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特赦權是怎麼回事？在美國憲法設計中，總統的權力大多用來“控制局面”，可特赦權卻有點反套路。它讓總統有權在司法之劍落下之前、或甚至已經落下之後，輕輕揮手說：“放過他吧。”這一權力源於英國國王的傳統特權，卻以更制度化的形式被保留在《美國憲法》中。
從早期“赦免叛亂分子”到現代“保朋友、護家人”，特赦權既是權力制衡的工具，也因濫用風險而飽受爭議。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這項制度是如何平衡“法治”與“效率”的呢？讓我們從歷史、制度設計和經濟學分析的角度一探究竟。

一、從歷史到今天：總統特赦權的演變

1. 赦免，老傳統下的新實踐

特赦權可追溯至英國國王的“上帝之手”，君主可赦免任何罪行，以顯示皇權的慈悲。美國開國之初，憲法沒有全盤繼承這份“隨心所欲”，但明確寫入總統“有權赦免聯邦罪行，彈劾案除外”。

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為這項權力開了好頭：赦免了參與“威士忌叛亂”的兩位造反者，意在安撫民心，強化聯邦政府的威信。這等於告訴大家：“造反是不對的，但改了就好。”

2. 特赦的數字事實：多還是少？

數據顯示，美國總統從喬治·華盛頓到唐納德·川普，共赦免和減刑了超過22,000人。平均每位總統大約490次，但這數字是被“南北戰爭後大赦”的安德魯·約翰遜和二戰期間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拉高了”。羅斯福在任12年，赦免了3723人，開了歷史紀錄。

歷史趨勢：19世紀總統赦免較多，因當時刑事司法系統的制度局限性和總統更頻繁干預個案。例如：安德魯·約翰遜赦免了 7,000 多人（主要因南北戰爭後大赦南方人士）。20世紀中後期特赦數量有所下降，尤其是里根以來，總統更多依賴刑事政策而非赦免。川普僅赦免了237人。而拜登呢？截至目前，他的特赦名單上只有不到100人。奧巴馬執政期間，特赦了近2000人，屬於極端反常情況。
此外，特赦權的使用在現代政治中愈發敏感。例如，拜登赦免自己的兒子亨特·拜登，就引發了輿論熱潮。

3. 特赦權的兩大爭議點

現代特赦權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道德困境： 總統赦免親屬或政治盟友是否合理？拜登赦免亨特、川普赦免馬納福特等，常被質疑為“裙帶行為”。
司法獨立： 特赦權如果用於未決案件（如亨特案），是否破壞了司法獨立？公眾往往認為，這種行為削弱了法律的威嚴和公平。

二、制度的初心：為什麼設計特赦權？

1. 法律是冰冷的，但總統可以溫暖之

《聯邦黨人文集》第七十四篇用“冷麵法律”來描述刑法的嚴苛性，並指出特赦是一種人性化的補充。特赦權的存在，是為了防止“無情法律”傷害到“值得寬恕”的人。例如，某人可能因一時失誤觸犯法律，但公眾輿論認為應從輕處罰，總統的特赦能帶來一種“人性與制度的和解”。

2. 社會緊急時刻的救火隊員

叛亂、內亂甚至戰爭時刻，特赦權往往能扮演“止血劑”的角色。“威士忌叛亂”（Whiskey Rebellion, 1791-1794）就是活教材：總統及時特赦了造反者，讓局勢迅速平息，避免更大規模的衝突。制度設計者深知，立法程序冗長，司法程序緩慢，而總統一聲令下卻可以馬上恢復秩序，保四境平安！

3. 單人決策，效率更高

特赦權交給總統一人，不是因為總統“聖明”，而是因為“一個人做決定，責任更大”。如果讓國會或其他多人機構共同行使特赦權，可能會導致決策拖沓，甚至因推諉而流於形式。

三、從制度經濟學看特赦權：利與弊

1. 特赦的制度紅利：降低社會摩擦

糾錯機制： 特赦是對司法錯誤或過度嚴厲的矯正，特別是在有冤假錯案時，特赦能快速恢復社會公正。
止損工具： 社會衝突中的特赦可以快速降低暴力成本，讓對立雙方找到台階下。
效率提升： 由總統獨享特赦權，避免立法或司法部門的協調成本，從而提高決策速度。

2. 特赦的隱性成本：風險不可忽視

裙帶關係與濫權： 拜登赦免亨特被視為濫用職權，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任也隨之削弱。
激勵投機行為： 特赦權的濫用可能導致罪犯認為“法律可以輕鬆繞過”，從而激勵更多違法行為。
公平感的損失： 如果特赦偏向特權階級，會加劇社會對法治公正的質疑，拉大“普通人”和“權貴”的距離。

四、結語：制度需要守護

美國總統的特赦權，像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時，它可以救贖個人、安定社會；用得不好時，卻可能刺傷法律和公平。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特赦權的優點在於其高效和靈活，特別是在國家安危的關鍵時刻可通過總統的高效決策，避免矛盾激化，確保國泰民安；缺點則在於濫用的高風險。

未來的改革，可以從透明化和制度監督入手，比如引入更多公眾審查機制，讓總統的每一次特赦都經得起道德與法律的雙重檢驗。畢竟，特赦權的好處是要讓法律的“人情味”，但不可淪為權力的“私人訂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