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高瞻來稿

一、

前一段，海外甚囂塵上的鬧騰了好一陣子“習下李上”，早就視共產黨為邪魔外道和匪寇蠻凶、守執“漢賊不兩立”的我，對此嗤之以鼻：你可以說共產黨偽制犯禁，可以說共產黨篡國僭政，可以說共產黨竊盜鼎司，可以說共產黨禍國殃民，可以學香港人“時代革命、光復大陸”，最不濟的，還可以像汪小菲一樣，私下提問一下為什麼不和共產黨爭爭執政權？但是，由誰來當總瓢把子，大當家的要不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三勸三辭還是火併王倫，是舉幫勸進還是全黨共誅之，卻是地地道道的共產党家務事。如今，共產黨人自己無動於衷、安之若素、好整以暇，海外人士卻“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火燒火燎、時不我待，真是莫名其妙、豈有此理！說到底，身體和器官是他們自家人的，而且早就髒得不能再髒了，誰上不是上呢？是扒灰還是養小叔子，用得着外人操閒心嗎？據說，這個“習下李上”運動，背後是共產黨內部反習勢力的推手——反共反成了共產黨派系鬥爭的工具和槍手，也真的是讓人醉了。有人說這至少是一種對共產黨的“信息戰”，可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如金庸筆下的魔教中人，倒行逆施、迥異常人，“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是他們的座右銘。所以“習下李上”喧囂的結果，只能是為習近平上位助力，使“反習力量”灰頭土臉、狼奔豕突、丟盔棄甲、抱頭鼠竄——如果共產黨內真的還有有骨頭的人的話。

可是話說回來，我倒是真的佩服這些“習上李下”信奉者們的意志和頑強，或者說走火入魔、強迫症和一根筋。當事實一再說明習近平連任毫無懸念、鐵板釘釘——八月三十日和九月九日政治局會議連續召開，明確了二十大的時間和議程；中共官媒史無前例的歌功頌德，朝野各界鋪天蓋地的進言擁戴；習近平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參加上合峰會與普京見面，宣示大局在握、穩操勝券——之後，他們依然不願罷休，居然像林彪筆下對馬列主義做出了劃時代貢獻的毛澤東一樣，“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陰謀論，把陰謀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出人意料、匪夷所思地抓住習近平回國隔離不出的時間差，以快打慢、聳人聽聞，換了我做夢也不敢想的製造出一個“政變、逮捕、軟禁”的驚天新聞，而且還轟動、差點就說服了全世界，連密不透風的牆內也瘋傳的大江南北、人心搖動。好幾個國內朋友，三更難眠、夜不能寐，眼巴巴地向我打聽海外的有關消息。我不想騙人，可又怎麼能忍心碾碎他們的翹首以待和幸災樂禍呢？於是就告訴他們“再等等看、再等等看，也就在這幾天了……”這在我說來是敷衍了事，在他們聽來是意味深長，於是就滿意踏實地熟睡了——後來我想，謠言的雪球就是這麼越滾越大的。

這次普天同慶、令全世界華人重新喚起美好憧憬的政變，成功持續了整整十天，遠長於2002年４月委內瑞拉軍方推翻查韋斯的三日既遂政變——不過它只存在於幻覺中和紙面上。在中國古代，懲罰和報復你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的暴君的方法是“巫蠱”和扎小人，現代科學昌明、信息發達，那套土法上馬的迷信手段顯得粗陋過時、經不起推敲，所以早就改成了輿論心理戰加意念無形殺人術——路徑不同，但都是“痛（恨）不欲（其）生”也。於是，習核心憑空沒幾天就九死一生一回、沒幾天就命懸一線一次：如果真有通靈現象或者心靈感應，他恐怕要夜夜噩夢繞梁、日日“寤寐思服”了。

回國十天后的九月二十七日，滿血復活了的習近平，率領合朝文武，意氣風發的參觀和親自講解自己的先進事跡與偉大成績，從而兵不血刃的一舉粉碎了水月鏡花的政變。對此特大喜訊，中共開動一切宣傳工具大吹特吹。可惜無論怎麼吹，就是吹不破“習下李上”的執念，這種執念已經頑強到了一般人難能理解的程度：李克強穿衣打扮、伸胳膊踢腿和碰杯時拇指的姿勢被詮釋了重大意義，習近平的再接再厲繼續領導党進行偉大鬥爭被總結成“獲得了連任卻消弱了權力”的結論，江澤民生日花籃上習近平名字被從膝蓋下斬斷被偵探到驚天秘密，所有的現象都被透視出玄機、怪異、不尋常——可憐習核心機關算盡、心思挖空、腦汁絞盡、功夫做絕又權傾天下、固若金湯，但人們就是認為他岌岌可危，就是相信他搖搖欲墜，就是感覺他末日可數。一切努力都前功盡棄，所有折騰都付之東流，如何辛苦都是竹籃打水，怎麼表白都是白費心思，習核心真真TM比竇娥還冤呀！

實際上，這些謠言具有如此超常能量，也實在是習核心的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人類政治實踐史上一個主要內容是對國家最高權力的爭奪。在專制和極權制度下，不管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還是在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這種爭奪都極為殘忍血腥。為了避免同體間的不共戴天、你死我活、自相殘殺、玉石俱焚，每一個專制和極權政權都詳細的制定了最高權力更迭與繼承的規則和程序，以便保證繼位過程的和平、順暢和有規可依；一旦這些規則和程序被打破、踐踏，輕則王室夷族、勛戚屠戮、“天街踏盡公卿骨”，重則天下大亂、十室九空、“赤地無餘”、“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毛澤東死後，共產黨為了自己的長治久安，也試圖形成世代接班和新舊交替的固定規矩。同時，為了粉飾“依法治國”，淡化本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革命黨劣根性和火併內訌的黑幫匪徒色彩，就不再突出和強調“政治鬥爭”、“路線鬥爭”，即便對政敵也“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儘量以經濟過錯和貪腐問題為藉口來剝奪其權力。像與薄熙來那樣典型的權力鬥爭，整整十年前的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對他的結論和處理也是“嚴重違紀”、“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和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因此，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二十幾年裡，雖然宮闈、禁中、內朝里時不時還傳現出刀光劍影、燭影斧聲，但高官朝臣們基本上擺脫了毛澤東時代人人自危、臨淵屢冰、朝不保夕的恐怖狀態。到了無限熱衷、津津樂道權術和政治鬥爭、路線鬥爭，卻又東施效顰、手段拙劣的習一尊當道後，重新祭起了“野心家、陰謀家”的大逆不道罪名，再一次對異己用上“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製造散布政治謠言，撈取政治資本；在黨內大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培植個人勢力，形成利益集團，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的政治法條，在共產黨內平地掀起了一陣又一陣血雨腥風，迅速鑄就了一群又一群寡廉鮮恥、婢顏媚骨、只會阿諛諂媚的走狗奴才，不但徹底打斷了整個共產黨官僚隊伍的脊梁，還連帶着把中國毒化成了酷似朝鮮，領導人隔三岔五玩消失神隱“斷頭政治”的詭計把戲、全世界三天兩頭傳出“暗殺、抓捕、政變、槍戰、處決”醜聞臆測的陰謀淵藪、罪惡濫觴和黑暗肇端。而造成所有這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滔天禍亂的唯一原因，就是其為了滿足一己私慾，企圖篡改幫規家法，據黨竊國、無限期的把持最高權力。可見，不但共產黨一貫否認的“英雄史觀”當屬真知，而且與此類似的“狗熊史觀”也客觀存在：混蛋秦二世毀掉了大秦王朝，白痴司馬衷釀出了八王之亂，惡棍洪秀全葬送了上億生命——一個蠢貨和暴徒的惡行，真的會給個人和歷史、千家萬戶和億兆生靈帶來不可估量、無法彌補的災難呀！

二、

雖然我從不相信“習下李上”的讕言，但在習李兩人之間，我當然毫無疑問的偏愛李克強。除了人們已經說盡了的理由以及北大以往的淵源，還源自我對他人品和道德的了解與信任。

在習李新班子剛剛上任的時候，媒體照例有一波對兩人的頌揚和褒獎，其中自然也飽含着對他們的盼望與期待。十年後重新回放當初，真的感嘆那時的語言是多麼真誠、質樸、平實！而今天下碌碌、九州苟苟、四海營營，一目望去，儘是家奴、僕役，朝堂之上，無非宵小、馬屁精。往昔歲月，再難復現，每每思及，讓人嘆息和痛心。當時有一篇文章稱讚李克強“在從政生涯里從未整過人”，這裡不排除絕對和誇張，但李克強的“厚道”是了解他的人公認的。1976年10月華國鋒作為接班人正式繼任，在對他的宣傳中特地突出了葉劍英的評價“厚道”，有人對此不以為然，覺得是實在說不出有什麼英明偉略，才只好拿他的脾氣來感召天下。如今痛定思痛，看盡了習核心古今罕見的刻薄寡恩、細緻慘苛、暴殘酷烈、心胸狹小、以整人為樂和己之所欲必不容人，才明白“厚道”對大到一個國家和小到一個凡人是何等重要，而領袖的個人人格也會決定他的政治品德和家國命運。

李克強當了團中央第一書記後，我們到他家看他，他拿出一塑料袋散裝地瓜干招待我們，說是朋友從江西帶來的：“趕快嘗嘗，味道好極了！”對比習核心對別人“八項規定”到錙銖必較、敲骨吸髓，自己卻窮奢極欲、“只許一族富、務使天下窮”，道德差距天上地下、雲泥之別。

李克強做了總理之後，可以來往的朋友少之又少。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的一個老師、他最好的私交之一，說：我想去你家吃壽司；老師說：我家能做出什麼好吃的壽司來？我請你去個安靜的地方，吃北京最好的壽司；李克強說：哪都不去，就去你家。我講這個故事，很多人肯定不會相信：一個家天下的黨國，一號人物富有四海、朕即國家、莫非王土，一人之下的第二號、十四億大國首輔，居然想壽司想得不得不私下求助於故交。其實，我更把李克強這個行為理解成在人下人“羅網彌四野”、人上人“高處不勝寒”的制度下，他渴望暫時遠離那個元春口中“不得見人的地方”和朱鎔基說的“萬丈深淵和地雷陣”，片刻擺脫爾虞我詐、步步驚心、風聲鶴唳、肅殺冷酷的九重宮禁，在私誼和友情的輕鬆、寧靜、溫馨中獲得難能的心靈休憩和精神慰籍。僅就這一點看，也比一天到晚咬牙切齒、沒日沒夜瘋狂“鬥爭”的寡人一夫習核心有人性的太多太多了。

被一些官場中人抱怨的李克強有意不提拔、任用親信舊部，雖然證明他過於明哲保身、謹小慎微，但也總比習核心的天下權柄必使一家壟斷、決不許他人染指分享和“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要“天下為公”多了吧？

李克強的德才可以配位而且應該配位，完全不意味着他有可能或者有意願取代習近平，實現那個“習下李上”的痴情夢想，哪怕不是主動為之。李克強的個性、經歷、所受訓練以及長期被黨文化養成和教化出的本能決定了他的行為——如果還沒有完全主宰他的內心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話。

2007年1月，急公好義、懷抱天下的我的老學長胡平，和王軍濤一起，以北大老同學和老校友的名義給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和敦促他能責成辦案人員嚴格依照法律，對因參加太石村維權運動被拘押並由廣東司法機關移送遼寧的維權人士郭飛雄公正審訊，切勿刑訊虐待、違法逼供。信的全文如下：

致李克強的公開信

克強：

北大一別，天各一方，不知不覺二十五年了。此次寫信，特為維權人士郭飛熊案件。

當今中國許多問題需要國人從各方面探索解決方案。維權運動是一種有益的建設性的探索。郭飛熊是一位重要的維權人士。盡人皆知，此次他被抓，是由於他在維權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現在，他的案件被轉到遼寧司法系統審查和處理。作為來自中國並且與司法系統打交道多年的資深異議人士，我們深為郭飛熊的命運擔心，因為遼寧在這方面的紀錄有口皆碑。

我們知道，儘管你是遼寧的省委書記，你並不能什麼事情都管；但是，我們請你管好一件事情：這就是要求辦案人員嚴格按照法律，切勿對郭飛熊刑訊虐待。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會被別人誤解和利用。

記得當年在北大時，韓天石和馬石江兩位書記保護過我們的學籍，至今令我們感佩不已。你也得到過他們的栽培和言傳身教，希望你能感念兩位前輩的心血，為你治下的郭飛熊的安全做點工作。

我們為郭飛熊寫此信，是因為我們與他有過長時間交談，深知他愛國憂民的情懷和勇於擔當的勇氣。像他這樣的人，如果被捕判刑還要受虐待折磨，實在是中國司法的恥辱，也是共產黨的恥辱。即使為共產黨考慮，你也應當制止任何的違法迫害。

此外，郭飛熊的案件移出廣東，應當與張德江的選擇有關。當年郭飛熊對我們說過在太石村案件中，張德江的態度對於當時他被釋放有很大關係。今天，廣東不辦，案子才移至遼寧。

因為時間緊迫、交往不便以及避免他人猜測，我們選擇公開信的方式。如有不便，請見諒。我們希望，我們在中國見面的時間不會太久。我們致力於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就是想讓國人同胞能夠自由地交換對於祖國發展的意見，不因政見不同而相互排斥和迫害。那時，當年的北大校友將能夠再度聚首回顧我們與中國走過的歷程。那時，我們會與你回顧和討論今天的郭飛熊案件。

祝好！

北大校友王軍濤 胡平

    　　　　　　　　　　　　　　　　　2007年1月29日

信發出一個月後，有遼寧公安專程來到廣東郭飛雄家，向家屬展示了一帶郭飛雄在遼寧看守所的錄像，說知道家屬擔心遭受刑訊，所以特來證明郭飛雄在遼寧未受虐待。遼寧公安的做法據稱沒有先例，胡平想這或許表明李克強讀了信也向辦案人員做了交代。然而很快郭飛雄就會見律師，強烈控訴他在遼寧受到的慘無人道折磨。胡平分析，這個結局無非有兩種可能：要麼錄像帶是一場騙局、一場雙簧；要麼是李克強對此無能為力——他傾向後一種可能，進而再次斷言：中共的問題是制度問題，在此種制度下，好人也當不成好人。

我相信胡平的推斷是確切的。我知道的另一件有關李克強的軼事，可以拿來作為對比和參照。

袁寶璟，北京建昊集團董事長、中國最早的百億富翁之一， 31歲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董事長，32歲成為中國首個“世界青年創業者大獎”得主。袁寶璟如日中天的時候，馬雲還槓着麻袋，奔波在廣州和杭州之間倒騰各種東西賺差價。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袁寶璟捐資1000萬元在全國學聯設立了“中國大學生跨世紀發展基金建昊獎學金”，此時李克強正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與袁寶璟關係非常。因為早已眾所周知的案由和黑幕，2006年１月13日袁寶璟及其兄弟三人被遼陽中級法院判處死刑，另一個哥哥被判處死緩。得知判決後，袁寶璟提出捐贈價值495億的印尼油田股份，但最終還是被執行死刑、命歸黃泉。

袁寶璟案件在遼寧省內進入司法程序時，李克強已調任遼寧省委書記；整個審理期間，他都是包括遼寧公檢法在內的最高決策者。當年在福布斯中國排名前十、和袁寶璟同時活躍在全國青聯的我的一個好朋友特地專程趕到遼寧，面見李克強，為袁寶璟辯冤白謗，請求他能為袁寶璟留一條生命。在自己辦公室里聽完了朋友的申述，李克強噓寒問暖、天南海北、熱情洋溢；但直到話別，他也再沒有向朋友提及袁寶璟一個字，朋友最後只好失望的怏怏而去。彼時朋友怎麼也想不明白：在中國的國情官場下舉手之勞的事情，為何李克強就如此決然拒絕、刻意迴避？

以李克強的身份和地位，他當然知道袁寶璟案件的來龍去脈和幕後黑手；李克強同樣知道，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根本無法對袁寶璟案件進行任何介入和干預。對昨日故人，明知其冤情歷歷，卻無能為力，不但難以施以援手，甚至連秉公直言都不可得，李克強心裡該是苦澀和沉重的。他更該苦澀和沉重的是，自己實實在在的苦衷還不能向仗義奔走的另一個故人明明白白的表達，只得虛與委蛇、言不由衷，空留一個一入宮門即刻翻臉無情的冷漠形象——極權和專制制度的泯滅人性、扭曲心靈、敗壞道德、毒化品格，莫此為甚。

世界上有一類人，在好的環境中會做好事，在壞的環境中就做壞事；另一類人在好的環境中還幹壞事，然後把好的環境也變成壞的；再一類人在壞的環境中仍然干好事，進而力挽狂瀾把壞的環境變成好的。逆水行舟、登高一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葉利欽和敢為始作俑者與天下先的戈爾巴喬夫是第三種人，他們是千年不世出的大人物和英雄豪傑，李克強只可望而永遠無法企及。李克強是能臣不是梟雄，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歷史轉折關頭，在正義劣勢時刻，像趙紫陽那樣毅然甩手掛冠而去或者像胡啟立那樣再三猶疑、往復逡巡後終於選擇了良知，他都未必有勇氣做得到——更可能的，他是另一個當年的喬石：遮蓋住心靈，舉起了雙手。

當然，我也相信，如果李克強可以決定乾坤，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勢已成的情況下，在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的形勢里，他會順應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而不是逆歷史腳步、忤人心向背。是這，而不是真的有什麼“習上李下”可能性的存在，才是大多數清醒、理性的人們對李克強抱有好感、同情、期望和惋惜的原因。

三、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是由在任人大黨委書記任理事長、在任校長任院長，集人大全校之力重點打造的“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2015年入選全國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和全球智庫百強、2018年在“中國大學智庫機構百強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19年在中國國家高端智庫綜合評估中入選第一檔次梯隊，也是中國十六個國家級智庫之一。據官網宣稱，人大國發院紮根中國大地，堅守國家戰略，秉承時代使命，匯聚全校一流學科優質資源，聚焦“經濟治理與經濟發展”、“政治治理與法治建設”、“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和“公共外交與國際關係”四大研究領域，致力於成為“最懂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智庫”，並已在決策諮詢、公共外交、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人大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員X，是三年前爆出性醜聞之後逃離新加坡重歸祖國、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和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以及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一直鼓吹中國制度是比福山“歷史的終結”還要終結的最好制度因而被習近平喜歡的“國師”鄭永年的學生。我與X碰面時，總要問他一句對時局的看法，X的回答一向神神秘秘、藏頭漏尾、三言兩語，近乎鬼祟。川普上任前的一次酒桌上，我問他怎麼評價“李克強經濟學”，他不屑地說：“從來沒有什麼李克強經濟學，真正高明的，是習近平的經濟思想”。這個高論，我還是第一次與聞，不過也懶得深究。三年前還是在一次酒桌上，他醉意朦朧間，俯在我耳畔，一臉意味深長的表情，說：“現在的形勢，和1962年一摸一樣”。這一句話讓我心中一震，似有醍醐灌頂的感覺。我還不肯放過以前的題目，追問他：“你現在還覺得習近平經濟思想高明嗎？”他早忘了當初的鏗鏘結論，嗤之以鼻的說：“習近平有個鬼經濟思想？”

1962年，被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和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的大饑荒已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幾千萬人餓殍路斃。在屍山骨海面前，毛澤東一無所動、泰然處之、行至若常，因而終於與劉少奇發生了嚴重分歧。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當年一批中共高官，儘管在毛澤東的暴虐、凌霸和淫威下，常年仰人鼻息、噤若寒蟬，但他們畢竟是在出生入死、殘酷鬥爭中衝殺出來的，尚存幾分梟雄氣慨；儘管他們誤入歧途，在一個基因邪惡的幫派里一點點喪失人性，但他們畢竟最初還抱有理想和追求，不像今天的共產黨幹部投身組織就是為了方便違法犯罪、“腐敗貫穿整個職業生涯”；因此在闖下滔天大禍之後、在罪惡昭彰天下之前，還知道恐懼和羞愧、還有些許廉恥之心、還殘留着最後的良知和勇氣。因此，在1962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才有劉少奇的慷慨激昂、不留情面，在1962年二月的西樓會議上才有劉少奇的繼續追究錯誤和陳雲的右傾“翻案”；也因此，在1962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才有毛澤東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來回擊劉少奇，把與劉少奇的分歧、矛盾和鬥爭正式公開化。

X得出“1962年”結論的2019年，港版國安法還沒出籠，反送中運動仍在如火如荼、轟轟烈烈；貿易戰已經開打，但中美關係還遠沒有劍拔弩張、不共戴天；中國戰狼初長成，尚不敢四面嗥吠、八方出擊、到處樹敵；台海危機時不時被挑動，但武力攻台的預想還沒有引的全世界嚴防死守、如臨仇寇；GDP增長逐漸開始遲滯，還不像今天經濟嚴重下滑、地方財政破產；國進民退已成趨勢，但還沒痛打民營經濟、一天搞垮一個行業；名為“共同富裕”實為共同不富裕的路線重新回歸，但沒有公然逼捐、曲線敲詐；國門正在悄然合上，但沒人敢公開閉關鎖國。那時鬧得全世界天翻地覆、鬼哭狼嚎的新冠病毒正在武漢Ｐ４實驗室的密封容器中培養；那時沒有銀行違約、沒有大面積爛尾、沒有成規模斷供、沒有房地產企業多米諾骨牌、沒有把自己綁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車上、沒有武漢的人間地獄和全國的清零核酸封城焊門禁足健康碼萬戶蕭疏雞飛狗跳百業凋零……如果那時已是1962年，那麼三年後的今天就該天怒人怨、天翻地覆、乾坤倒轉、國將不國了。可是，從那時至今我足足等了三年，沒有看到劉少奇的忍無可忍、冒死犯顏，沒有看到七千人大會的群情洶湧、義憤填膺，沒有看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相食，要上史書、下罪己詔”的反省慚悔，沒有看到西樓會議的懸崖勒馬、改弦易轍，沒有看到毛澤東的灰頭土臉、退居二線，只看到千萬個林彪“四個偉大”、巧言令色，只看到習核心反以為榮、變本加厲，只看到個人崇拜登峰造極、恬不知恥。毛澤東能夠凌駕全黨、肆無忌憚、為非作歹，畢竟他是千年不遇的混世魔王、巨奸大惡，又是黨、軍的禍首肇端，在黨內軍內盤踞經營清洗培植了五十餘年，即便這樣還一度成了孤家寡人，差點被掃地出門、雞飛蛋打的成了赫魯曉夫，不得不廢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惜搞得天下大亂、毀掉又重建自己的半壁江山，才收回權勢。而無尺寸之功、無點滴之德、無纖毫之能的習核心，僅憑着陰謀和權術、只藉助選擇性反腐、光經由要挾與恫嚇，就馴服了整個幾千萬的官僚隊伍，使一個近億成員的大黨成為斷了脊梁骨的落水狗，可見今天的共產黨已經墮落、腐朽、無恥、下作到了何等程度，甚至完全無法與1962年的共產黨相提並論。在這樣一個沒有底線的群體中，哪怕李克強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也根本不會發生什麼“習下李上”。

我詢問Ｘ的時局觀點，並非因為他來自那個紙上談兵、一無所用的“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而是他進入人大“智庫”之前在國務院直屬的中國證監會擔任了多年局級領導。他的判斷，無疑會代表一大批同層或者更高層官員的共同認知與態度。三年前突然聽說X辭官不做、解甲歸學，我一時目瞪口呆，心想自古“學而優則仕”，現在流行起“仕而不優則學”來了；不過以前只知道官場上常會心灰意冷，可從沒想到斂財賺錢有一天也能索然無味。X向我簡短而誠懇的解釋改邪歸正的動機和緣由，不過沒敢像俞可平辭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回北大做政府學院院長時對記者解釋的那樣說“我不唱卡拉OK、不跳舞，平生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做學問”。看我仍舊滿心狐疑，X又畫蛇添足了一句：“我可沒犯什麼事兒呀！”我笑說：“我信不信不要緊，讓中紀委信了就夠了”。

把X的人生經歷當作一隻典型麻雀來解剖，可以洞見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之中的一大類人共同有過的曲折、複雜的心路和身路歷程。他們的大學時代，既不像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裡錢理群口中“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更不像目今徹底躺平、主動放棄一切作為的犬儒們。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有一顆永遠躁動的心，他們仰望星空、邃密群科、懷抱着對真理的強烈追求，他們渴望站在時代前列、投身改革事業、推動中國民主與進步。六．四之夜的槍聲，擊碎了他們自由的夢想，但沒有泯滅他們探求真知的本能；後八九時代的政治黑暗、專制嚴酷、權貴資本主義野蠻生長，使他們對權力的凌駕萬物和任性瘋狂、對金錢的無所不能和驅鬼推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認知、羨慕與貪婪。他們不肯放棄獨立思想和不忘立言成家初心的同時，“既想當大官，又想發大財”，另外一個小心思可惜不能為人道——還想當渡盡人間春色的西門慶。對他們來說，什麼都占上、什麼都不拉，政商學嫖——此處之“嫖”非指嫖娼也，乃是援《玉蒲團》、《九尾龜》中所言與“政界”、“商界”、“學界”並列之“嫖界”的嫖——、一能百能、贏者通吃、強者全拿，才真正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不虛度自己唯一一次的生命，才是歷史的弄潮兒，才有精彩完整、十全十美的人生。這二十幾年裡，中國有很多有據可查的在學術名利場、商場、官場之間可以遊刃有餘的隨時調整、不斷切換、自由轉移的成功者和人生贏家。僅就我知道的北大出身者說，最成功的是先後在美國大學任教並獲終身教職、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和副主任、在國家外匯管理局任局長、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任副主任、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任副主任、在中國人民銀行任行長、大我一代我也不熟悉的易綱，最倒霉的是先後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美國蘭德公司國際部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世界銀行總部企業發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專家、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中國證監會發行監管部副主任、中國證監會國際合作部主任、商務部部長助理和黨組成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員、湖北省副省長、海南省委常委兼三亞市委書記、2022年６月被判處死緩的童道馳。有意思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金融部門，特別是當官、發財、著書立說三者互不耽誤，最方便監守自盜的證監會。而好像蓄意的私下勾聯、協同共謀，證監會也最喜歡引進跨界幹部，不是為各個基金公司坐莊洗碼不過癮了想去直接抽水的解決了大量行政事業編制，就是幫助海外各大學博士再就業招進眾多“研究、學者型”人才來儲備。再回來講X，他的職業過程完整的重複了上述的標準化路徑和流水作業：起步是在大學任教同時完成博士學位，第二步成為大學學院院長、取得進入官場的基礎級別並奠定專業上地位，第三步斷然拋棄公職和事業編制投身基金公司獲取金融業入行資歷並為“做大官”做好資金準備，第四步華麗重返體制內、進入證監會五子登科“當大官、發大財”。X唯一超越別人的是，他頭腦清明、居安思危、見好就收、及時脫身、內循環“潤”——儘管他想讓別人相信而且或許自己也相信，他真的是看到十八大之後中國學術的春天到來了，因此激情難耐、下定決心，寧願放棄金山銀山，也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光輝指引下，再立理論新功——，所以才懸崖立馬，沒有走出第五步——步他同期同級的同僚童道馳和他另一個同僚、我另一個朋友、先後任中國證券會稽查局副局長兼稽查總隊總隊長、重慶證監局黨委書記和局長、因涉及澤熙私募徐翔案2021年5月28日被雙開、 2021年10月21日在山東被公審的毛畢華的後塵。毛畢華在北大一路讀完博士，學術資質上佳，開朗豪爽、熱情仗義、待人真摯，敞亮和坦誠遠勝Ｘ，卻不如X城府沉毅、老謀深算，不懂得天長地久、細水長流，又入戲太深、忘了初衷——可見在共產黨人工強行吊命的覆巢下，人人危卵、良莠偕亡、玉石俱焚。

退一步說，如果X沒有說謊，確實打心眼裡想回歸學術、建言立說，那真要可惜他找錯了地方。人大牛皮吹得震天響，可看看除了聽命和御用之外的那些雞零狗碎的成果，實在和“國家戰略與發展”搭不上界。如果就這些勞什子，有一個名聲赫赫的清華國情研究院、有一個溜須拍馬的國師鄭永年就夠了，犯不着全國高校人手一個“智庫”糟蹋金錢、浪費生命外加丟人現眼。我的一個中學同學，二十歲就進入計委，在國家統計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在計劃經濟的總衙門呆久了，就成了技術、專業和工具主義的狂熱追奉者，堅信那麼一個龐大的社會、經濟管理系統與工程，共產黨要是完了沒有人能接的住——我於是不斷向他灌輸：民主革命絕非像共產黨那樣反人類和與世界為敵的“砸碎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和舊的傳統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剷除掉禍國殃民的組織、思想和文化之後，必要的社會和經濟部門會保持不變，仍舊留給專家去治理——；終於有一天他主動告訴我，他偶然看了幾個外國商業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有關中國的統計資料，大為震撼，感嘆真該裁撤國家統計局，把相關工作委託給民間，如此不但能節省每年四五十億的預算、解放不計其數的勞動力，還能得到更準確的數據。如果說國家統計局的存在屬於事倍功半、多此一舉，那些五花八門、承風希旨、招搖撞騙、沽名斂財的“國家級智庫”則是上損“國家戰略與發展”，下害個體靈魂與人格。就說X本人，全職研究做了整整四年，影響最大、流量最高的成果就是在《人民日報》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發表的“贏得民心、贏得時代”的“思想縱橫”。從大學時代追求自由進步、同情贊助八九民運，到後來全盤否定和唾棄毛澤東，到三年前對“習近平經濟學”嗤之以鼻，再到今天終於認識到“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心繫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衝鋒陷陣、忘我奉獻，始終牢記黨的初心使命，為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奮鬥”，終於發現了“百年歷史，人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學問做到這種程度，學術如此突飛猛進，我真該勸他趕緊打聽能不能重回證監會繼續收保護費——雖然同樣無法利國益民，但至少還可以惠及自己和身後幾代人的生活與消費。

四、

我說“將來也不會有‘習下X上’”，是因為我相信：習核心統治的結束——不管是生命自然衰亡導致的結束，還是人力強行干預導致的結束——，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完結；習核心之後，不會再有下一個共產黨人粉墨登台：因為習核心已經徹底的、最後的終結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雖然中國共產黨骨頭裡始終執迷於相信“打天下坐江山”的成王敗寇定律，經典如李瑞環說的“你想讓共產黨下台？還我幾百萬人頭”和鄧小平說的“泥鰍掀不起大浪，跳蚤頂不起被窩，我們有兩百萬軍隊”。但畢竟已經是二十一世紀，再耍那套“有奶就是娘、有槍就是王”的流氓無賴嘴臉，就未免顯得太像水泊梁山草台班子違制僭建的偽政權了，所以共產黨不得不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琢磨起自己的“執政合法性”來了：其中最有典型意義的是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說的“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看着共產黨好像終於變得腦筋疏通，不再裝睡不醒了。不過狗終究改不了吃屎，僅僅過了五年，到了2015年的9月9日，面對參加“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眾多國外前政要和知名學者們，王岐山又故態復萌，只用了一句“不證自明”和不容證明的斷語，就輕飄飄的把“胡錦濤命題”一筆勾銷：“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從而代歷史做出了回答，為人心決定了向背，替人民進行了選擇。這種蠻不講理和欺世盜名，居然還被官媒厚顏無恥的吹捧為“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論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可以說是在話語體系上一個重大的突破”。除了共產黨誰都知道，現代政黨和政府“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就是簡單的不能再簡單了的兩個字“選票”，可共產黨不怕舉國聲討，不怕全民控訴，不怕千夫所指，不怕萬邦唾罵，不怕遺臭萬年，不怕死後洪水滔天，偏偏就怕“選票”這兩個字，所以只好雲山霧罩、瞞天過海，把責任推給了塗抹過的歷史、封控住的人心和無法開口的人民。其實，去除他們憑空捏造的謊言後，即便依照他們不着邊際的假大空邏輯來推導，也可以得出如下鐵一般“歷史、人心、人民”的結論：

在歷史上的1977年，共產黨執政近三十年的喪心病狂、倒行逆施、為非作歹和暴戾恣睢，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窮凶極虐、惡貫滿盈的程度。華夏大地山河破碎、滿目瘡痍、國將不國，萬里神州生靈塗炭、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在這一年，終於導致天怒人怨、民心喪盡、忍無可忍。從1977年下半年起，整個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各個行業、各個階層、各種群體、各種形態的民變、抗爭、示威、請願風起雲湧、此伏彼起、波瀾壯闊、烽火燎原。那個時候我就住在距離天安門咫尺之遙的珠市口，目睹着日日夜夜天安門廣場人潮洶湧、長安街遊行隊伍川流不息、新華門被憤怒的人群一遍遍衝擊。這一切，最終匯聚成1978年末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對共產黨執政的公開挑戰與否定。在這種風雨飄搖、危在旦夕的形勢下，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方面借力打力，趁機清洗掉華國鋒和黨內頑固派，一方面過河拆橋，嚴厲鎮壓了民主牆運動，一方面痛定思痛，顯示決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脫胎換骨。他們為中共建政以來歷次迫害運動的受難者昭雪平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個人崇拜和領導幹部終身制，宣示改革開放、依法治國、集體領導，信誓旦旦以往的災難永遠不會重演、共產黨絕對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甚至承諾五十年後會實行普選……就這樣，中國共產黨最終熬過了第一次執政合法性的巨大危機，中國人民不計前嫌的原諒了它，歷史也寬宏大量的給了它又一次機會。可以說，毛澤東之後的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是建立在它徹底否定文革、改革開放和發誓改邪歸正的基礎上的。

可是，善良的、痴心不改的、不會接受教訓的、在同一個地方再次摔倒的中國人民相信與期待的共產黨幡然醒悟和悔過自新並沒有兌現，它們像復辟後的波旁王朝查理十世一樣“什麼都沒學會，什麼都沒忘記”，一如既往的冥頑不化、怙惡不悛。於是，共產黨執政的更大危機在1989年終於爆發了。“多少歲月、凝聚成這一刻，萬涓成水、終究匯流成河；一年過了一年，一生只為這一天”……

槍聲止息，硝煙消散，血泊乾涸，在坦克機槍、屠刀監牢和縱容全民腐化、放任悶聲發大財的大棒加胡羅卜下，中國人民先是屈辱無奈、後是好了傷疤忘了痛的再一次選擇了原諒和給予共產黨機會。

六．四後的二十三年裡，時光既像永恆的停滯，又催老了無數紅顏，讓一代人的生命虛度。在一個個領導核心樂此不倦、渾然不覺、肆無忌憚的擊鼓傳花、旁氏接力、玩俄羅斯輪盤賭的同時，在“夢裡不知身是客”的統治者們醉生夢死、追歡逐樂、“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時候，他們之外的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在有意識或下意識、默默無言或惴惴不寧的等候着什麼、期待着什麼。誰都相信，這一切都是暫時的、只是過程中，那一天終究會到來。多少個子夜深更，驅車從寂靜空曠的東三環歸來，在駛入地下停車場的一刻，看着黢黑的高樓和街區，聽着蛙鳴和蟲語的交響，我都真切和清晰的感受到自己正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和一個仍未有結局的國度；在波瀾不驚、歲月靜好的生活每天重複的時候，岩漿正在慢慢聚積，雷聲正在緩緩移近，萬丈火山和滔天暴雨隨時就會噴發和傾瀉，一覺醒來升起的太陽不知將變成什麼顏色……這種身處大變動前夕的感覺和想象讓我不安、忐忑、奇異、激動甚至興奮和享受。可是，不要說那一天和那個變動究竟是什麼樣子沒有人說的出來、想的清楚、看得明白，連人們的等候、期待是不是就像龔自珍在《乙丙之際箸議》裡說的“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也沒人能確切得知。人們只知道，國運也像股市一樣“久盤必跌”，長期的停滯低迷預示着一場驚天動地的巨變必將到來。

終於，2012年10月，“習近平新政”啟動，達摩克里斯之劍轟然落下。

“習近平新政”的終於登場，意味着經過了二十三年的徘徊躑躅、左右搖擺、得過且過、不死不活，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意識到，中國絕不能再繼續這樣維持下去了：不是向右轉就是向左轉，不前進就必須倒退。“習近平新政”，是中國共產黨救黨護國的最後一次努力，是竭盡全力的臨終一次掙扎。“習近平新政”，就像太平天國之亂後復甦的大清，在歷經了三十六年的改革變法與堅守祖訓、睦鄰友邦與排洋仇外、維新自強與護種保國等種種彷徨猶疑、撕裂糾結、角逐博弈、進退維谷之後必然出現的山崩地裂、絕地一擊的庚子事變；“習近平新政”，更像在1991年蘇聯千瘡百孔、奄奄一息的生死存亡之際，為了挽救共產主義帝國不可避免的震撼世界、拼死一搏的“八．一九政變”。“習近平新政”，也如同清朝最高統治者與底層民族主義者聯合釀成的庚子事變和除戈爾巴喬夫之外全體蘇共最高層發動的“八．一九政變”一樣，冒了不可逆轉的巨大風險：庚子之亂的失敗，耗盡了清王朝最後一點元氣，本來依然百足之蟲的大清，在慈禧死後僅僅三年就大廈傾覆；存活了七十二小時的“八．一九政變”失敗後的第三天，有着兩千萬黨員、八十年歷史、曾經控制了地球一大部分和近十億人口並讓世界瑟瑟發抖的蘇聯共產黨就被取締成為非法，瞬間煙消雲散。“習近平新政”的失敗與成功如今尚未徹底分曉，但共產黨的結局卻早已確定：如果失敗，共產黨在他有生之年就將土崩瓦解、灰飛煙滅；如果成功，中國會再陷入十幾年的黑暗，而共產黨政權則必將緊隨在他身後覆亡——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逆行倒施的“習近平新政”已經徹底背棄了共產黨兩次昭告天下的所有誓言和承諾，辜負了中國人民一而再的原諒和寬恕，從而完全摧毀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讓中國人民看到共產黨言之鑿鑿的諾言是根本靠不住的謊言、共產黨會永遠不斷地一次又一次重複過去的罪行，使共產黨喪失了最後一點信譽和公信力，使毛澤東之後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前提再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