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回复吴思兄：古罗马共和 vs. 现代宪政，基督教的独特贡献——兼论“多元权力”与“权力多元”


吴思：

谢谢赵晓兄回复。切磋讨论让双方受益。但我对各种宗教了解太浅，缺乏比较各种世界观的知识储备，连判断他人比较的能力都不够，只好放弃这方面的讨论了。 不过，对儒家世界观的描述，恐怕还要考虑儒家左派如孟子的见解，单讲后儒所谓的三纲五常，肯定会招致争议。 很高兴您在基督教之外补上了第一个必要条件，即多元化的元权力结构。这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当然不等于宪政本身。至于第二条，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不是必要条件，恐怕还需要解释一下古罗马的共和（契约，宪政）体制为什么在基督教之前诞生。


赵晓：

吴思兄，您太过谦了！

其实，我从您的讨论中受益匪浅，特别是“多元化的元权力结构”这一理论框架，激发我对宪政诞生的条件有了更多思考。

经济学对制度的看法不同于一般人文学者。比如，从博弈论的角度，青木昌彦等认为制度无非就是一种“博弈均衡”。所以，“多元化的元权力结构”肯定是宪政的必要条件，您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强大的。但基于博弈论的思想，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个讨论。

您提到两个关键问题：

儒家世界观的描述，是否忽略了孟子等左派儒家的思想？

如果基督教世界观是宪政的“必要条件”，那为什么古罗马在基督教之前就诞生了共和（契约、宪政）体制？

这两个问题都很有学术份量，值得仔细探讨。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再次谢过！

一、儒家世界观：三纲五常 vs. 孟子的民本思想

吴兄提醒得很对！如果仅以后儒的“三纲五常”代表整个儒家世界观，确实可能过于单一化。

1. 孟子的“民贵君轻” vs. 后儒的“三纲五常”

孟子在《尽心篇》中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一思想在儒家体系内属于“民本主义”立场，的确比后儒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具人民意识。

但是，“民本”并不等同于“民主”，孟子的本意是君主应当施行仁政，而不是要赋予人民直接的政治权利。

后来，宋明理学的“君为臣纲”将这一思想进一步绝对化，强化了君主专制，削弱了孟子的民本主义。

2. 儒家左派 vs. 右派，对政治权力的不同理解

孟子（左派）：强调君主的道德责任，认为如果君主暴虐，人民有权推翻（“汤武革命”）。孟子直白地说过：“君有大过则谏, 反复之而不听, 则易位。”（《万章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这个思想非常了不起，与加尔文主义“公民有神圣抵抗权”相似，但与现代民主仍有距离。

它仍然是“臣民”视角，而非“公民”视角，更非加尔文的“神圣”视角——强调的不是人的权利，而是君主的责任。

在实践中，这一思想为“改朝换代”张目，如清兵刚一入关，就颁布诏令说“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但并未成为制度创新的启发。

荀子、董仲舒（右派，更准确地讲是“保皇派”）：强化君权神授，认为君主代表天命，民众不得违抗。

到清代，儒家彻底演变为皇权服务的意识形态，民本思想几乎被压制。

结论：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但从未发展为系统的具有宪政理念意义上的世界观，也不太可能落地为制度化的宪政框架，儒家整体仍倾向于专制。

不过，儒家的“天道思想”与“民贵君轻”思想，堪称中国保守主义的珍贵遗产，值得称道。

儒家优点：敬天慕道。缺点：敬天不识天，慕道未得道——敬畏上天但不知如何跟上天建立个化的生命关系，渴慕天道但不知道是何物。儒家，具有朴素保守主义特点，与英美保守主义有某种亲和性。

秦晖老师就曾指出，晚清时中国儒家不但不排斥西方，反认为西方的就是”洋三代“，堪比儒家“古三代”。

二、古罗马的共和制度 vs. 现代宪政：基督教的独特贡献

吴兄的第二个问题更具挑战性：

如果基督教是宪政的必要条件，那为什么古罗马在基督教之前就已经有了共和（契约、宪政）制度？

这个问题涉及“共和制”与“宪政民主”的本质区别，关键在于：

古罗马的共和制 ≠ 现代宪政，二者有根本不同。

基督教提供了共和制度演变为现代宪政的核心思想基础。

1. 古罗马共和制：权贵之间的“权力分享”，而非普遍公民权

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27年），确实建立了貌似“宪政”的机制，如元老院、执政官、法务官等权力分立结构。

但也只是貌似，问题在于：这一共和制度主要服务于贵族阶层（元老院成员），并不赋予普通公民平等的权利。

罗马法虽然发展了契约精神，但并没有“天赋人权”的概念，权利仍然由国家赋予，并非天然属于个人。

结论：古罗马的共和制是“精英权贵分权”，而非真正意义上保障个人自由与人权的普遍宪政。——赵家人分肥，没阿 Q 什么事！

2. 共和制的局限：没有“有限政府”概念

罗马法的核心，是国家至上，公民权由国家赋予，国家可以随时剥夺。

现代宪政的核心——“政府必须受限”。这，并不是罗马共和制的理念，而是基督教世界观发展出的思想。

历史上许多共和制度最终走向了极权（如罗马共和国演变为帝制，威尼斯共和国走向贵族寡头）。

结论：多元权力结构乃至权力制衡，共和制等等并不必然通向宪政，只有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塑造下，才最终发展出“有限政府”体系。——相咬的动物世界，不会自动进化成人类。

3. 基督教如何推动共和制向宪政演化？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形成制度。没有来自圣经的“启示”，没有新的世界观，只靠人头脑中的思想，无论东方西方，现代宪政的核心思想理念很难从人的理性推导出来。

“人在神面前平等” → 发展出“天赋人权”

古罗马共和制没有“天赋人权”观念，权利仍然是贵族与国家赋予的。

基督教的“Imago Dei”（按神的形象造人），让“人被造而平等”的观念成为可能，最终发展为现代人权观。

“王在神下” → 发展出“王在法下”

罗马法的权威来自国家，而基督教认为上帝的权威高于国家和君主，进而发展出“法律高于君主”的宪政原则。

《大宪章》（1215）正是基于这一观念，开启了“王在法下”的传统。

政教分离理念 → 限制政府权力

罗马共和制中，宗教仍然是国家控制的工具，而基督教推动了“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马太福音 22:21）。——从此，君主不再具有垄断一切、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原则最终发展出政教分离，使政府权力受到约束。

结论：古罗马的共和制，是“权贵分权”，而基督教“有限政府”理念的贡献，是将权利扩展到所有人（“民有、民治、民享”），使共和制演化为现代宪政民主。

三、拓展讨论：宪政的三个核心条件

通过上述讨论，对宪政制度的形成有了更清晰的梳理。但更重要的是，这对中国建立宪政制度有什么启发？为此需要更加拓展的讨论。

吴兄提出的“多元化的元权力结构”是极具洞察力的概念，但容我指出：宪政制度的形成，不仅仅是“多元化的权力结构”，更关键的是“权力的多元性”。

或者说：权力主体需要进一步界定——必须具有某种宪政生命的基因属性才行。

“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好比就是“不同的山头”，然而，“山头的不同”更加重要！

因为，宪政的关键不是“谁在掌权”，而是“掌权者是否接受权力制约”！

（一）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逻辑呢？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权力多元 vs. 多元权力：一个比喻——“围棋 vs. 国际象棋”

我们可以把“多元权力结构”和“权力的多元性”的关系，比作围棋和国际象棋的区别。

1. 围棋模式（权力多元，但未必走向宪政）

在围棋中，棋盘上的势力可以多元化，但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全盘控制。

每一个“势力”都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影响范围，直到形成绝对优势。

这就像很多国家的“多元权力”结构，表面上有不同山头，但它们的目标都是争取最高权力，而不是制衡权力。

结果是，谁赢了，谁就可以“一统天下”，没有真正的宪政制衡。

例子：战国七雄、三国演义，欧洲封建诸侯、近代军阀混战。

简单说，光是“多元权力”并不能保证宪政，最终可能只是换一个赢家，再演一遍屠龙少年变新龙。

2. 国际象棋模式（权力多元 + 制衡机制 = 宪政）

在国际象棋中，黑白双方不仅势力对抗，而且每个棋子有不同的角色和约束。

国王虽然是核心，但不能随意移动，甚至受到最严格的保护。

皇后、骑士、主教各有自己的运作规则，彼此牵制，形成制衡机制。

这就像英美的宪政制度，不仅有不同的权力中心（如国会、总统、法院），更重要的是，每个权力中心都有明确的限制和制衡原则。

例子：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宪政的关键，不只是“权力分散”，而是“不同权力的相互制约”，让每个“棋子”都不能独裁。

”围棋“就是典型的“多元权力结构模式”，但其稳定的结果是“大一统”——这，标准的“中国模式”不是？！

国际象棋，才是宪政的游戏！而游戏的设定，是基督教的治理理念及其生命主体——基督教会的使然。

（二）教会的作用：如何改变权力的性质？

为什么余英时要格外强调对于宪政民主的构建，中西最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有教会，中国没有。这就涉及到，为什么教会的存在如此关键？

这大概是因为，余先生注意到了：在历史上，权力多元化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宪政，因为权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往往以“赢家通吃”、少年变龙告终。但基督教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逻辑，使“多元权力”从“围棋模式”转变为“国际象棋模式”。

1. 教会作为“特殊的山头”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力中心，它既不直接统治国家，又可以对国王施加道德与法律上的约束。

“王在神下” 的观念，直接促成了“王在法下”的原则，使国王不能随意行使绝对权力。

教会所倡导“华盛顿模式”：不是单纯追求个人权力最大化，而是主动建立限制权力的机制。

2.教会推动了“公民社会”的诞生

教会不仅是宗教机构，还是最早的自治团体，推动了中世纪的大学、行会、市政自治等社会组织的发展。

这些“非政府组织”形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让国家的权力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来源。

这相当于创造了更多“不同性质的山头”，让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个单一结构中。

三是基督教世界观促成了“有限政府”

旧约圣经中，以色列的政治结构本身就是“有限政府”的雏形——国王、祭司、先知三者分立，彼此制衡。

新约进一步强调，“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马太福音 22:21），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使国家权力不能凌驾一切。

现代宪政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基督教世界观及实践确保了权力不会“赢者通吃”。

结论：教会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使“多元权力结构”真正往前跨一步，走向宪政制度。

（三）中国的启发：宪政的关键，“不同的山头”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山头的不同”

如果我们把宪政制度的形成，从“围棋模式”转向“国际象棋模式”，那对中国的宪政转型有什么启发？

1. 过去的失败：不缺“不同的山头”，缺乏“山头的不同”

晚清维新失败，是因为“变法”的权力主体，仍然以皇权为核心，未能改变权力本质。

民国失败，是因为虽然军阀割据形成了“多元权力”，但这些“山头”本质上都是争取中央集权，而不是限制中央集权。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推动了一定的分权，但缺乏“山头的不同”，“公民社会”仍然缺失，国家权力因此没有真正的制衡力量。

2. 未来的路径：中国更需要“不同的山头”

再强调一遍：宪政的关键不是“谁在掌权”，而是“掌权者是否接受权力制约”。

如果中国要走向宪政，必须发展出“天赋人权”以及“权力受限的文化”，而不是仅仅期待新的政治竞争者出现。

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独立的法律体系、媒体监督、自治团体等，都是中国走向宪政的必要条件。

结论：宪政的关键，不是简单的“权力分散”，而是创造一种“受限的权力”文化与实践，而这正是基督教提供的独特贡献。

最终总结：宪政的真正前提是什么？

宪政需要“多元权力结构”，但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多元性”。
宪政的形成，需要一种“自愿受限”的权力观及权力游戏主体，而这正是基督教的贡献。
宪政制度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新文化，而不仅仅是不同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思考：

日本接受了外来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的游戏设定，最终完成宪政转型。
中国如果不靠外来，而是自主性真正建立宪政制度，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受限权力”的概念？

期待吴兄继续交流，共同探讨这些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