳池，是不對外開放的。家兄常去的是和同學們去的不開放的部署和高級泳池，而我一般是和小學的同學們去工人體育場游泳池，那裡比較大，深水和淺水是分開的。拼着命通過了二百米考試，高興地得到了可以進入深水區和跳台區的出入證，有一種成就感，游泳衣上縫了一個白色深水證是很得意的。

我不太記得正確的複課鬧革命的年月日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我們六九屆是沒有考試上中學的，而且就近按居住分片入學，我們上的中學，原本沒有的，是為了五十年代的多出生率，而臨時修建的一座沒有校園的簡易樓，師資也是臨時拼湊的，成績名聲不太好。另一個重大原因是，我寫出來很不好意思。我還沒入學呢，卻傳出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奇聞。後來，我母親去學校詢問，才知道，那是一個男孩子給我寄到學校的一封信（至今我也沒有見到）。通過母親，我知道了寄信人的名字。我告訴母親，那是和發小們去工體游泳時認識的，出來後常常在路上一邊走一邊聊天的一些中學生男孩們。大家都是兩小無猜的，分別談到各自的學校，面對學識“淵博”的他們，記得我說過自己將要入學的無名堂的中學校名。不知道那封信在哪裡，但我知道那是一封帶給我很不愉快的結果的一封信。後來，我外出回家的路上，他和同伴們騎着車子在叫我的名字，可我趕緊低頭裝作耳不聞，眼不見地匆忙躲開了，從此再未見過，但感覺是一位好學生。

雖然我自己並沒有察覺什麼異樣，可慎重的母親立即給我轉學到外婆家附近的一所中學。我離開了要好的閨蜜們，搬到了外婆家。沒有想到，我的厄運悄悄地來了，那絕對不是僅僅沒有朋友閨蜜那麼簡單。學校雖有名，可六九屆全是就近上學，那個城區的學生的家庭構成和我父母家那一片是很不一樣的。我孤單極了，女孩子們都不和我玩，大家對我說話的南腔北調不但指手畫腳還評頭品足的。我常常因為想念逝去的外公外婆，因為他們從小對我的要求是站要站得直，坐要坐得正和其它一些做個好女孩子的知識。記得當時上課內容很多是關於政治的，大批判，我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說了一句“紅色資本家”的話，被一位來自印尼教英語的老師嚴厲責備。於是，班級里我就成為了眾矢之的，批判的對象。

此外，人倒霉的時候，是一件接着一件的。學校里有一位英俊瀟灑的男生，父母都是那一帶的名人，因為是一個名聞中外的企事業負責人，名門大戶。據說，學校的女孩子們都為能和他說上話為榮。我是從小就愛喝粥，又因為沒有姐妹，懂事很晚。有一天放學，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後面丁零零的聲響止住了我的腳步，轉過身一看就是那個風雲兒。他說，我知道你，你是誰誰的女兒，我媽媽歡迎你來我家玩。我很驚訝也沒有講話，禮貌地點了一個頭就扭頭回家了。周末，我回到母親身邊，告訴了她後，母親說一定不要去，雖說是一個部的，因為我家是挨整的，而他家是有一位康某大人物的保護，因此沒有受到文革的衝擊。我還得知了，那個男孩的父母均曾經是父親在晉察冀邊區的老鄉戰友，原來兩家相處很好，常來常往的。後來，反右運動中，因包庇他人的錯誤，父親被降級還差點被開除黨籍，就漸漸地遠離了一直青雲直上的那一家。

當我回到南城上課，感到班上的氣氛一變，在來自印尼的班主任眼裡，我不但是說反動話語的學生，革命不積極。在那些女孩子眼裡，她們看到了她們眼中的王子，在校園裡卻對我打招呼，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啊，可我自己是丈二和尚啥也不知道。但我慢慢地意識到了，自己被遠遠地孤立了，這倒也清閒自在。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年幾次的支農，春季的插秧和夏季的麥收以及秋季的收老玉米。以班為單位住在小學或者寺院的鋪着稻草麥稈的地面上，蚊蟲咬得一身大包小包還可以克服。因為沒人和我結伴，最可怕的是要獨自一人打着手電筒外出很遠去廁所，所以我幾乎太陽落山以後不敢喝水。我高燒不退，也沒有人幫助我。兩周以後結束了支農，我回到了母親身邊，她看着我又黑又瘦心疼地落淚。到此時，我也忍不住把一切都告訴了母親。那是已經快要接近“中學畢業”了，上山下鄉也是大勢所趨。

母親考慮還是把我轉學回到家附近的中學，這樣就可以和周圍環境一樣的孩子們在一起，互相有個照顧。於是，我離開了那個非常“革命”的學區，離開了那所沒有一個朋友的班級和學校，特別是那位印尼英語老師，至今我記憶猶新地記得她用英語朗讀“revolution”時那副誇張的面孔和聲調。那一連串的“境遇”，教會了我保護自己，夏天再熱也不再穿裙子，高溫也要里外兩層長袖；上山下鄉又學會了破帽遮顏，感覺那樣就可以是一個堅強的假小子了。

文革那個愚昧的時代，不是被害者，就是加害者，任誰都是身在其中。生存法則，人人自危的自我保護，就變成了攻擊他人，轉移目標的手段了。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儘管以後吃了不少苦，但世間善良的人們還是很多，因此，傻乎乎的我，一直仿佛都有上天的保護，讓我始終保持了身心的健康走過了不太平坦的人生，並且迎來了其後的生活道路；今後，我還要樂觀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