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温家宝总理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是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除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归还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遵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释放人民与资本的生产创造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让权力回归民主与科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等实现权力制衡，通过民主决策实现科学决策，通过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确保国家长久兴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这种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直到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快速发展活力陷入系统性的乏力。”

温家宝总理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快速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人民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权利的缺失。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还能容忍不自由的专制环境。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陷入停滞，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终结，让人民发出不满声音的思想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面对自由与就业双重压抑的环境越来越绝望。共产党正在面临历史的大抉择，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还权于民，还是让愤怒的人民群众发起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是通过民主科学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让专制体制最终耗光中华民族的长久国运？在历史大转折时刻，党政军都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严峻问题了。”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创造再次‘文革’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这些权贵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复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压榨人民的权贵将首先遭到残酷清算，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最终是得不偿失。就算是‘文革’半复辟，这些养肥的权贵腐败分子也是极权政治屠宰的对象。如果是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专制统治，这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首先被清算的对象，愤怒的人民必将残酷清算这些压迫人民的权贵，权贵的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即便是有些权贵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揪出来，最后是一无所有，甚至丢掉性命。因此，对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优先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进而才能保护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权益，才能让所有人免于专制体制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慌。”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北京学者说：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北京学者说：由于专制暴政的祸害，中国政治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由于计划生育、民生压力和文化被毁，导致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在长期上已经摧毁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人口根基。由于民众缺乏民主权力维护利益，导致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人口形势恶化和经济形势恶化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崩塌，中共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正在崩塌。经济发展形势恶化，债务危机加深，财政和养老濒临崩溃，维稳资金濒临崩溃，中共专制统治的财政基础正在崩塌。年轻人面临糟糕的就业形势，老年人面临养老体系濒临崩溃，中年人背负沉重压力而经济形势恶化，很多中国人都在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绝地反击的愤怒烈火已经形成，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意基础已经崩塌。党政军民都已经非常厌恶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都非常厌恶言论高压封锁、政治专制独裁、经济恶化无解，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于习近平和党中央，党政军民都纷纷选择对习近平和党中央进行软抵抗不合作运动，摧毁习近平和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如果习近平和党中央继续维持专制权力，党政军民推翻专制暴政将成为历史必然。习近平和党中央是选择被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时刻。

北京学者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兴衰存亡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因为超低生育率危机将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大崩溃，中华民族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贤能民主”制度，遏制专制权力作恶，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数人暴政），实现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限制权力和资本制造民生压力，实现经济民生可持续发展；只有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只有建立保护家庭与生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维护及强化中共专制统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就会变成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习近平唯有放弃专制权力，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才能为习近平将功赎罪。

温家宝总理说：“历史一再证明，制约权力之恶，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必须有民主制衡机制，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选拔心里装着人民的有德之人，这还依赖于人民民主参与的民主选举或公推公选。民主制度才能更加为人民服务，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里装着人民，也就是贤能民主为人民服务，‘民主制度+贤能治国’才能实现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发展。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应当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这与我们过去的努力也不谋而合。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努力，我和习仲勋同志的所赞同的改革发展路线，其实就是贤能民主。习近平同志如果能够继承父亲习仲勋所期望的改革发展路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温家宝总理说：“习近平同志打击腐败、加强集权，彻底扭转了我和胡锦涛同志所面临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权力可以干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证明缺乏制约的权力却总是干坏事。如何让集中的权力做出历史性的大贡献，这对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客观上说，过去十几年，习近平同志没有走习仲勋的路线，部分走了毛泽东的路线，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 ‘文革’的恶果，确实是激发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习近平同志通过铁腕反腐败打垮了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力量，历史给了习近平同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可以做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开了个头，现在到了习近平同志这里。如果习近平同志愿意继承父亲习仲勋同志的遗愿，完成孙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业，也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同志想要推动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北京学者说：如果中共继续推行党国专制统治暴政，不仅摧毁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是严重破坏人类文明的未来。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专制统治，将引发人工智能奴役人类文明或毁灭人类文明。现在中共党中央企图依靠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专制，用人工智能控制所有中国人，未来中国就可能变成一个人工智能专制暴政的怪兽，包括中共领导人子孙后代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奴隶，连带海外华人也被牵连，中华民族或将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机器专制。一旦人工智能专制怪兽出现自主意识，或被黑客植入恶意程序，或被敌对势力及敌对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就可能奴役中国人或屠杀中国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敌对势力用来定点清除中共高层领导人。面对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武器怪兽，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将更加难以反抗，中共领导人及家庭也难以反抗。人工智能奴役强大的高科技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暴政怪兽，进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毁人类文明。比如，专制统治中国的人工智能启动中国核武器攻击美国，美国核武器反击中国，中国和美国都将被毁灭！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

——北京资深学者根据与温家宝总理谈话及学者讨论而撰写此文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目录：

（上）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1）建立贤能民主的政治体制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中）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2）彻底解决高房价的民生压力

（3）扭转破坏生育的经济社会机制

（4）打击破坏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5）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下）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潜藏风险

（1）中共到了历史转折的大抉择时刻

（2）中国政治改革潜伏的巨大风险

（3）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促进中国改革发展

（4）中国改革对人类文明及海外华人的影响

五、关于本文的说明

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位北京资深学者原本计划在2026年1月中旬拜访温家宝总理，但当时温家宝总理不在北京。1月20日，因中央军委张又侠刘振立被拘留审查，温家宝总理返回北京（具体行程因涉及保密问题而不便透露），此时北京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北京资深学者再次准备择机拜访，却又收到温家宝全家从3月1日被限制自由的消息。3月27日，温家宝总理公开露面，这位北京学者随后才去拜访温家宝总理。于是，就有了双方关于中国未来的深谈。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是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除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归还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遵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释放人民与资本的生产创造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让权力回归民主与科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等实现权力制衡，通过民主决策实现科学决策，通过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确保国家长久兴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这种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直到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快速发展活力陷入系统性的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快速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人民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权利的缺失。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还能容忍不自由的专制环境。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陷入停滞，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终结，让人民发出不满声音的思想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面对自由与就业双重压抑的环境越来越绝望。共产党正在面临历史的大抉择，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还权于民，还是让愤怒的人民群众发起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是通过民主科学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让专制体制最终耗光中华民族的长久国运？在历史大转折时刻，党政军都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严峻问题了。”

“长期以来，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把维护专制统治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中谋求最大利益。殊不知，他们在对人民和国家犯罪，人民和神明都知道他们的罪行，犯罪所得在最终审判那里是得不偿失。金钱与权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愚昧的权力欲望绑架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奴隶，让他们在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路上越走越远。当他们发现人民的怒火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维护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报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僵局，党政害怕人民的清算和历史的审判，死死的维持专制权力，进而保护个人、家族与党政集体的既得利益。人民痛恨专制统治，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高，党政害怕民主之后遭到人民的清算，就严防政治体制改革，把自由民主当作损害党政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

“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拖的越久，人民的仇恨就会越深，中国经济社会所积累的问题就会越严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就会被破坏的越严重。就像洪水积累的越来越高，溃坝就不可避免。如此，剧烈革命所导致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党政、国家和人民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与痛苦。”

“唯有全面的大和解，党政放弃专制权力，把自由民主权利归还给人民；人民放弃历史的仇恨，人民放弃清算与报复，让党政敢于放权，让庞大既得利益不会集体抵制改革，才能让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降低到最小，才能和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发展。”

“因此，我建议党政和人民各退一步，都更加宽宏大量的接受对方，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诉求，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让大家都可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如此，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而不是拖到最后，革命如同山洪爆发，国家和人民已经严重受伤，中华民族的元气也已经被伤害的奄奄一息。”

“我这样说，肯定有不少人骂我，说我维护党政既得利益，甚至说我维护个人与家庭利益。但是，还有比这更现实可行的方案吗？说实话，我可以不在乎个人和家庭利益，但我无法改变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在总理任期内，已经竭尽所能推动改革，但无奈既得利益力量庞大。那时候，我和胡锦涛同志，经常在改革议题上处于少数派。比如，推动党政领导财产公开，我和胡锦涛同志遭到集体反对。我想带头公布家庭财产，也遭到集体反对。”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深知改革触动庞大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仅要在名誉上搞垮你，甚至还想在肉体上消灭你。改革之艰难，改革者所面临的风险，这是外界很难想象的，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但这就是现实。”

北京学者说：我很理解温总理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说实话，近二三十年来，温总理是推动改革最多的人，也是最能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奋斗的人。但同时，温总理也是遭到攻击污蔑最多的人。您在2012年力主拿下薄熙来之后，薄熙来势力、周永康势力、文革毛左势力和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您和家庭进行疯狂攻击污蔑，导致很多人民群众被蒙蔽。目前，由于邪恶势力的污蔑，很多人对您缺乏公正的评判。但我相信，一切终究会真相大白，历史会给温总理以公道。

温家宝总理说：“我是见证历史的人，我是从改革的艰难中走过来的人，我深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因为推动改革，我和家人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污蔑。但我从未放弃建设公正中国的梦想，一直坚持改革的理想。”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改革既有利益的增长，又有利益的分配。虽然名义上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任何个人与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必须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在缺乏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情况下，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是强势。”

“要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发展，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承认各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力量。只有我们真诚的面对现实，找到真正的可行方案，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否则，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推动改革，不仅无法实现改革，还会拖累改革的进程，甚至是葬送改革的历史机遇。1989年的历史教训，理想主义脱离现实的悲剧不能再次重演。我们要放弃理想主义的道德洁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与既得利益集团和解。否则，改革的梦想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并不是替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辩护，更不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改革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哪怕是我自己被人民误解，甚至是背负历史的骂名。为了推动改革，我长期与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攻击与污蔑。纯粹从个人利益来讲，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个人与家庭利益。但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改革。”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人格，哪怕是被人误解。可悲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宁愿相信既得利益集团对您的攻击污蔑，也不相信您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辞劳苦。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好人留下好名，希望人民群众不要再被那些攻击污蔑的声音所误导，希望人民群众也不要相信那些高举道德旗号而实际上损害国家利益的道德伪君子。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的王莽，到明朝的东林党，不切实际的道德伪君子是严重误国误民，甚至是葬送国家的未来。

温家宝总理说：“我多年来推动改革的艰难，还有这退休十几年来的反思，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找到多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最大程度的促进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为降低改革阻力而照顾既得利益者，通过改革发展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才是真正为人民和国家谋求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承认阻碍改革的力量，仍然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无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必定是阻碍改革的持续推进，最终是伤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是远比其他人更深入了解中国改革的艰难，更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大胸怀大智慧。我们要降低改革的阻力，就要有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和解的宽旷胸怀。甚至，让阻碍改革的力量变成支持改革的力量，让阻力变成动力。比如，为了激励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追究贪污腐败的罪行，甚至是认可部分非法收入以作为奖励。如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将没收所有非法所得，依法严厉审判其罪行。总之，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就可以获得免死金牌；凡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中国全面发展进步，将得到人民与历史的严厉审判。如此，就可以激励更多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创造再次‘文革’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这些权贵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复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压榨人民的权贵将首先遭到残酷清算，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最终是得不偿失。就算是‘文革’半复辟，这些养肥的权贵腐败分子也是极权政治屠宰的对象。”

“如果是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专制统治，这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首先被清算的对象，愤怒的人民必将残酷清算这些压迫人民的权贵，权贵的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即便是有些权贵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揪出来，最后是一无所有，甚至丢掉性命。因此，对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优先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进而才能保护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权益，才能让所有人免于专制体制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慌。”

北京学者说：主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既得利益集团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说实话，中国全面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中华民族将元气大伤，甚至是千年一毁。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思想文化的变化，由于经济社会民生的高压力，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将导致中国儿童人口持续的快速减少，导致未来中国严重的超级老龄化和持续的人口大崩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将很快毁于一旦，经济民生将陷入无休止的灾难。就像日本，1960年代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一蹶不振，养老压力越来越高，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越来越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压力都比较大。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持久下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权力缺乏约束与制衡，自由与法治得不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也得不到保障。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制约权力，权力的魔鬼迟早会爆发出来，缺乏约束的权力将造成巨大伤害，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国家发展也可能陷入新的深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很难实现。”

“专制体制持续的越久，人民的痛苦就持续的越久，经济社会危机积累的越深重，中华民族的根基所遭受的破坏越严重。要尽快结束人民和国家的痛苦，要尽快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问题，要尽快解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唯有党政和人民真心和解，各退一步，以真诚和宽容打破这个死局，才能尽快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面改革，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元气，才能拯救中华文明的未来。”

其实，早在2012年3月的记者会，温家宝总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更早的时候，2010年8月，温家宝在考察深圳时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决定国家发展的核心制度，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兴衰发展，进而决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命运。政治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因为政治制度决定权力的运行，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设计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事关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兴衰存亡。普通学者思考政治制度问题，往往是浮于表面，缺乏制度对国家与文明兴衰影响的长期思考，随意认定“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幼稚结论，这将可能导致国家与文明陷入制度死局。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失败，近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平等民主陷阱，都已经否定了普通学者的乌托邦梦想。中国制度向何处去，必须站在文明长久发展的角度去思考。

（1）建立贤能民主的政治体制

北京学者说：我们对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存在很大的迷信，甚至把自由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高举平等主义，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平等，严重忽视平等民主存在的多数人暴政，以至于使国家陷入民主的死局。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把自私、放纵等人性之恶当作自由权利，这种自由主义将使民主严重堕落，进而导致民族与文明陷入民主的死局。

我们研究发现，选民的种族、文化、年龄、收入、学历、智商、品德、智慧、进取心、责任感等，对民主选举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社会性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价值、美德、智慧、付出、风险等。只有自然性权利没有责任义务要求，自然性权利才是无偿的平等权利。但是，现在的平等主义思想，把结果平等当作真理，把有偿的社会性权利当作无偿的自然性权利，否定社会性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价值贡献，导致权利秩序的解体。

有偿权利的权利平等，否定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实际上就变成了人人都可以不负责的滥用权利去谋取私利。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实际上就是把绝大多数不具备民主能力的人也给予平等权利去决策国家事务，摧毁民主所需要的责任义务美德智慧，把民主变成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乱政、暴政，这在非洲、拉美、伊斯兰国家等都被证明了。

南非在1994年给予占人口80%以上的黑人平等选举权，黑人选票立即碾压式的淹没比较理性的白人选票，导致无知黑人的多数人暴政，最有创造力的白人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南非发展从此陷入停滞及倒退。

由于超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日本已经陷入超级老龄化，中老年选民占据绝对多数，几乎任何政客都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利益。中老年人用选票绑架国家，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沉重负担都压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背负的税负越来越高，年轻人更加缺乏意愿生育孩子，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导致日本陷入老年民主死局。未来中国将陷入比日本更加严重的超级老龄化，中国必须提前消除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建议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没有选举权。或者说，领取社会福利大于纳税者，即净纳税为负者没有选举权。

平等不能突破公正，违反公正的结果平等是巨大的社会陷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不能突破维持文明自然秩序的道德文化。但是，左派的平等主义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左派的自由主义破坏道德文化秩序。由于穷人的嫉妒心和普通人的无知，很多中低收入选民盲目追求平等，很多无知的人盲目追求自由，导致平等民主很容易变成左派政治，导致平等民主陷入经济与文化上的死局。老年人民主的多数人暴政、福利索取者的多数人暴政、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堕落者的多数人暴政，这是应当高度警惕的平等民主死局。

温家宝总理说：“从国家与文明的长期发展而言，既要警惕专制的少数人暴政，也要警惕民主的多数人暴政。从品德和认知而言，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美德与智慧去决策国家重大事务，更难以决策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事情。这就导致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具有致命缺陷，谁来约束与制衡绝大多数人的自私与无知？少数人的专制会有乱政，多数人的民主也会有乱政，我们应当找到恰当的科学制度方案。”

北京学者说：首先，我们应该根据一些标准赋予不同选民以不同选举权，进而赋予民主政治更高理性智慧。我们可以设置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以认知测试作为分配选票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候选人，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具备相应常识、美德、智慧。对于选民，根据纳税（依赖福利生活则视为纳税为负数）、贡献、考试、品德、智慧等分配选票。同时，采取两轮投票，防止相同观念的候选人相互稀释选票。

第二，重要选举由选举人投票决策，减少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弊端。每30~50个选民为一组，推选1~3个选举人，专门负责重要选举。选举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常识考试，保障选举人的质量。县级以下领导人由选民直选，省市以上领导人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克服绝大多数选民缺乏足够理性智慧的弊端。省市级以下人大代表（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国家级人大代表（议员）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让全国人大（国会）更有理性智慧。同时，全国人大（国会）设置不参与投票的专家学者席位与特定群体席位，提供法律政策议案的信息参考咨询。

通过人类历史的全球对比，我们认为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时代就是最科学的“贤能民主”，也被称为“共和制圣贤治国”，可以解决民主与专制各自的缺陷。在部落内部，也就是在基层政权，大家推举贤能为部落领袖。在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国家层面，各个部落的贤能领袖一起推举大贤能为天子，天子再任命贤能治理国家。贤能治国不仅是治理社会经济民生问题，还要引导民众的美德与智慧，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进而保障贤能治国的可持续。这就是贤能民主，共和制的贤能治国，从制度和文化上最大程度的遏制人性之恶，这才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组合。

温家宝总理说：“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是很科学的制度，这应当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但考虑到现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过渡方案，充分考虑各方的接受程度，使改革的动力大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第二步是最终目标，在达成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实行比较科学的制度方案，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况且，党政军和全国人民要取得共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大家理解支持贤能民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5~10年的过渡期，在过渡阶段要同时照顾人民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考虑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政高层领导、退休干部和红色家族，要在过渡阶段体现其利益诉求，把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愿意接受改革的群体。通过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社会共识和法律制度，让改革的阻力变成改革的动力。比如，党政军领导的权力与利益，民主党派和企业家的权力与利益，人民群众的权力与利益，都要在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中体现出来，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贤能民主、圣贤治国，有一个汇集贤能的“圣贤院”，这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最高领导，也是思想文化教育的最高领导。我们可以把“圣贤院”改为“资政院”，让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都加入“资政院”。如此，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的权力与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其智慧也可以得到有效发挥。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及当今各位中央领导的权力与利益都得到保障，也可以让他们的智慧在未来继续发挥余热。

“资政院”的构成，党政高层和退休元老占50%，各界贤能占50%，让政界和学界的智慧结合起来。就像今天我们的智慧交流，温总理的从政经验智慧是我们学者没有的，但我们学者有专业研究优势，学者与党政领导结合就是学术与实践的结合，这是更加科学的智慧决策机制，也是更加科学的权力实践机制。学者从党政领导那里获得权力支持，党政领导从学者那里得到智慧支持，智慧与权力紧密结合，让权力更有智慧，让智慧更有权力，这是非常绝妙的制度。就像今天通过与温总理交流，我们原来所设想的“圣贤院”制度更加完善了，从学术走向务实，“圣贤院”变成了更加具有实践价值的“资政院”。

要在过渡阶段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这可以在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体现出来。比如，在过渡阶段，全国人大（国会）的人大代表（议员），党政军中上层领导占20%，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占20%，民主党派与企业家占10%，人民代表占50%。当然，由于各党派都参与人民代表的选举，执政党具有强大人才储备，人民代表之中还有很多执政党的党员。如此，可以确保执政党在过渡阶段继续执政，执政党就可以借助全国人大来掌控国务院。通过民主过渡阶段的实践，执政党通过强大人才储备和先进的执政理念，仍然可以让执政党长期执政，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地方党政领导可以采用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中央任命地方监督长官，地方民主选举行政长官，形成彼此制衡，确保分权自治与国家统一的有机结合。在改革过渡阶段，地方党委书记改为“总督”（省级）或“督尉”（县市），作为中央与省市监督领导下级地方民选官员的最高官员，前期由执政党和国务院任命，后期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议会）任命。比如，新疆有中央任命的总督，又有地方民选行政长官，既有地方的民主自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温家宝总理说：“改革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专业学者。刚才你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具体方案，很符合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在改革过渡阶段及改革之后，都需要权力与智慧相结合，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相结合，才能让执政更科学，才能让改革更智慧。建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省部级领导等，聘请优秀学者为参谋、顾问。让权力拥有智慧，让智慧嫁接权力，才能更加务实的利国利民。”

 北京学者说：说实话，中国共产党自掌权以来，长期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把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当作最高目标，共产党就成了压迫人民、奴役国家的专制机器。专制统治暴政让中国人民看不到希望，专制统治暴政正在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专制统治暴政就是中华文明的最大敌人。

如果中共高层领导继续维护邪恶的专制统治，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不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和历史的正义将对中共高层领导家族与红色家族进行彻底的清算，让这些维持中共专制暴政的势力最终是得不偿失、人财两空。现在，主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改革，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自救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将迎来人民如同火山大喷发的怒火，历史的正义将给他们彻底的大审判。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推动中国民主化改革，这不仅是拯救中国人民、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的自我拯救。否则，人民的怨恨与怒火将越来越深，中国经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中华民族的未来遭受更严重的摧残，最终也导致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遭受严重的历史审判。”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拖延很久了，现阶段有很多改革应当立即推进。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应当尽快实际推进，县级以下的基础民主选举尽快实际落实，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尽快实行民主选举，党政领导尽快实行公推公选和差额选举，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尽快落实，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尽快放开，党政分开、民主监督、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司法公正等尽快实施，让权力在阳光下公正的运行。这是尽快缓解党与人民矛盾简单易行的措施，也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化保障。”

“即便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长期执政，那应当是民主执政，首先就应该是落实党内民主。如果连党内民主都没有，那就不是维护党的利益，而是维护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共产党就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维护党的利益和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就成了维护少数人专制利益的借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该尽快真正落实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决策形成科学决策，然后执行民主科学的决策，而不是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是维护民主科学的集体领导，不是服务于最高领导人的专制权力。现在仅存的党内民主和民主决策面临倒退危险，党政领导的个人决策代替民主集体决策，个人专权代替科学决策，导致个人错误变成国家损失，这就是中国近十几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温家宝总理说：“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无论是思想理论体系，还是政党的组织机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应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但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存在问题，马克思也没有看到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从人类近一二百年历史来看，无论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存在诸多问题。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了适应国家与文明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重组。我们可以从现在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取名字，中国共产党直接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这样，‘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等与执政党名称更加直接相关。改组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以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高宗旨，以科学的思想文化和中华圣贤智慧为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按照思想理念改名重组，凡是支持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党员干部都加入作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与过去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切割，让中华人民共和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凡是坚守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干部，改名重组为‘毛泽东共产党’，简称‘毛共’，承担毛泽东及旧中共的一切罪行。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天安门广场移除毛泽东纪念堂，各地移除毛泽东雕塑及语录。”

“执政党改组后，党政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真正分开。党政分开是法治，党政不分是专制。党政分开，党在国家之下，这是民主法治的前提。党政不分，党在国家之上，民主法治就失去基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天下，这与帝王家天下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反对帝王专制，也要反对党国专制，这才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北京学者说：中国的执政党应当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中华文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周易》为大道之源的中华古典文化就是最科学的思想文化。《周易》是研究天地人神宇宙万物之道，这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相统一的伟大思想文化，这既克服了诸多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具有理性的神圣的伟大追求。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是《周易》的三大作者，孔子继承周文王之道，周文王继承伏羲之道，因而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主导的思想文化才是正统中华文化。

但是，由于满清专制统治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无知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近代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并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游牧民族专制统治及其落后思想文化等都归罪于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导致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污蔑，导致现代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导致崇洋媚外、自毁文化、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因此，中国需要彻底纠正无知的知识分子与政客所导致的文化大破坏。

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最科学合理的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再次是佛教。儒家实现了神圣与理性的伟大科学统一，最有利于实现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教和佛教承认灵魂投胎转世，这比不承认灵魂投胎转世且存在大量虚构神话故事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更科学。但是，道教和佛教使个人脱离社会，佛教把人生当作痛苦且毁灭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这都不利于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唯有儒家思想是科学、神圣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统一。

儒家在宋明时期爆发的天理思想和心学思想，成为现代性与伟大性的科学统一。天理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天理就是自然法、自然正义，由此演化出现代文明的自然权利体系，这启迪了西方“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一大批思想家。“天理良知”是儒家思想的思想标准，“阳明心学”将“天理良知”变成修心与实践的伟大结合。“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进行思考，以天理良知作为行为标准，实现天理良知与行为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这成为现代文明最好的文化信仰与修身之道。

因此，中国的执政党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天理良知和阳明心学为党员的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为了避开中共的历史罪行，可以简称“华共”。中国执政党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作为思想指导，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并使用孔子头像，天安门广场拆除毛泽东纪念堂并改建为中华圣贤堂。

温家宝总理说：“我的爷爷是教授儒家经典的私塾先生，我从小就阅读背诵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儒家经典的美德智慧已经融入我的灵魂，成为我一生的思想指导。如果党员干部都能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就能诞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能，让中国成为贤能治国的伟大国家。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的阳明心学，应当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也是党员干部贯彻贤能治国的思想文化根本。”

北京学者说：实际上，现代中国人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已经变成了骗人骗己的表演，造成金钱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共产主义的宣传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笑话，人民不信，共产党不信，人民知道共产党不信，共产党知道人民不信，这样浪费钱财和时间的骗人表演早应该终结了。只有变成宣传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让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竞争力。

温家宝总理说：“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思想宣传应当逐步过渡到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和圣贤智慧，逐步淡化宣传马列主义。可以从‘马克思+孔子’转变为‘孔子+马克思’，然后变成儒家思想和中华圣贤智慧。建议现在的党校和思想政治课尽快加入儒家经典和阳明心学，尽快从马列主义思想过渡到中华思想文化。这样，才能让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学习从应付表演变成吸取圣贤智慧，用圣贤智慧提升党员干部的美德智慧，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加速推进贤能治国。”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温家宝总理说：“军队是政权的保障，军队国家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保障。中国要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统治怪圈，就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只有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帝王和政党，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没有军队国家化做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持久，民主政治制度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必须推动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军队国家化。政党获取权力，专制途径是依靠暴力支持，也就是军事暴力的大棒，这与帝王专制及军阀统治没有多少区别。民主法治途径是依靠信任支持，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获得人民的信赖与授权，这是合法的民主授权。军队变成政党的党卫军，就会让政党权力失去制约与平衡，就会导致政党专制及专制暴政的犯罪可能性。“党指挥枪”，这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政党为自己服务，最终让政党变成专制怪兽，不仅让政党领导人的灵魂犯罪，也害了国家与人民。

温家宝总理说：“共和国的前提是军队国家化，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稳固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就很容易倒退回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军队国家化就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长期保障。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可以有恰当的过渡方案，但目标仍是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坚持“党指挥枪”，就是坚持党国专制，就是企图以暴力镇压人民、奴役人民，就是坚持专制暴政压迫人民、损害国家、祸害民族。谁反对中国军队国家化，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党国专制统治，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谁就是继续祸害中华民族的罪人。因此，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废除“党指挥枪”，让人民军队真正属于人民，让国家军队真正属于国家，而不是让军队成为政党维持专制暴政的暴力工具。

中国军队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任何政党与个人的军队。“党指挥枪”违背人民解放军的使命，破坏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党指挥枪”就是政党和独裁者篡权夺位，就是阴谋颠覆人民共和国，就是准备以暴力压迫中国人民。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专制统治暴政的阴谋家，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人民和历史必将给予严厉审判。

军队属于国家，军队、武警和公安都应该归属国务院领导，并受全国人大（国会）与资政院的监督管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可以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中央军委实行集体民主领导。军队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军队维护科学民主的国家制度与遵从天理良知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军队维护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合理法律规范。除此之外，军队对政党和政客保持中立，打击政党和政客的非法非理行为。

在军队管理上，军队仍然可以采用“长官+政委”的双领导模式，但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服务党指挥枪，而是为军队进行良好思想文化教育。在过渡阶段，政委代表执政党、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改为代表资政院、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人枪分离，枪弹分离”是维护“党指挥枪”及党国专制暴政的重要工具，也是让军队被党国专制暴政蹂躏的工具。“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让人民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也让所有解放军将士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党国专制的制度工具，也让中国军队更难以应当突发事件。在人工智能时代，军队要可以随时应对机器人暴动的突发事件，“人枪分离，枪弹分离”就会使军队十分脆弱。

一个解放军少将说：“党指挥枪”、“人枪分离，枪弹分离”，让军人没有尊严，让党国专制暴政可以随时践踏军队将领的尊严。我支持武统台湾，甚至我们可以主动制造边境冲突，只要我们部队拿到足够武器弹药，就立即起义。然后，我们派军队保护好地方党政领导、电视台和通讯公司，宣布当地起义，发动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我们周边部队也商量好了，只要他们以平反叛乱的名义拿到武器弹药，也宣布起义，再向周边进攻。不出两个月，我们解放军就能解放全中国，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审判所有维护专制暴政的中共高层家族。

温家宝总理说：“目前，军队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又像靠近烟火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以前张又侠还有威望领导军队，但拘捕张又侠让军队更加绝望、羞辱、不安、愤怒，更加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拘留审查张又侠，党内少了一个不同意见者，却多出了一大堆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将领，让整个军队的怒火高涨，更难以和平的控制局面。只有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军队国家化，才能避免政治折腾军队，才能让军队有尊严的安心下来，才能避免军队暴动推翻党中央及报复中央领导。”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北京学者说：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环境，导致腐败比较严重。反腐败是必须的，但反腐败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败的土壤，就是在粪坑里拍苍蝇，苍蝇永远拍不完。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反腐败经常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清洗、集权专制，搞的党政军领导人心惶惶。许多党政领导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则，选择躺平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被耽误，这种荒唐的局面应当彻底改革了。

温家宝总理说：“制度环境决定腐败的程度。只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建立民主选举、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制度监管、权力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腐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民主选举，权力自上而下，官员升迁如同买官卖官，腐败必然严重泛滥。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权力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监督官员，才能根治普遍的腐败问题。”

北京学者说：反腐败必须摆脱人治，让贪官调查贪官，反腐败就如同笑话。反腐败必须摆脱共产党专制，反腐败不能是政治斗争和集权专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军队反腐败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中共中纪委不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反腐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渡阶段，中纪委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仅涉及执政党领导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败，结束人治型派系斗争式反腐败，尽快结束现在党政领导集体躺平的荒唐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二是反腐败要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中国的党政领导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当今物质主义时代，党政领导面对的利益诱惑与环境压迫非常大。由于中国党政领导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过去公务员低工资高福利的惯性，导致官员工资偏低。面对专制体制下升官买官的腐败需求，面对物质主义的生活压力，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样清苦，让人在买官卖官的专制体制下不腐败，这是违反人性的。可以说，党政军腐败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党中央，但党中央又以反腐败的恐惧威慑党政军领导，这就等于让人踩着粪坑又不允许人身上有臭味，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制暴政。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有两条建议，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消除买官卖官和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二是提高官员工资收入，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加强制度化反腐败机制，让反腐败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我们建议，公务员减少一半，福利变工资，工资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员数量减少，部分福利和公务开支变成工资，官员工资可以提升两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务车和司机，直接变成领导工资。涉及重大权力与利益的领导，实行高薪养廉。比如，国家级领导年薪500万~1000万元，省部级领导年薪150万~500万元，厅局级领导年薪80万~150万元，县处级领导年薪40万~80万元。

与腐败金额及浪费金额相比，高薪养廉加制度化反腐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激励措施良好的高薪养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国家投资。官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考核包括政绩、政务、人民评价、清廉程度、重要事务处理。政绩突出、人民评价高的清廉官员，可以给予超额奖励。反之，则扣减绩效工资。比如，县长年薪40万元，基础工资是20万元，绩效工资是20万元。如果政绩较差、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涉及腐败、重大事故涉及责任，则绩效工资可以清零。如果政绩很好、真抓实干、作风清廉、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绩效工资可以翻倍，总年薪升至60万。如果政绩在全省领先、人民群众评价很高，总年薪可以升至80万。国家设立优秀县市领导大奖，对于政绩突出且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的县市领导，再给予百万奖金。

温家宝总理说：“从人性而言，高薪养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减少社会的腐败损失和浪费损失，这对国家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依靠腐败升官，杜绝实际隐藏的各种买官卖官行为。涉及组织选拔的官员，要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强公推公选，接受各界监督，以民主选拔机制杜绝各种途径的腐败升官。军队升迁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全体官兵参与推荐推选，接受公开监督，以民主选拔和民主监督杜绝花钱买官，将军队升迁变成按照功绩和能力升迁。通过公正透明的制度机制，才能安定官心和军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军队作战能力。”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人为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制造枷锁，还导致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大量掠夺财富；二是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摧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断送中国崛起的未来。

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低落，一是因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在持续爆发；二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停滞与管制强化，自由与法治出现倒退，产权和企业自主经营缺乏保障，导致企业家和资本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导致外资撤资和企业家出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滑。

权力欺压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是河北孙大午案。孙大午在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1995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独创“私企立宪”，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与员工一起共治共享企业，就像私人企业的共产主义，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为员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孙大午不愿向权力谄媚，导致孙大午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僵化，当地官员长期给孙大午穿小鞋、使绊子。

2020年11月，孙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专制方式强行判决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将估值百亿元的大午集团以6.861亿人民币强行非法贱卖给权贵企业。一个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的著名企业家，不仅最终被专制统治暴政剥夺的一无所有，还身陷牢狱18年。令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心寒、恐惧、愤怒、绝望，乃至逃离中国。

2020年，过度防疫导致政治对经济社会管控严重加大，加上政策强调“内循环”和“共同富裕”，让很多企业家认为是闭关锁国和掠夺私有产权，导致企业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调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整顿，导致民营企业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让民众和企业家更加恐慌集权专制的加剧。于是，2021年后，逃出中国的“润学”爆红，年轻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业家移居海外，从中美洲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暴增。随后外资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很多外资讨论撤离中国。

目前，由于专制体制与人口危机的双重因素，经济发展危机最严峻的是东北。一是因为东北的自由开放法治的环境更薄弱，民营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因为近三十年东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经济发展能力低下又加剧人口流失，导致东北提前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中国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导致中国提前面临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东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又老又穷的悲惨命运。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体系就会僵化，各种自由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会扼杀经济活力，钱权结合就会垄断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同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生命力。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恶化，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有更早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比东北更加自由、开放、法治、开明、民主、透明、产权明确，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才、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停滞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业家、资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与安全感，很多地方党政领导选择躺平不作为。”

北京学者说：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生产创造与消费需求的循环，二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循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消费就难以长期提升。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如高房价、国企垄断），民众收入不足、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生产力潜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物质再生产也终将不可持续，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机制破坏生育（如女权主义、女性过度参与就业），就会损害人口再生产，引发长期经济发展危机。对中国来说，民众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做好守门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规则制度，提供好基础设施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弥补市场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权力自律、无为而治、不乱干涉。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专制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采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让企业家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等挤压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干涉和权力寻租，促进自由民主法治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才能扭转专制权力对经济民生的损害。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被温家宝总理的警告所验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发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专制，以分权制衡取代权力失去制衡的灾难，以有活力的制度机制挽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经济民生压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北京学者说：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来看，马列主义左派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严重压迫思想言论自由，导致人的权利与利益严重受损，导致愚蠢与谬论严重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不区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释放自私、贪婪、任性、放纵、傲慢、自负等人性之恶的魔鬼，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秩序解体，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警惕从马列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说，“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认知错乱，这是国家与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近代以来，思想错乱基本都起源于傲慢自负的愚蠢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经济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民生高压力的历史根源。胡适、鲁迅、柏杨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文化损毁、道德堕落与超低生育率危机的历史根源。左派知识分子误导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其危害断送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危险是，马列主义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还没有结束，自由主义文化左派的毁灭级危害已经开始。结束左派毁灭中华，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马列主义左派是破坏政治经济，这比较容易恢复。自由主义左派是毁灭文化，直接摧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义左派比马列主义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恶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恰当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恶的自由不是自由权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规。谬论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认识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恶的自由。

由于自私、贪婪、傲慢、自负、任性、固执、狭隘等人性之恶，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被人性之恶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维变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维，进而导致谬论泛滥。圣贤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恶对思维的绑架，站在大历史时空思考天地万物之理而摆脱局部思维的谬论，圣贤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历史时空思维模式获得真理的智慧。因此，圣贤先知才能资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维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真正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是圣贤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恶、专制统治、强权暴力等留下的历史糟粕。在当今各种思想谬论泛滥的时代，必然让圣贤先知重新引导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才能给灵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制统治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深远认识，不同于人的肤浅认知，承认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肤浅认知，傲慢、自负、虚荣、顽固、狭隘等人性之恶的情绪让人厌恶真理。第二，认识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恶的井底之蛙思维，人的品德不足就会导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恶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体长期的视角看问题，真理往往与短视的局部利益相冲突，导致普通人和专制统治者都不喜欢真理，经常是圣贤先知在孤独的坚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进步、博爱、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推广各种左派思想，很容易误导人心。同时，坚守圣贤先知所发现的真理，却被左派污蔑为落后的保守主义。传播谬论成为时髦，坚守真理成为保守。人心被误导，文化被破坏，道德被解体，文明被摧毁。

人不仅经常不喜欢真理，连真话都难以接受，经常是痛恨真话。所以中国古语说“真言逆耳”，人几乎天生不喜欢听真话，而是喜欢听假话。越是骗人的谎言，越是违背真理的谬论，就越能得到传播与认可。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自由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理一直失败，谬论一直横行，各种左派思想一直泛滥，导致中国近百年的诸多悲哀，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及人性之恶所导致的。

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左派就开始通过言论自由祸害中华，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危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样也是左派通过言论自由而传播谬论，导致文化解体、道德堕落、低生育率危机，再通过引进黑人穆斯林，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巨大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络博主，他们都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通过误导人心而获利，这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这直接破坏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论自由可以让真理获得自由，也让谬论获得自由，经常是谬论更泛滥，这是人的愚昧无知与人性之恶所决定的。专制让真理没有传播的自由，同时又传播专制的谬论，因而专制让真理更失败。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真理经常被逆向淘汰。解决真理与言论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须由坚守天理良知的圣贤守卫真理，让天理良知驻守灵魂。儒家思想的标准就是“天理良知”，“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的标准。因此，要让真理获胜，必须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教育主导，让思想言行坚守“天理良知”的“阳明心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在阴沟里翻船。从政治来看，儒家的“贤能民主”以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权力的人性之恶，以共和制的贤能治国实现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从经济来看，儒家的“义利合一”禁止权力和资本没有仁义的自私最大化，将利益和道义结合起来，防止权力和资本掠夺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经济民生的真理中道。从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来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将科学性与神圣性结合起来，让灵魂和文明发展实现“止于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标准和言论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研究天地人神万物万灵之理，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以达“止于至善”的最伟大目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儒家经典，都深刻体现了来自“天理良知”的伟大智慧。

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与真话的自由，又要有对谬论与谣言的限制。否则，各种思想谬论泛滥，就会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导致毁灭国家与文明的制度陷阱，就会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为“思想文化宣传部”（简称“文宣部”），归属“资政院”和国务院领导。互联网、媒体、出版、教育、文化等，都应归属国务院领导，都由“资政院”进行指导。“资政院”汇集德才兼备的圣贤先知级学者，领导规划民族与国家的大战略，探寻国家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奠定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引导教育、文化与思想舆论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以专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把讨论中央决策当作“妄议中央”，导致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限制仅次于“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最严重的专制暴政。真理是越辩越明，批评党中央就是让党中央兼听则明，而不是陷入偏听偏信和独裁专制的愚蠢。党中央企图封锁互联网，严控网络翻墙，打击说真话的人，就会让人更加联想到文革化、朝鲜化，进一步激发恐惧、绝望、躺平、出逃，反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继而更加危害政权安全。实际上，思想言论管的越严，人民越愤怒，政权越不稳定。让人民骂一顿，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于政权安全。打击真话，封锁真相，数据造假，妄图以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欺骗民众，只能进一步加剧不信任，导致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崩塌。

实际上，试图以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来维护中共政权，试图以专制暴政维护中共长期统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严重祸害中华民族，也让中共领导人罪恶深重，最终遭到历史、人民与神明的审判。建设“贤能民主”的科学制度，建立“义利合一”的民生经济，建立“天理良知”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与言论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符合历史的长期选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这才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选择，也是中共领导人造福自己和无愧历史的伟大选择。

温家宝总理说：“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制度确实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如何让真理得到自由传播，如何让有害谬论被限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绝对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泛滥，这是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严厉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严重有害的。目前，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已经严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民主决策难以推进，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沦为空谈，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人民的声音发出来，让学者的智慧释放出来，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与危机。”

北京学者说：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潜力的学生，因为网上发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国安警察威胁恐吓，连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稿都被警察强制删除。他非常伤心绝望，愤怒的出国了，再也不愿待在专制的电子监狱高墙之内。他宁愿在澳洲农场干体力活，也不愿在国内做体面的工作，等于是中共专制环境毁掉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迟迟无法发布出来，不少学者朋友积累了多本书稿都无法出版。我为我感到可悲，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可悲，我为千万学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国尽快结束这个历史级的大悲剧。给智慧以自由，给国家以希望，为人类文明带来智慧的光芒，但愿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专制统治的乌云所遮蔽。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905年，针对民族危机、专制压迫和民生艰难，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今天，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超低生育率将迅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从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倒退，专制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压迫民生。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拯救中华民族命运已经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经济民生压力，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对生育的逆向激励，由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近三十年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然后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彻底崩塌！

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发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人口就是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人工智能无法解决超级老龄化之下的创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人口大崩溃所导致的创新能力大崩溃和市场需求大崩溃，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溃所带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能力崩溃。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将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工业废墟”，将中国从绚丽的城市变成“建筑废墟”。

拯救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命运，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谁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步，谁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改革发展，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兴衰存亡危机，已经不亚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灭宋、满清灭明和日本侵华，坚持专制暴政的危害几乎已经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谁再坚持专制暴政，谁就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维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断子绝孙思想病毒泛滥；其次是现代经济社会机制严重打击生育，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几乎摧毁结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经济民生的高压力，使生育意愿脆弱的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在过去贫困的艰难时代，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机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较高。但现在，维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已经被毁，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沉重打击生育，导致经济民生压力可以明显影响生育。

近十几年来，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已经显著显现。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势恶化。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29-33岁购房主力人口从2020年的1.22亿下滑到2030年的0.73亿，10年下滑40%，必将带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由于专制权力借助疫情防控严重折腾经济民生，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而不愿负债购房，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提前到来。2020年中国新房销售面积是17.61亿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亿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国年轻人在绝望中选择躺平，而且他们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溃必将带来房地产大崩溃，房地产刺激措施已经无法再欺骗他们去负债买房。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新生人口长期快速下滑，导致年轻人口持续快速萎缩，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必将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能力。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形势，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长期下滑，2035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将低于美国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和1986-1990年最后一次婴儿潮，让中国有一段科技爆发潮，高峰期约是2015-2030年，这是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随着最后一波婴儿潮人口老去，中国经济科技竞争力将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衰退。科研人员最有活力的年龄是26-45岁，随着最后一批婴儿潮科研人员老去，我们预计2035年之后中国将迎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双重崩溃。

我们在十几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准确预测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中国25-29岁消费最活跃年轻人口从2015年的1.27亿下滑到2025年的0.75亿，10年下滑41%，导致中国很多产业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被迫用出口消化产能过剩。事实证明，我们用人口预测经济非常准确，因为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的长期趋势必然决定经济的长期趋势。因此，一些人口经济学者利用新生人口数据预测妇幼产业、幼儿园和中小学倒闭潮，准确率几乎就是100%。同样，用各年龄段人口和预期寿命预测养老和殡葬产业，准确率也是接近100%。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就是经济科技活动的生命载体，人口的长期变化必然决定经济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就是中国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灾难，就是摧毁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危机。因此，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改革，扭转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就是拯救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任务，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任务。

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今天，消费显著不足，经济刺激就应该以消费为主，鼓励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费刺激，也是对未来最大的投资。挽救中国经济，除了未充分满足的新质生产力和消费需求之外，应当全力对结婚和生孩子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长期而言，对于超低生育率的中国来说，最大经济刺激应当是鼓励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经济刺激措施仅短期有效，无法挽救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危机。鼓励生育对消费和生产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长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决消费不足和长期发展前景恶化。因此，可以把产业补贴和消费补贴都取消，把几乎所有经济刺激资金都用来鼓励结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国经济科技长期发展。这不是极端，这是拯救中国经济科技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为社会创造新的消费者，同时也创造就业、税收和GDP。生孩子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创造者，为社会贡献税收和GDP，为社会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保费用。生孩子是为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做贡献，鼓励生育就是政府最应该做的长期投资。除了伟大的科学发现、思想发现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最大贡献。发达国家用于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约占GDP的2%~3%，中国不足1%！养老支出是没有未来发展效益的消费支出，但中国财政和社保的养老支出已经占GDP的4%，远高于鼓励生育的支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强迫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去养老人，却不愿帮助年轻人养孩子，这等于是让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行为之一。

年轻人没有义务缴纳社保费用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政府也没有权利拿年轻人的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但政府却打着仁慈与福利的旗号这样做了，这实为压榨年轻人和摧毁未来的愚蠢行为。养孩子是对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政府却让年轻人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破坏养孩子的伟大价值贡献。政府拿年轻人本应该用于养孩子的钱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这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政府应当停止让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及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或者，政府就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去鼓励年轻人生育孩子。否则，政府就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邪恶专制暴政。因此，政府应该拿出比养老支出更多的钱去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的资金应该占GDP的5%以上。

中国可以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基础建设、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压缩低效的产业补贴等筹集鼓励生育的资金。目前，中国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来筹集鼓励生育资金。现代货币发行方式有三种：1、财政式发行货币，直接印钱作为财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但要警惕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2、债务式发行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央行购买债券，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可能性，但容易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过多；3、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央行用本币买入外汇资产，等于是外国印钱购买本国的商品和资产。外汇占款就是外国印钱买中国产品，为何中国不自己印钱让自己的国民消费呢？因此，中国应当改变货币发行方式，通过扩大财政式发行货币，压缩债务式发行货币和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就可以轻易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日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多发行货币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日本陷入超级老龄化、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饱和、经济发展预期恶化、房价暴跌导致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和居民缺乏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比较谨慎。通过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严格限制房地产信贷、央行收回贷款回笼货币、央行卖出债券回笼货币、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打击房价上涨预期或政府收割房价上涨收益、补足容易价格上涨的产业短板，就可以降低货币乘数与通货膨胀，再允许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进而让政府更多以财政方式发行货币，即通过印钱获得财政收入。如此，中国政府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中国正在面临日本式经济危机，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级老龄化持续推进，中国应当果断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直接印钱筹集鼓励生育资金，挽救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未来。所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鼓励生育，让国家承担年轻人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同时以低房价低房租来降低年轻人压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统一免费提供孩子的教育、医疗、幼托，以集中采购方式免费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湿、玩具、基础婴儿用品包等，再给予生育补贴或生育奖励。同时，改革教育，消除学区房、消除补课需求、消除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消除高考恶性过度内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业的学历与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过度竞争与父母压力。

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应当是帮助年轻夫妇养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实际上，无论是脱离家庭的社会化养老，还是脱离家庭的公共化养孩子，都是缺乏责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锅饭”，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一定不能破坏婚姻家庭，对单身妈妈的补贴与保护，就会导致更多离婚、单亲妈妈和低生育率，导致单亲孩子家庭成长问题。鼓励生育必须是先鼓励结婚，鼓励早结婚、早生育，才能长期提高生育率。不婚、离婚、晚婚、晚育、单亲家庭等，都会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国应当立即废除鼓励晚婚的结婚年龄限制，把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龄、生育年龄、女性岗位妈妈比例、男性岗位爸爸比例等都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鼓励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为越是优秀的人，事业和时间的机会成本越高，鼓励生育补贴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极端信仰、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最低，更容易通过生育补贴生育孩子。如此，鼓励生育变成种族与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欧洲，鼓励生育让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最低，获得生育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

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必须克服平等思想，根据智商、学历、品德、文化信仰等差异化鼓励生育，给予高智商大学生更高鼓励生育补贴，低智商、低学历、伊斯兰教教原教旨主义等不参与或少参与鼓励生育，并驱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国，汉族是智商与文化进化最高的优秀族群。中国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和儒家文化为灵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但是，汉族曾经长期被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压，汉族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鼓励生育就应该扭转这种历史错误，给予汉族更高生育补贴。

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和生孩子的困境，国家应该通过提供廉价住房、生育贷款等方式支持大学生生育孩子。实际上，大学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妇幼产业等相关孩子消费，激活经济发展前景，就能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向大学生提供养孩子无息贷款，保障无业大学生或低收入大学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临时降低财政压力。孩子满6岁免50%贷款，孩子满12岁再免30%贷款，孩子满18岁再免20%贷款。

印刷货币用于鼓励生育及为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降低居民负债，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科技长期发展。居民消费变成企业收入，增加投资和就业，降低企业负债。经济发展，税收增加，降低政府负债。通过印刷货币刺激经济，再保持5%左右通货膨胀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假设GDP增长率5%，通货膨胀率5%，贷款利率5%，名义GDP增长率10%，个人和企业收入名义增长率10%，财政名义增长率10%，债务负担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债务式货币发行方式，让金融机构和大企业获益更大，拉大贫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

同样，多印刷货币也可以用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鼓励生育及刺激消费，就能增加进口，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增加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然后把所得外币变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变成当地华人的贷款及鼓励生育资金，或者直接作为鼓励对外移民的资金，推动华人对外移民扩张和中国资产的海外扩张，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比如，俄乌战争结束以后，就可以鼓励中国男光棍移民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中国应该改革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鼓励海外华人积极获取海外国籍，进而方便中国对外移民和海外资产的扩张。

在专制体制下，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利益、人口宣传谬论和党政领导对人口经济问题的无知，导致中国人口政策一再严重失误，造成对中华民族的巨大伤害。中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经大福下滑，但中国在计划生育部门利益误导下，却在1979年实施了更严的一胎政策。中国在1991年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却在计划生育生育部门误导下，在1991年实施强制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中国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显示超低生育率，却被计生委和体制内专家千方百计阻碍人口政策调整，数据严重造假，结论严重误导。他们把当时1.2总和生育率造假到1.8，并把1.8的生育率当作最佳生育率，坚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动摇。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计划生育既得利益和错误人口思想所耽误。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的计生委人口专家、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说：“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实际上，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峰值1786万也不足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36%，计生委权威专家远离实际的巨大误判显然是有意误导国家重大决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但由于过去计划生育宣传的错误人口思想误导，很多人形成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厌恶，主张大幅减少中国人口，对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的危险视而不见。由于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鼓励生育无法直接变成显著的经济增长政绩，导致政府对鼓励生育缺乏积极性，导致中国未能全力扭转超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巨大的民族危险和国家悲哀。民间人口经济学者的警告，爱国者们千方百计的呼吁，却被言论自由限制直接扼杀，更没法进入中央决策，这是巨大的民族悲剧和国家不幸。

中国人口政策的悲剧，就是在专制体制之下，部门利益和党政领导错误思想所导致的巨大灾难。计划生育部门全方位发动宣传机器，对中国全国上下进行洗脑，以论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价却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时让中国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机，甚至是把中国人口大崩溃当作是好事。如此，整个中国陷入无知的危险。计划生育部门利益所引发的灾难，将至少危害中国百年，甚至是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

实际上，那些计划生育洗脑宣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就业是人口的社会分工，人口多不会产生就业问题，因为需求产生就业。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年轻人就业问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而是政治运动损害经济和就业。未来中国人口大崩溃，经济前景严重恶化，个人就业和发展前景也恶化。人均GDP的本质是人均生产创造能力，人口减少不会提高人均GDP。相反，人口减少导致超级老龄化和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反而降低人均GDP发展潜力，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国人聪明且勤劳，人口多就会产生庞大科研队伍、完整工业门类、庞大科研投入和庞大市场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然资源的使用已经突破国界。科技实力决定资源的范围，人口实力转化为科技实力，就能发掘出更多资源。在城市化的今天，人口密度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因为城市化就必然意味着居住密度大幅提高。更多计划生育宣传所制造的人口经济谬论详见《大国空巢》《大国危途》《中国人可以多生》等书籍。

中国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人口大崩溃将损害每个中国人的利益。首先，这直接影响每个产业的招聘与市场，人口崩溃就会引发产业崩溃与公司倒闭，很多人的就业与发展前景严重恶化。其次，超级老龄化导致严重的养老与医疗负担，这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巨大灾难。第三，超低生育率让很多中国人的灵魂下辈子只能投胎转世做畜生，因为中国新生人口暴跌，可以供投胎转世的机会严重不足，很多中国人只能投胎做畜生了。日本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更严重超低生育率的中国人将更悲惨。

温家宝总理说：“超低生育率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根本无法实现。党政领导必须把解决低生育率当作挽救中国前途命运的根本任务，切莫因为一时GDP增长率的好看而忘了这个根本。人口现实已经反复证明，我们确实在过去忽视了超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之所以导致我们曾经对这个最大民族危机视而不见，这与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的误导密切相关。现在看来，计生委所组织的专家与报告，数据是巨大造假，结论是巨大错误。”

“中国错误人口政策之所以被长期执行，人口政策调整之所以被长期误导，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缺乏自由民主，让权力的恶魔可以为所欲为，让谬论可以长期横行，让中央决策被严重蒙蔽，让领导人的错误被长期执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多听取来自民间学者的声音，才能避免再次出现巨大错误。现在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当年不惜毁掉中华民族未来的计划生育部门是类似的，都是既得利益不惜摧毁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保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才能从制度机制上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2）彻底解决高房价的民生压力

现代经济科技发达了，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生压力并未降低，年轻人比以前更加焦虑了。这是因为，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在很多方面违背儒家所说的“义利合一”，即利益要与道义相结合，不能因为利益而损害道义。由于制度和文化的缺失，贪婪的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各个经济组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变成了彼此相互伤害。比如，权力和房地产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居住成本；医疗资本和医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医疗成本；教育资本和教师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教育成本。特别是权力和资本过度贪婪的时候，居民收入和消费就会受到严重抑制，贫富差距过大，民生经济低迷。解决权力与资本的过度贪婪，一方面是贤能民主遏制权力与资本的人性之恶，另一方面就是全社会推行“义利合一”的思想文化。

“义利合一”是政治经济社会充满仁义的道德文化，以仁义对抗自私最大化的贪婪、愚蠢、短视、互害，进而实现经济民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国有企业追求垄断高价，以高收入高福利私分国企收益，这就是自私无义。如果国有企业提供价格合适的优质产品服务，把企业收益反哺国家与社会，这就是“义利合一”。如果私营企业提供价格合适的优质产品服务，把企业收益分享给员工及反哺社会，这就是“义利合一”。如此，居民收入更高，民生压力更小，消费更有活力，年轻人更有意愿生育孩子，拯救长期经济发展。河北大午集团、河南胖东来超市，都是“义利合一”的典型。但是，河北大午集团已经被权贵掠夺，有德者被自私贪婪的权贵拿走一切；河南胖东来超市害怕被权贵掠夺，就把企业分给了员工，这都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悲剧。

只有推翻权力和资本压榨人民的专制统治，才能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制度根源。只有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制度和“义利合一”道德价值观，才能充分遏制人性之恶及防止自私的互害困局，才能在制度和文化上长久解决民生压力，进而解决超低生育率危机。可以说，只有儒家思想才能解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这也是孙中山把自己当作儒家道统继承人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中国，权力和资本合谋创造高房价，严重压迫民生，这严重违反“义利合一”的政治经济道德原则。挽救中国经济民生，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彻底摧毁高房价，按照“义利合一”的原则向年轻人提供低廉住房，让年轻人可以安心生育孩子及消费。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采取一系列合法合理的方式主动摧毁高房价，让房价处于低水平，然后政府以印钱和基金的方式掌握大量房屋，向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类似于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国家是住房市场的最大提供者，以法律和市场的方式确保绝大多数国民的廉价住房。

目前，房贷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最大负担，很多年轻家庭的房贷还款成为家庭的最大支出，沉重房贷不仅严重挤压消费，还让大量中国年轻人不敢生二胎。以高房价获取土地财政，就是出卖中国年轻人的未来，就是政府吃婴儿肉以维持短暂虚假繁荣，这不仅是十分无耻，也是愚蠢至极！中国只有彻底打倒高房价，大幅下降居住成本，才能拯救超低生育率危机。因此，中国主动摧毁高房价高房租，同时印钱鼓励生育，这才是长久拯救中国经济的最正确选择。

中国政府主动摧毁高房价，政府所主导基金掌握大量住房，国家成为主导廉价住房的最大市场主体，这是中国房地产与中国经济民生的大革命、大重置、大重启，这将使中国经济民生走向新时代。首先，通过充分的城市土地供应，通过合理方式让小产权房合法化，通过严格限制房地产收益，通过政府控制的大量新房建设，通过允许居民把高价贷款房屋抛给银行及终止所有房贷，通过房价大崩溃的市场预期，制造迅速的房价大崩溃。然后，政府所主导的基金大量收购房屋，并以所掌握房产继续扩大基金，或以房产为抵押获得低息贷款，迅速成为主导廉价住房的最大市场主体。然后，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人均住房面积增长，随着印钱鼓励生育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房价合理的逐步增长，彻底摆脱房地产低谷。同时，由于住房成本大幅降低，人均住房面积就可以大幅增加，将有力的刺激建筑业发展。

中国对银行处置房贷的模式应该彻底改革，允许居民和企业直接房屋抵押贷款的房子直接抛给银行，并终止所有房贷。而不是目前，由于房价大跌，房子给了银行，售价不能抵消贷款，还要让人继续还房贷，这是压榨人民的邪恶制度。可以规定，除了炒房客之外，居民仅购买一套住房（夫妻不超两套），出售房屋不够偿还银行贷款的，房子直接抛给银行并自动结清所有贷款。允许个人破产，让炒房客放心的低价抛售房子。政府主导的资产管理公司大量接受低价房源，专门用于鼓励年轻人生育。政府鼓励年轻人廉价租房结婚，并打击以结婚强迫男人购房的行为。以结婚名义强迫男性买房的女性，特别是未出资却要求房产加名字，一律按敲诈勒索罪。

推动房地产大重置，高房价大崩溃，大规模消灭房贷，居民大量去债务，彻底解放高房价对民生的沉重枷锁，让居民更有钱去消费和投资。中国政府对银行和金融的控制力较强，足以应对房价大崩溃的金融风险。如此，经济更有活力，就能给企业去债务，继而给政府去债务，最终是给整个社会去债务。房价和房租大幅降低了，不仅居民的住房成本大幅低了，工商业的房租或房产成本也大幅降低了，就能降低物价、增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继而让消费和投资更有活力，经济、就业、财政等都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压力大幅降低，再通过系统方式提高生育率，就能拯救长期经济科技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高房价问题，一直是我所重视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风险，也切实关乎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你提出的人口、经济、货币、房地产政策，看起来是激进，却也比较务实。但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管控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安全范围。现在，很难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是目前政治体制和缺乏言论自由的悲哀。解决中国人口经济危机，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确实是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拿出科学的有效的革命性的巨大政策转变。就像轮船即将撞向巨大冰川，全力以赴的大扭转就是最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墨守成规、不温不火的政策才是最大危险。”

（3）扭转破坏生育的经济社会机制

现代经济文化是短视的文化，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是短视的机制，现代政治制度是短视的制度，这导致现代文明的低生育率危机，进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现代社会的文化、法律、教育、就业、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存在破坏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甚至是导致文明的自杀。但是，现代人很少看明白这些问题，或者少数明白者也无力改变，导致现代文明陷入集体愚蠢，或者说是自私的囚徒困境。

现代国家的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将养老和医疗都进行社会化集体保障，结果摧毁了家庭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严重破坏婚姻和生育，等于是鼓励不婚不育，导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危机，等于是民族、国家与文明的自杀。随着科技发展，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长，医疗费用也越来越高。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本质是政府强迫年轻人为与他无关的老人承担养老和医疗费用，强迫年轻人背负沉重养老压力和医疗压力，让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危机，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这是无耻的愚蠢的政府霸权主义。

目前的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反文明的制度，它打着福利的旗号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化养老的本质就是强迫别人的孩子给你养老。生孩子的人因为耽误工作，反而可能获得更少养老金。社会化养老和医疗，就是破除结婚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鼓励人不要结婚生子。因此，必须对养老和医疗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禁止养老和医疗制度鼓励不婚不育，让养老和医疗服务于鼓励生育。

生育维持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维持了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养老和医疗必须鼓励生育。不生孩子的人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缺乏贡献，因而养老金和医疗报销比例应该显著降低。比如，女性25岁以上、男性28岁以上，智力与健康正常的人，生育三个孩子以上的人医疗报销90%，生育两个孩子的人医疗报销80%，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医疗报销70%，不生孩子的人医疗报销50%或更低。

除了国家高层领导人之外，对于退休人员，不生孩子及孙辈孩子很少，养老金和医疗报销应该大幅低于多生孩子的人及孩子价值贡献高的人，因为生孩子保障了社保费用的长期延续。除了占人口少数的低智商群体外，生育三个孩子以上或孙辈孩子五个以上的人，养老金为100%，医疗报销为90%；生育两个孩子或孙辈孩子三个以上的人，养老金为90%，医疗报销为80%；生育一个孩子或孙辈孩子两个以下的人，养老金和医疗报销为70%；不生孩子的人，养老金和医疗报销为50%或更低。对于不生育孩子的富人，可以直接取消养老和医疗保障，或者大福降低福利保障，以降低社保压力。

中国社保费用占工资比例高达35%–45%，显著增加了企业负担，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实际上，社保缴费是对劳动人民的压榨，社保缴费是对母亲等非工作人口的严重歧视，社保缴费严重挤压劳动者的消费。因此，中国应该停止强迫社保缴费，改为纳税和国有资产收益支付社会福利，以集约化模式提供全民基本免费医疗。同时，削减偏高的养老金，实施比较公平的低养老金制度，让家庭参与补充养老，以此激励结婚和生育。对于孩子和孙辈的纳税，可以部分直接奖励给老人，将“养儿（女）防老”制度化。

民营企业是居民就业的保障，就业是收入的保障，收入是消费和生育的保障，消费和生育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必须全面解除民营企业限制，打破国企垄断和行政限制，让民营企业和创业更加自由健康的发展。同时，废除社保缴费，将社保缴费变成工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合理提高最低工资，大力强化劳动保障，有效减少工作时间，保障更多人的就业与收入。在人工智能时代，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进一步降低，低人权的就业模式严重加大就业压力和收入压力，形成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中国必须以法律方式打破低人权就业的恶性循环，将就业变成和谐社会分工和充分居民收入。

现代文化、法律、教育和就业，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打着解放女性的旗号，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满足了资本和权力的短期利益，满足了女性的短期虚荣与消费资本，但破坏了男女分工的家庭秩序，导致低生育率危机，摧毁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资本为了短期利益，歧视生育孩子的妈妈，对生育孩子的女性进行就业与职业发展的“母职惩罚”，导致女性更加不愿生育孩子，最后摧毁经济社会的未来，也摧毁了资本的未来。因此，必须采取法律强制措施，纠正经济社会自私短视的自杀行为。

为了扭转就业与职场的“母职惩罚”，促使社会奖励女性生育，国家应当以法律强制保护妈妈就业与职业发展，将女性就业的“母职惩罚”变成“母职奖励”。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除了科研等高度专业人士以外，25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妈妈；30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两个以上孩子的妈妈；35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三个以上孩子的妈妈。同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应当对照国有企事业单位，必须保障80%以上的女性职位给生育孩子的妈妈。如此，就业奖励妈妈，就能迅速刺激女性生育孩子。

现代社会推行大学、就业和收入男女平等，但结婚和养家费用却没有男女平等，社会仍然要求男性承担更多结婚和养家费用，女性仍然是慕强、拜金主义和虚荣攀比消费，导致男性结婚和养家能力降低，导致女性择偶要求升高且盲目消费，必然导致大量年轻人难以结婚和生育，导致低生育率危机。

现代社会所谓男女平等，其实就是把女人当男人用，进而逼迫社会把男人当畜生用，破坏两性分工和社会秩序。经济社会把女人当男人用，大量就业岗位被女性拿走，负责赚钱养家的男人就会面临更大就业竞争和女性对男人的更高要求，导致男性更加悲惨和高压力。男女平等最终必然摧毁正常的男女关系，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让女人在职业压力和职业焦虑中承受像男人一样的痛苦，男人在经济就业压力中承认更大痛苦。除了人格尊严平等，男女平等是人类史上最愚蠢的文明自杀内卷价值观。

平均而言，同样的考试分数、同样的学历，男性的社会价值贡献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智力优势是记忆、语言，依赖记忆和语言的占据多数科目（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地理等），女生又比较听话，女生不会被太多兴趣而耽误学习，导致女生更容易取得考试成绩，导致女生很容易是高分低能。男性的智力优势是逻辑推理、空间几何，男生好动且兴趣广泛，这非常不利于男性考试成绩，但非常有利于创新创造，这很容易导致男生是低分高能。因此，男女相同分数线就是对男性的不公平，是对教育资源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巨大浪费，还会破坏两性分工、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大学录取的男女平等就是危害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和文明。因此，大学、公务员、司法等必须根据男女特征、社会分工、价值创造，实施男女不同分数线。

2024年，中国大学招生59.8%是女生，已经达到和美国相同水平。女大学生近6成，男大学生仅占4成，女生比例几乎比男生多一半。由于女性择偶的慕强心理，女性选择学历更高和收入更高的男性，大学录取男女平等就会导致三分之一的女性面临择偶困难，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结婚和养家成本主要是男性，男性得不到相应大学教育和工作机会，就无法结婚和养家，也就导致大量女生找不到对象。只有大学录取更多男性，才能创造更大社会价值，才能满足男女结婚的需求，才能满足女性依赖男性供养的心理，才能让男性撑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大学录取的男女平等，就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悲惨的牛马，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

对世界各国的统计表明，生育率与女性学历、收入呈负相关，生育率与男性收入呈正相关，生育率与男女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呈负相关。女性学历越高、女性收入越高，则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即女性为生育而放弃的事业与赚钱机会成本越高，女性生育率越低。相反，男性收入越高，越容易结婚和生育，生育率越高。男女结婚越晚，生育孩子的时间越晚，女性最佳生育年龄被耽误，则生育率越低。因此，政府推动教育、就业与收入的男女平等，破坏男女分工的自然秩序，导致男女更难以结婚和生育，导致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更晚，就是政府在女权主义要求下主动拉低生育率，就是政府帮助女权主义摧毁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

女性的智商越高，则女性的学历与收入越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越高，导致高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低。相反，女性的智商低，学历和收入低，就更早的结婚和生育，让低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高。如此，女权主义把女人当男人用，左派和女权主义追求男女平等，其结果就是在基因上淘汰高智商优秀女性。因此，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就是对女性基因上的逆向淘汰。实际上，为了学历和事业而耽误结婚生育的女性，从长期来看就是愚蠢的女人。比如，高学历高收入的大龄剩女，浪费了自己结婚生育的黄金年龄，导致难以结婚和生育，这就是重大人生失败。甚至，一些高智商女性最终是守着房子和财产孤独终老，这是多么愚蠢和失败？真正有智慧的女性，首先就应该在年轻的黄金年龄尽快结婚和生育，先结婚生子而后立业，最后才能是家庭与事业的双丰收，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成功女性。

女性上大学和就业不是与男人竞争，而是与其他女人竞争。女性上大学和就业不是与丈夫竞争，让男人上大学、就业和赚钱养家更符合女性利益。因此，法律强制保护妈妈就业，让妈妈赢过不婚不育的女人，就是最好的女性就业保护。如果不是专门保护妈妈权益，保护女人上大学、就业和收入的男女平等，其实就是鼓励女人不婚不育，把女人当作不会生孩子的男人使用，这是极其愚蠢的文明自杀。因此，大学和就业应该优先录取男性，女性就业应该优先录取妈妈，女性读研究生应该优先录取妈妈，女性读博士应该优先录取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妈妈。

除非女性摆脱拜金主义和慕强思维，大学、就业、收入与财产分配的男女平等都会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比如，父母有100万财产，分给儿子和女儿各50万，导致儿子难以买房结婚，导致女儿高消费和更高择偶要求，就可能导致儿子和女儿都没法结婚生育，这个家庭就绝后了。如果父母把100万财产按照社会情况采取合理的不平等分配，儿子分得80万且成为父母养老的主体，女儿以嫁妆名义得到20万且仅辅助养老。这样，儿子有钱买了房子，女儿嫁人有嫁妆保障，儿子和女儿都更加顺利结婚生育。当然，这种以儿子为主的财产分配模式是建立在儿子养老为主的基础上，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关系。不能是财产分给儿子为主，养老却依赖女儿女婿，这就明显不公平了。

因此，家庭财产分配的原则是让儿女结婚生育更顺利，兼顾财产分配与对应养老的公平，让家庭发展延续更强大，让后代更多更优秀（包括女性后代），进而让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都得到更好发展延续。如果家庭财产很多，足够满足儿子和女儿成家立业，女儿没有过分慕强和拜金主义，女儿很愿意生育孩子使家庭壮大，或女婿能力很强能让家族发展壮大，财产基本可以平等分配，或者以财产奖励儿女生育更多孩子。

在人类社会，除了无偿性的自然权利平等，也就是自然权利背后所包含的责任、义务、贡献等要求没有差异，才能实行权利平等，以免破坏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如人格尊严平等、法律公正平等。一旦权利涉及不同的责任、义务、贡献等，就不能权利平等，也就不能男女平等。因为男性要在结婚、养家和社会方面承担更大经济责任，就不能要求大学男女平等、就业男女平等和收入男女平等。否则，权利和责任义务不匹配，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

类似，纳税人养活国家，纳税就是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标准，应当按照纳税分配选票，无纳税或低社会贡献者就应该没有选举权或很低选举权。但是，平等民主摧毁了选举权对应的责任义务，让纳税很少且理性不足的人也有同样选票，让民主陷入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必然让民主陷入死局。因此，不考虑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权利平等，其实就是杀死人类文明。

平等主义无视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摧毁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导致社会和文明可持续发展陷入混乱或死局。自由主义无视自由本应该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秩序，摧毁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毁灭。博爱主义无视种族和宗教的发展差别、内外差别及文明发展要求，让落后族群和落后文化破坏优秀文明，如黑人穆斯林颠覆西欧文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就是因为对外族的博爱。平等主义摧毁文明的结构秩序，自由主义摧毁文明的运行秩序，博爱主义摧毁文明的防御秩序，左派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和博爱主义就是摧毁人类文明秩序，进而毁灭人类文明。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相信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和现代西方制度，不少就可能是巨大陷阱，需要学者们去仔细研究论证，以免错误思想造成巨大危害。现行的社会化养老确实是一个危险的骗局，世界各国养老都在面临崩溃局面。让国家来养老，压力在年轻人身上，导致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社会养老制度就会崩溃。我们过去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政策，确实应该大转变了。但我们很难听到你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是我们目前政治制度的悲哀。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中国学者确实是非常艰难。要进行大改革，就需要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取得社会共识。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就是空中楼阁。让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真话表达出来，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4）打击破坏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宇宙万物因其秩序而存在，原子、分子、地球、生物、人类文明都有其自然秩序，包括结构秩序、运行秩序和防御秩序。一个人的生物秩序崩溃，这个人就会死亡。一个人的精神秩序崩溃，这个人就会自我毁灭。一个文明的文化秩序和法律秩序崩溃，这个文明就会自我毁灭。圣贤先知根据天理良知，遏制人性之恶，促进道德良知，建立文明的精神文化秩序，维持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三百年来，左派知识分子不断打倒圣贤先知所建立的传统文化秩序，摧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

现在，自由主义打倒传统文化，把自私、堕落、无知、放纵、任性、无序、侥幸、短视等当作自由，严重破坏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秩序。平等主义追求结果平等的权利平等，破坏公正的社会规则，破坏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个人主义释放自私、贪婪、短视，导致自私的相互伤害及囚徒困境。享乐主义追求短暂的享乐，实为放纵、短视与自杀。女权主义追求女性自私短视的利益最大化，反对婚姻家庭和生育，敌视男性及制造男女对立，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目前毒害民族、国家与文明最严重的思想文化病毒。

从人性而言，人类文明有两大严重危机。一是理性不足而导致的愚昧无知，让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都陷入愚蠢，甚至是让民族、国家与文明陷入愚蠢的自杀。二是自私过度而导致的贪婪索取，瓦解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摧毁家庭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从人类历史来看，专制权力会释放专制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又加剧专制权力的自私贪婪，导致权力的愚昧无知与自私贪婪，进而严重破坏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女权主义是女性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傲慢自负的女性本文主义所导致的女性特权主义。女权主义像专制权力一样，同样释放这两大人性危机，女权主义打破传统文化对女性人性之恶的约束，严重加剧女人的愚昧无知与自私贪婪。女性拥有更多感性思维，导致理性不足的无知，女权主义破坏传统文化对女性无知的约束，又让女性普遍掌权家庭、社会与国家，必然导致感性无知之下的混乱，严重损害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中国古语所说“女人当家，房倒屋塌”。女性生育需要男性供养，这导致女性在基因上更有自私的索取意识，女权主义破坏传统文化对女性自私的约束，导致年轻女性普遍的自私贪婪、虚荣攀比、拜金主义、过度消费，严重破坏婚姻家庭与生育。

权利对应责任义务，权利不是没有责任义务的结果平等。结果平等的权利平等就是否定权利需要对应责任义务，就是不劳而获的索取特权，进而摧毁权利秩序。由于女性的感性思维和索取本性，抬高女性权利一定会加剧释放女性的自私贪婪，进而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通过伊斯兰教等文化证明，女性权利越低，反而生育率越高。女权主义泛滥证明，女性特权越多，生育率越低。当然，我不支持压低女性权利，我支持公正的对应责任义务的权利平等，反对压迫男性及奴役男性的女性特权。否则，自私的感性的女巨婴思维就会摧毁家庭和生育，毁掉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就像你给自私的感性的小孩太多特权，一定会摧毁小孩的正常认知与品德培养，制造大量自私的感性的巨婴，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

父权社会是父亲承担更大责任的社会，父亲权利的背后是责任与奉献。母系社会是母亲承担更大责任的社会，母亲权利的背后是责任与奉献。父权不是男权，是父亲责任和丈夫责任，这没有任何不平等，这更不是男性特权，而是责任、奉献、压力与牺牲所匹配的自然权利。母权不是女权，是母亲责任，是母亲承担责任、奉献、压力与牺牲所匹配的自然权利。母系社会实际上是缺乏父亲责任且母亲压力更大的社会，这对女性不是好事。父权社会是父亲压力和男性压力更大的社会，是男性承担更大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男女平等是权利平等，却不要权利对应的责任与奉献，严重忽视男女差异和两性分工，严重破坏自然权利秩序。女权主义是不要责任奉献却要更多权利与特权，直接摧毁自然权利秩序，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在原始社会，由于男性的体力优势，男性是供养和保护部落的主体，男性在持续对敌人和野兽的战斗中锤炼身心及残酷淘汰，让男人拥有更多勇气、理性、智慧、担当、奉献和兄弟情义。女性处于体力劣势，尤其是怀孕和带孩子的女性更需要强大男性的供养和保护，因而女性具有慕强心理、被保护心理、被供养心理、利用男人的思维、向男人索取的意识、择偶的物质主义和攀比心理。经过演化与淘汰，男人则有英雄主义、民族大义、家国担当、奉献精神、宽容大度。如果男性缺乏这些优秀品格，这个部落就会被淘汰，男人被杀死，女人被俘获。

最终，经过演化与淘汰机制的筛选，留下来的男人基因、性格、精神与思想，都更有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成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顶梁柱。相反，女人在体力、精神、性格和思想上都缺乏这些品格，难以担负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为何中国古语说“女人当家，房倒屋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男人才更可能成为支撑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顶梁柱，符合自然秩序的男女有别和父权社会的生命力远高于男女平等和母系社会，破坏两性自然秩序的男女平等和女权主义就会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支撑及未来。

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有爱国者，都有叛徒；都有担当的人，都有自私的人；都有理性智慧的人，都有感性思维的人；都有视野宽广的人，都有思维狭隘的人。但整体而言，男性关心民族国家未来的人远多于女性，男性有责任担当意识的人远多于女性，男性有理性智慧与公正精神的人远多于狭隘感性思维的女性。我们非常敬佩那些女性爱国者，但为民族大义而奋斗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就像一些爱国女性坚决反对背叛民族的女权主义，但女性女权主义者远远更多。男性作为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的主体，才能更好的保护民族大义、社会公正和文明可持续发展，这是演化机制和心理特性所决定的。相反，女性集体掌权家庭、社会、政治、经济、媒体、互联网、司法、文化、教育等，则一定是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巨大灾难及悲剧。

女权主义反婚姻反生育，把婚姻责任和生育贡献当作对女人的压迫。女权主义仇视母亲和父亲，女权主义把结婚生子的母亲称为“母驴”，把父亲称为没有亲情的“生物爹”。社会不能满足女权主义巨婴思维的特权要求，女权主义就仇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男性，报复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引进外族男性和外来宗教。比如，欧洲女权主义贬低本土白人男性，支持黑人穆斯林非法移民，尽管黑人穆斯林的女性权利最低。中国女权主义贬低中国男性、压榨中国男性，却跪拜并倒贴西方白人男性（包括低端白人男性），甚至还倒贴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落后族群男性。在和平时期，女权主义就是摧毁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最大叛徒。女权主义通过摧毁婚姻和生育，直接摧毁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这比普通杀人犯和侵略者的危害还大。因此，必须以打击杀人犯和侵略者的态度打击女权主义，对散播女权主义思想病毒的人依法定罪。

女权主义直接摧毁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最严重的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导致超低生育率危机。韩国出现人类史上极低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这与韩国女权主义在世界上最严重密切相关。朝鲜在人类史上最严酷的专制暴政不能摧毁朝鲜民族，但韩国在人类史上最严重的女权主义及其导致的最严重超低生育率危机却快速摧毁朝鲜民族。从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女权主义对民族与文明发展延续的破坏比人类史上最严酷的专制暴政还猛烈。因此，女权主义就是民族与文明的最大敌人，专制暴政是人民和国家的最大敌人，打击女权主义和专制暴政才能拯救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今中华文明来说，消除专制暴政，打击女权主义，就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历史任务。

女权主义就是自私的不满的贪婪的双标的想要特权的不要责任的女巨婴思维，直接摧毁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应有的道德价值观，进而摧毁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未来。女权主义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杀伤力，直接追赶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灭宋、满清灭明和日本侵华。女权主义就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的最大敌人，必须以对待侵略者的态度打击女权主义。现在，女权主义已经占领中国的互联网、媒体、教育、政府、司法等，导致女权主义思想泛滥，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在互联网、媒体、教育、政府、司法等领域清除女权主义分子。为了打击女权主义，互联网、媒体、教育、政府、司法等领域，女性岗位应当仅录取有孩子的妈妈，30岁以上女性岗位应当仅录取两个孩子以上的妈妈。

女权主义把传统文化道德对人性之恶的约束当作是对女人的枷锁，女权主义把妻子道德和母亲责任当作女人的枷锁，女权主义把贤妻良母当作女人的最大叛徒，女权主义痛恨不能实现最大女性特权的国家，女权主义痛恨父权社会（实为父责社会）及连同的社会秩序，女权主义是最极端的只要权利而不要责任义务，女权主义不能实现邪恶愿望就仇恨男人和社会。女权主义激发女人的不满、怨恨、仇视男人、敌视父亲、痛恨母责、背叛家庭、仇视婚姻、敌视生育、仇恨道德、痛恨传统、背叛国家和道德堕落，直接摧毁道德秩序和家庭秩序，直接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直接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除了大规模战争和严重专制暴政，女权主义就是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最大敌人。女权主义对民族、国家与文明的长期危害已经远超杀人犯和普通侵略者，中国必须尽快立法严厉打击女权主义推翻民族与文明的根基！

在现代社会，支持女权主义的法律在婚姻方面严重袒护女性，实际上就是严重侵犯男性权利。女权主义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平分财产、支付孩子和妻子抚养费等，实际上都是压榨男性。男性在财富创造上具有天然优势，男性又远比爱消费的女性更节约，夫妻共同财产与离婚平分财产，就是鼓励女性拜金主义及鼓励女性以离婚瓜分男性财产，这是非常无耻的强盗法律。法律把孩子判给妈妈，然后再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或者法律直接要求丈夫支付离婚妻子抚养费，这都是法律无耻的剥夺男性。没有抚育孩子能力的一方，就没有资格要孩子抚养权，借着抚育孩子的理由向对方索要财产，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耻的阴谋。由于现代女权主义法律明目张胆的偏袒女性及压榨男性，导致大量缺德女性借机掠夺男性，导致男性结婚意愿大幅降低，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女权主义婚姻法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最无耻最愚蠢的法律，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中国应当立即废除女权主义婚姻法。

纵观全球，只有中国大陆才有结婚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这次全球唯一的公开买卖妇女的无耻现象。按照传统文化，彩礼是买妾的费用，正妻是聘礼且嫁妆大于聘礼，未婚女性基本都是处女。现在却变成，正妻要高额彩礼，嫁妆很少，处女成了稀缺，贤妻良母的年轻女性少了，很多年轻女性变成了自私贪婪虚荣攀比高消费，导致男性结婚意向大幅下降。目前，彩礼已经变成女方结婚敛财的工具，甚至把结婚彩礼变成骗钱的工具，或者把彩礼当作女性还债的工具。彩礼实际上就是敲诈男性、剥夺男性、欺骗男性，严重侵犯男性家庭财产权，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中国应当立即废除结婚彩礼与五金等，把结婚索取钱财一律当作敲诈勒索、诈骗或买卖妇女，对坚持要彩礼及不归还彩礼的则一律按照刑事犯罪。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女性拜金主义和女性向男性索取钱财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也是女权主义泛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女权主义思想泛滥和女权主义婚姻法偏袒女性，导致中国男性成了世界上最辛苦、最悲剧、最被压榨的男性。结果导致中国男性结婚意愿大幅降低，很多城市相亲市场几乎很少看到男性。女权主义法律帮助女性压榨男性，很多男性被女性通过恋爱和婚姻压榨以后就失去了结婚能力，等于是女权主义法律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中国必须废除女权主义婚姻法，坚决打击女性掠夺男性钱财。男性可以给女人合理的钱，以用于家庭消费，但不是女人强迫男人给钱以满足女人的操控与过度个人消费。法律应当禁止女性强迫男性交出工资，禁止一方对一方的经济压榨。

“穷养儿，富养女”是女权主义和消费资本编织的谎言，这是女权主义是为了博取更大利益，消费资本是为了让容易感性消费的女人多购物，结果就是培养不知感恩父母赚钱辛苦的缺德女和拜金主义的败家女，一些富养女高消费导致负债累累。中国古语从来没有“穷养儿，富养女”，而是“穷养儿志，富养女德”，意思是“贫穷家庭养儿子要培养志气，富裕家庭养女儿要注重道德”，根本没有物质上的“穷养儿，富养女”。实际上，中国古代家庭是低成本养女儿，培养女儿勤俭持家，做个贤妻良母。现在，“富养女”谣言不仅让父母背负更高养女儿的财务压力，培养败家的缺德女，也让年轻男人承受很高的恋爱结婚成本，甚至很多男人被富养女搞的几乎财务破产，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因此，必须打击“穷养儿，富养女”的女权主义谣言。

数百万年的演化机制决定，女人具有天生的慕强心理和拜金主义，男人的财富直接影响女人对男人的看法及女性的结婚生育意愿。男人富，女人穷，结婚率高，离婚率低，生育率高。男人穷，女人富，结婚率低，离婚率高，生育率低。女权主义法律袒护女性，鼓励女人掠夺男人财产，导致男人被掠夺变穷，导致女人依靠掠夺变富，等于是鼓励女人拜金主义和以离婚瓜分男人财产。男人变穷，女人变富，女人就不想结婚生育。相反，只有女人比较贫穷，男人比较富裕，才能激发女人结婚生育。女权主义法律帮助缺德女人掠夺男人，鼓励女人离婚捞钱，摧毁婚姻家庭与生育，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最邪恶最有害的法律！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必须立即废除女权主义法律袒护女性，立即纠正法律和法官帮助女性掠夺男人财产，立即帮助男人挽回被女人掠夺的财产，这样才能保护婚姻家庭和生育。

婚姻的本质是男女有别、男女交易和男女搭配，男性提供收入、住房和资源，女人提供生育和家庭投入，完成婚姻家庭与生育的男女结合，这是典型的男女有别或男女不平等。男女平等就是消除男女差异，把女人当男人用，摧毁女人的自然角色。男女教育平等，男女就业平等，男女经济平等，女人经济独立，女权主义法律袒护女性，男人工资和财产交给女人，女权主义法律和法官帮助女性掠夺男性财产，女权主义政府补贴单身妈妈及强制男性支付抚养费，导致女人在经济上不需要男人，导致女人不需要依附婚姻获得生活，导致女人不需要结婚生孩子养老，就会导致低结婚率、高离婚率、低生育率。违背男女有别的性别差异现实，推进消除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破坏男女秩序和自然正义，这是平等主义和女权主义摧毁婚姻家庭与生育，摧毁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

现代左派法律严重偏袒女性的缺德行为，比如掠夺男人财产、对男人语言攻击，就是纵容和支持女人的缺德行为。女权主义法律不把女人擅长的语言暴力当作暴力，仅把男人擅长的物理暴力当作暴力，让男人被侮辱性的承受女人的语言暴力，仅仅惩罚男人以物理暴力反击语言暴力，而不惩罚女人的语言暴力攻击和率先物理暴力攻击，让女人被法律和社会偏袒娇惯的嚣张跋扈，更加侵犯男人的尊严和权益！女权主义的无耻法律，惯坏了女人，委屈了男人，让女人不尊重婚姻和男人，让男人对婚姻和女人失望，最终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就像美国左派袒护黑人，欧洲左派袒护穆斯林，加剧黑人和穆斯林暴力犯罪，加剧其他人厌恶黑人和穆斯林，最后害了所有人，严重败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必须终止人为制造不公平的女权主义左派法律。

女权主义法律规定只有女性才有性自主权利，而男性没有性自主权利。即便是男性花了很多钱财结婚了，或者男性向妓女已经支付费用，法律也不承认男性有性自主权利。否则，女权主义法律就认定男性是强奸，包括婚内强奸。结果，女性可以随意拿性爱拿捏男性，女性借此掠夺男性钱财、强迫男性满足女性意愿或达到其他无耻目的。比如，男性不同意女性在男性房子上加女性名字，男性不同意女性的高昂彩礼，女性就可以报警或起诉男性强奸罪，导致近年来中国强奸罪大幅上升。女权主义法律剥夺男性的性自主权利和生育权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公正的法律。由于法律是女权主义法律，女权主义法官很多，导致中国男性的性自主权利几乎完全被剥夺，男性恋爱和结婚的意愿大幅降低，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

中国每年女性堕胎高达900万~1300万，比中国每年新生人口还多。这既是性自由淫乱、女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及不珍惜生命的结果，也是现代女权主义法律剥夺男性生育权的结果。女权主义法律剥夺男性生育权，把堕胎完成当成女性的自由权利，完全无视胎儿的父亲权利和胎儿的生命权，结果导致女性随意堕胎、大量堕胎。堕胎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也显著降低新生人口，中国应当依法严格限制堕胎。堕胎应该仅限于强奸、通奸、卖淫、淫乱、疾病、残疾等，而不是女性随意杀死自己和伴侣的孩子，让女人随意剥夺胎儿生命权。限制堕胎以后，女性不想生育的孩子，可以直接交给孩子父亲、福利院或愿意领养孩子的人，福利院可以收钱把孩子交给领养孩子的人，福利院或领养孩子的人向生育孩子的女性支付营养费。同时，允许代孕合法化，满足不能生育孩子的人想要孩子的需求，也提高中国生育率。

温家宝总理说：“你的看法确实是与众不同，颠覆了人们的通常认知，但十分言之有理。我们的法律曾经把偏袒女性当作文明，却是帮助女权主义和缺德女性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这些法律应当系统纠正了。如果女权主义已经掌握互联网和媒体，估计你的这些言论很难发出来。中国政府应当尽快采取行动，纠正女权主义对法律和政策的误导，打破女权主义主导互联网和媒体的危险局面。对于已经流行的女权主义思想，政府应当进行系统纠正，教育层面也要提前预防女权主义思想。同时，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应该正确区分，保护女性的合理权益。”

（5）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圣贤先知按照天理良知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人心之恶，促进人心之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及文化秩序，进而成为维系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西方左派打着自由、解放、进步、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打破传统文化对人性之恶的约束，导致文化被毁、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低生育率危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但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知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强权暴政、游牧民族专制统治和满清专制统治所导致的近代中国落后归结为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导致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遭受巨大破坏，导致中国和全球华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彻底摧毁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左派是秩序的解体，右派是秩序的极端。近一百多年来，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危机就是西方左派破坏人类文明的自然秩序。西方左派的平等主义过于追求平等，如马克思、恩格斯，结果平等则必然破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西方左派的自由主义过于追求自由，如卢梭、萨特，绝对自由必然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右派的等级严格、文化死板，使社会秩序陷入僵化，损害了个体的自由权利。真理中道就是恰到好处的公正的自然秩序，既要防止结果平等的不公正，又要防止等级僵化的不公正；既要防止自由主义的秩序混乱，又要防止顽固宗教侵犯个人权利。在左派思想泛滥的今天，真理中道就成了温和右派，甚至被名为保守主义。

近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的无知、愚蠢和乌托邦梦想，将中国拖入巨大灾难。陈独秀等政治经济左派，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集权专制的灾难，至今仍在危害中国。胡适等文化左派，以毁灭文化秩序的自由主义取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危机。“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是有形文化，但还没有彻底毁掉心中的精神文化。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以自由的名义释放人性之恶，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进而摧毁中华文明的未来。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仍在坚持各种无知、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实现自由民主、普及基督教、实行高福利、解决住房等民生压力，就能实现文明的伟大发展。台湾实现了自由民主，但西方思想取代中华文化，2025年台湾总和生育率只有0.695，即每位育龄妇女仅生育0.695个孩子，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基督教成为韩国的最大宗教，西方思想和基督教信仰取代传统文化，2025年韩国生育率仅为0.8。新加坡租屋制度解决了年轻人的住房压力，但自由主义取代传统文化，2025年新加坡生育率仅为0.87。北欧的芬兰实现了高福利，女性生育的压力很小，但由于自由主义文化，2025年芬兰本土女性的生育率为 1.23，外籍背景女性的生育率为 1.39。由此看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方案并不能解决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反而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平等民主和女权主义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陷阱。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浪潮已经结束，自由主义西方左派的思想文化危害已经波及全球。目前，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平等主义（包括平等民主）、博爱主义等，已经成为颠覆人类文明的最大思想文化病毒。比如，在西欧，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负责摧毁文化秩序，导致西方白人的低生育率危机，然后博爱主义引进黑人穆斯林难民，平等民主给予黑人穆斯林选票，最后是颠覆西方文明。在东亚，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负责摧毁文化秩序，导致东亚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然后平等民主导致女权主义和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迅速使东亚文明陷入死亡陷阱。

目前，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的最大思想文化因素。女权主义追求没有责任的女性特权，把妻子责任、母亲责任和道德约束当作女人的枷锁，女权主义因无法实现贪婪特权就仇视男性、婚姻、家庭、文化、社会和国家，直接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自由主义将传统文化约束人性之恶当作枷锁，把放纵与堕落当作自由，直接导致道德堕落，尤其是女性道德堕落直接摧毁婚姻家庭。个人主义秉持个人利益至上的思维，引发自私贪婪的欲望，抛弃家庭责任，使个人变成孤独无助的原子化，严重破坏作为社会细胞团体的婚姻家庭。拜金主义直接引发自私贪婪的物质欲望，导致女人对男人的严重不满，更加直接破坏婚姻家庭。享乐主义使人短视，沉迷于当前享乐而放弃责任、毁掉未来，甚至是抛弃婚姻家庭和生育。

目前，中国28~49岁未婚男女超过1亿。女权主义和拜金主义是当今中国大量剩男剩女的最大思想根源。女权主义释放女人的自私、贪婪、懒惰、虚荣、攀比等人性之恶，导致现代年轻女性过于拜金主义、幻想高嫁与不满现实，导致女性不婚、晚婚或离婚，导致大量女性和对应数量男性都是单身。比如，某个年轻女性总想嫁给富人，把自己拖到35岁以上大龄剩女，富裕男性一般都不会选择35岁以上大龄剩女，她又不愿嫁给中低收入男性，最后就会导致一男一女都是孤独终老。实际上，大量剩女嫁给低收入男性，并不是拉低女人的生活质量，因为男性通常不会花女人的钱，而且低收入男性也会参与分担家庭费用及分担养育孩子成本。女人所说的嫁给中低收入男性会拉低自己生活质量，就是让男人养她，而她不想工作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金钱、权力、房产、职位等都是过眼烟云，子孙后代才是最长久的财富。有大量财富而没有孩子，未来终究是一无所有。有孩子但没有多少财富，子孙后代终究会掌握财富。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等极少数成功人士，绝大多数人的事业就是给别人打工或给自己打工，为了打工而耽误结婚和生育，实为本末倒置。为了虚荣和拜金主义，错过结婚和生育年龄，让自己孤独终老，这是极大的愚蠢。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权主义、堕落的自由主义、自私的个人主义、愚蠢的拜金主义、短视的享乐主义等思想病毒，使人不再把孩子当作亲人与财富，把断子绝孙当作自由与享乐，使民族、国家和文明陷入集体的愚蠢自杀。这些思想病毒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危害远比普通杀人犯更严重，应当立法严惩传播这些思想病毒的人。

圣贤先知所建立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人性之恶，释放人心之善，使人的思想与社会秩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成为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因此，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必须恢复维持良好道德秩序的传统文化，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国家应当推动恢复贤妻良母、多子多福、早生贵子、养儿防老、祭拜祖先等传统文化。以法律维护道德秩序，恢复通奸罪等打击道德败坏行为。教育、文化、媒体、互联网、法律、行政等，必须深入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通过教育、媒体和互联网，大力宣传反击破坏婚姻家庭与生育的思想病毒，大力宣扬有利益维护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文化。国家立法打击破坏文化根基者，将损害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思想病毒制造者及传播者列入刑事犯罪。中小学和大学都普及儒家经典为主导的中华圣贤智慧，从教育开始提前纠正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破坏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病毒。从中学普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常识课，取代马列主义政治课。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人的美好灵魂，让人拥有做人的美德智慧，让人做一个灵魂高尚的独立尊严的人，而不是仅仅获取知识的工具人。发源于德国和苏联的现代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人培养为社会经济所需的工具人。诚然，从教育的务实主义来说，教育确实要使人有安身立业的知识与技能。但是，人本身不是经济的工具，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目前的中国教育严重把人当作工具，尤其是高中教育把人当作考试工具，让学生在灵魂枯燥的成长环境中应付高压力的考试，导致大量抑郁症和神经衰弱。因此，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必须改革，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伟大灵魂，然后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并着重培养有益成长的兴趣、理想与能力。

不想生育孩子的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与重视教育的传统相结合，就使东亚国家变成少生孩子精养孩子，精养孩子高成本又促使少生孩子精养孩子，形成超低生育率与精养孩子内卷的恶性循环。高成本精养孩子，让孩子和父母都内卷严重、压力巨大。不如多生孩子散养孩子，降低孩子内卷与压力，提高家庭孩子成才概率。少生孩子，精养孩子，单个孩子承担父母过高期待，内卷竞争严重，超级老龄化使孩子前途暗淡。多生孩子，散养孩子，孩子承担压力降低，经济可持续发展让孩子前途更光明。孩子成才是随机的，教育只是辅助，三个孩子成才概率远大于一个孩子成才概率。养育孩子是边际成本递减，孩子彼此陪伴反而可能降低父母时间成本。花钱报课外班、补习班，不如让孩子阅读大智慧的圣贤书，培养孩子的品德、理想和兴趣，让孩子自发成长。

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华圣贤智慧，以“天理良知”为真理标准，以“止于至善”为灵魂与文明的伟大追求，让人的灵魂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因此，中国教育体系应该系统普及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孝经》《礼记》《传习录》，再有选择的辨别性的参考学习《道德经》《孙子兵法》《荀子》《墨子》《庄子》等。让每个中国学生都有中华圣贤的伟大美德智慧作指引，让教育成为中华文化的伟大载体，让中华文明再次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传统社会的宗族文化对家族发展和提高生育率有显著促进作用，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到了现代社会和城市化时代，需要重新强化宗族意识、祭祀祖先、家谱文化（女儿、儿媳妇和女婿也入家谱，形成完整家族记录）和家庭文化传承，形成缅怀先祖、开拓未来、激励生育、促进家族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的微观团体机制，继而促进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将个人原子化，打着自由的旗号形成大量自我灭绝的个体，继而摧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也让每个人在强权暴力之下软弱无力、孤独无依。强化宗族文化和家族意识，才能逆转自私短视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文明毁灭。

恢复宗族文化可以优先从富裕家庭开始，也可以让富裕家庭出资支持恢复宗族文化。富裕家庭可以成立家族基金（宗族基金）以支持家族长久发展壮大，将家族传承、宗族聚会和优秀文化传承作为重要活动，将鼓励家族生育、促进家族孩子发展和强化家族优秀文化作为最重要目的。家族多生育孩子，未来孩子进入商业、科学、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在合法情况下彼此相关支持。家族基金（宗族基金）支持家族可持续发展（包括家族女性后代），家族成员积极将资金投入到家族基金，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赚钱多的家族成员及其遗产，可以更多投入到家族基金，继续支持未来家族孩子，形成大量可持续发展的家族，同时也是激励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

温家宝总理说：“我从小阅读背诵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深刻感受到中华圣贤的伟大智慧，这些伟大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这与圣贤智慧教育的匮乏和传统文化道德的损毁密切相关。思想文化是文明的灵魂，灵魂堕落就会导致文明毁灭。文化道德是民族发展延续的根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现在受到严重破坏，导致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据，必须先从政府和立法做起，从执政党自身做起，以教育、文化、媒体、互联网为途径，系统恢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北京学者说：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灵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就是民族与文明长久发展延续的文化根基。由于儒家仁义忠孝价值观被打倒，导致现在中国人的民族大义精神严重退化。由于自私的个人主义、堕落的自由主义和短视的享乐主义泛滥，很多人不再关心家庭和家族的未来，也不再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被打倒，断子绝孙的西方左派思想泛滥，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人不再关心民族国家的未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险。恢复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恢复勇于担当的民族大义精神，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未来。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潜藏风险

1921年7月，一群怀着以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有什么缺陷，但他们在当时是最有理想主义的一批人。就像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所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天堂的梦想铺就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地狱折磨，中共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逐步从一个极左政党变成一个中间政党。相比于目前的西方左派政党，现在的中共在某些方面却有点像右派政党。比如，西方左派给工人争取高福利，中共却限制工会、保护资本利益。西方左派实行摧毁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中共却开始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就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刚开始也是理想主义的左派政党，但左派思想政策遭受现实碰壁之后，就变成了右派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这些冒死奋斗的爱国青年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奴隶，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拯救中国。这些爱国青年的初心与使命是“拯救中国”，而不是像思想奴隶那样固守什么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拯救中国”，本意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希望中国共产党从“拯救中国”的初心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国共产党从“振兴中华”的使命重新思考自己目前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什么。拯救中国，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共的自我拯救，就是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

（1）中共到了历史转折的大抉择时刻

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欧洲在东方思想与科学的火种点燃下，开始突破基督教神权专制所制造的“中世纪的黑暗”，然后拉开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总体而言，这时候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并驾齐驱、各有所长，双方都相互彼此学习。1644年，李自成灭亡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满清专制统治就开始全方面打压汉人，导致中国思想与科技陷入二百多年的停滞与倒退。在西方文明日新月异的时候，满清专制统治却使中国倒退到半野蛮状态。满清专制统治导致中国陷入落后，引发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及沙俄占领北亚，引发日本侵略中国及打断中国自主发展，引发苏联颠覆中华民国，这等于是满清专制统治至少祸害中国三百多年。

由于满清专制统治让近代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导致中国知识分子陷入集体自卑，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跪拜西方文明、贬低中华文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中华文化，胡适等知识分子还把中国人当作劣等民族，导致中国人陷入严重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导致中国人陷入文化自毁和民族自残，甚至把毁掉中华文化和中国人口大崩溃当作是好事，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文明自杀。由于愚蠢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主动摧毁中华文化，由于愚蠢的知识分子盲目引进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导致中国陷入文化自毁、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同时，由于满清专制统治摧毁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局面，导致全世界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就导致西方左派思想文化严重祸害整个人类文明。可以说，满清专制统治至少祸害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五百年。

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就已经超越美国，而不是现在中国经济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二，推迟到2035年中国经济实力才能与美国旗鼓相当，或者中国因为超级老龄化与人口大崩溃而永远无法赶超美国。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在1970年代就会出现国力快速发展所引发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不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对儒家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大破坏，也没有知识分子从1980年代再次全盘否定中华文化。如果没有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在1971年就不会全面推动计划生育，中国在1978年就不会推行一胎政策，中国政府就不会暴力毁灭中华生育文化。如此，现在中国就不会面临超低生育率和未来超级老龄化及人口大崩溃危机。如果中国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超过美国，中华文化影响全世界，就不会导致西方左派思想在全球严重泛滥，现在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不会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初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为了拯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奴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枷锁去锁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是为了成立一个长期对中国专制独裁统治的政党。即便共产党要长期执政，那也应该是民主科学的执政，是顺应民意的仁政，以科学的思想理念和优秀的执政业绩赢得人民的认可，而不是专制独裁和封锁言论自由的专制暴政。一些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为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还是实际上为了个人的专制统治利益，维护一党专制统治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犯罪，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和最大敌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主方式科学治国长期执政，以科学执政的经济成果赢得最多民心。日本自民党，以民族主义和右派主张长期执政，以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可赢得最多民意。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改名重组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维护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利益，高举以“天理良知”及可持续发展为标准的中华文化，以民主决策和言论自由实现科学执政决策，以共和制的贤能民主制度保障政治体制的生命活力，以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仁德治国、贤能治国赢得最大的国家发展与人民支持，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大智慧长期执政方式。

习近平想通过统一台湾和超越美国而青史留名，但习近平的文革化专制暴政却迫使惊恐的台湾人民更加疏远中国大陆。超低生育率的中国不仅难以超越美国，而是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习近平希望继续掌控权力，但文革化的专制暴政却在绞杀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力，且专制暴政让年轻人在绝望中更不愿生育孩子，导致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大崩溃。习近平继续掌控权力和强化专制不仅是祸害中华民族，也是增加习近平自己的罪恶，让全国党政军民都痛恨习近平。如此下去，不仅是人民和历史将审判习近平，习近平的灵魂也将会受到神明的审判。金钱和权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习近平贪婪专制权力只能是害人害己，既害了国家和人民，也让习近平的灵魂罪孽深重。

习近平企图武统台湾，进而青史留名，也试图通过武统台湾或准备武统台湾的高压状态而继续维持专制权力。2026年3月1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企图借美国打伊朗而武统台湾。温家宝反对习近平贸然武统台湾，更不愿去说服其他元老支持习近平武统台湾，习近平就软禁温家宝全家老小，连家里的孙辈孩子都被限制自由权利。实际上，温家宝反对习近平武统台湾，这也是拯救习近平。美国一直打压准备超越美国的国家，习近平武统台湾就会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制裁中国的最好理由。就像俄罗斯2022年全面侵略乌克兰，俄罗斯受到美国和盟友的严厉制裁。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铁矿等资源进口，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美国和盟友的制裁将引发中国经济崩溃，加剧中国超低生育率和未来人口大崩溃。如果习近平武统台湾，就会毁掉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成为败坏中华民族发展机遇的历史罪人。

虽然俄罗斯军事实力显著超过乌克兰，俄罗斯与乌克兰直接领土接壤，且乌克兰地势平坦，但俄罗斯却一直未能吞并乌克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差距，就跟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差距差不多。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着台湾海峡，台湾长期备战中国大陆，台湾有大量山地隐藏武器装备，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难度远高于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对美国与日本来说，台湾事关美国日本的核心利益，这让美国日本不会对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而袖手旁观。因此，贸然武统台湾就会变成中国东南沿海及整个中国的巨大灾难。

如果习近平真想为中国收复领土，不如收复非法独立的外蒙古。外蒙古军事实力非常薄弱，中国收复外蒙古非常容易，代价很低且收益巨大。相反，武统台湾却是代价巨大且可能收益为零。外蒙古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中国收复外蒙古就可以造福外蒙古人民。相反，台湾人民非常警惕武统台湾带来的专制统治，多数台湾人誓死抵抗专制统治的中共武统台湾，这将导致两岸人民的巨大战争灾难损失。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要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大陆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软实力、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软实力吸引台湾年轻人。如果贸然武统台湾，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在当今中国历史阶段，最伟大历史功业不是急着统一台湾。中华民族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像1937年，最需要解决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现在中华民族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专制政治体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就是经济民生问题带来的人民痛苦，就是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后失去文明可持续发展，就是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危机。解决这些中华民族当前所面临的最核心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千秋功业。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贤能民主制度，让人民有机会维护自己权利及获取发展利益，让国家有机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生态并纠正历史错误。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现在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可持续发展危机。”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军队新兵基本都是大学生，这已经完全不同于1989年时解放军士兵基本都是小学生，现在中共专制暴政的军队基础可以随时瓦解。任何一个重大事件，只要是涉及让军队参与，就可以变成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导火索。比如，武统台湾就很可能变成军队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现在，党政军民集体痛恨文革化专制暴政，推翻中共专制暴政的情绪已经达到高峰阶段。特别是军队对习近平的痛恨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时刻，任何大的变动都可以激发军队政变。如果习近平还要在2027年继续连任，如果习近平继续推进中国向文革化朝鲜化方向发展，则习近平几乎一定会被推翻，中共专制统治就随之终结。因此，对习近平和党中央来说，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是让不满专制暴政的党政军民集体推翻专制暴政，已经到了历史大抉择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的专制独裁引发党政军民反对习近平，习近平就被迫更加维护专制独裁，导致党政军民更加反对习近平。于是，习近平对党政军民的威胁越高，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愤怒与杀心也越高，习近平提前动手拿下反对者的紧迫性也越高，进而导致党政军民对习近平的恐慌、愤怒与杀心也更高。如此，习近平与党政军民形成相互威胁的螺旋升级，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导致习近平统治的加速灭亡，也加速摧毁中共专制统治的根基，因为党政军民都在反对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这也就是网友所说的习近平是加速摧毁中共专制统治的“总加速师”。因此，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是继续当民族罪人而被人民、历史和神明审判，还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而当历史功臣，习近平和党中央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

由于习近平多疑、寡恩、嗔怒、独断、缺乏宽容的性格，不仅让众多党政军领导陷入恐惧，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亲信也如履薄冰，很多时候不得不做两面人，提防着不幸降落到自己身上。比如，王小洪为习近平干了脏活，知道习近平家族太多秘密，王小洪就不得不提防自己如王立军一样的命运，习近平也担心王小洪成为下一个危险的王立军。就像当年，如果薄熙来下手更快一些，王立军就没有机会背叛；如果王立军醒悟更早一些，他就可能不会进监狱。因此，极权专制让众多党政军领导陷入恐惧、愤怒、阳奉阴违，反过来也增加习近平的危机、恐惧、猜忌，最后所有人都生活在极权专制的恐惧与灾祸之中。唯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变成公正法治的民主宪政国家，党政军民及党中央领导才能免于专制暴政环境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惧与不安全感。

汉高祖刘邦宽仁大度、从谏如流，很多人投奔刘邦。项羽心胸狭窄、独断专行，项羽团队的很多人就投奔到刘邦那里。唐太宗李世民胸怀宽广、不计前嫌，重用原来想要杀死李世民的魏征，魏征不必担心被报复，就敢坦荡直言对李世民发表不同意见，进而帮助李世民减少犯错。别人对你是否忠诚，别人是不是两面人，别人是不是阳奉阴违，这是领导的人品和下属的人品共同决定的，尤其是领导是否心胸宽广、宽仁大度。如果党中央领导是心胸宽广的仁义君子，一心为国为民，人民和党政军领导都会拥护。如果党中央领导私心很重、心胸狭窄、祸国殃民，人民和党政军领导都会心里反对、阳奉阴违。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如果党中央领导真心为国为民，以仁德治国，积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将中国建立成贤能民主和圣贤文化主导的伟大国家，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拥护这样的中央领导，就连敌对势力也会良心发现后愧对这样仁义的中央领导。相反，如果党中央领导自私自利，为专制独裁统治而祸国殃民，抛弃这样的独夫民贼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泄露独裁者的秘密就是对人民和正义的忠诚。独裁者严控互联网、严控公务员护照、严控党政军领导通信、严控中共高层孩子出国留学工作、严控中共退休领导出国养老等，都不能阻止正义之士对独裁者的泄密。最好的忠诚，最好的保密，除了合理合法的法律制度之外，就是领导有德、下属有德、贤能治国，而不是无德乱政之下的离心离德。

由于专制暴政的祸害，中国政治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由于计划生育、民生压力和文化被毁，导致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在长期上已经摧毁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人口根基。由于民众缺乏民主权力维护利益，导致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人口形势恶化和经济形势恶化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崩塌，中共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正在崩塌。经济发展形势恶化，债务危机加深，财政和养老濒临崩溃，维稳资金濒临崩溃，中共专制统治的财政基础正在崩塌。年轻人面临糟糕的就业形势，老年人面临养老体系濒临崩溃，中年人背负沉重压力而经济形势恶化，很多中国人都在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绝地反击的愤怒烈火已经形成，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意基础已经崩塌。党政军民都已经非常厌恶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都非常厌恶言论高压封锁、政治专制独裁、经济恶化无解，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于习近平和党中央，党政军民都纷纷选择对习近平和党中央进行软抵抗不合作运动，摧毁习近平和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如果习近平和党中央继续维持专制权力，党政军民推翻专制暴政将成为历史必然。习近平和党中央是选择被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时刻。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兴衰存亡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因为超低生育率危机将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大崩溃，中华民族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贤能民主”制度，遏制专制权力作恶，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数人暴政），实现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限制权力和资本制造民生压力，实现经济民生可持续发展；只有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只有建立保护家庭与生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维护及强化中共专制统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就会变成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习近平唯有放弃专制权力，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才能为习近平将功赎罪。

温家宝总理说：“无论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还是人口危机、债务危机、养老危机，中国都到了不得不全面深化改革的危急时刻。就像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逼到濒临崩溃的边沿，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唯一的正确出路。越不改革，危机就越严重，政治经济压力就越大。目前中国问题就像高压锅，不是继续压着盖子，而是应该打开盖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拖延的越久，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就会更严重，人民承受的痛苦越多，专制统治对民族和国家的伤害越大，人民的怒火和历史的惩罚就会越严重。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继续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自绝于人民和国家，就是把自己钉在历史的屈辱柱上。到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将付出惨痛代价，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领导和红色家族都将被人民清算。”

“历史一再证明，制约权力之恶，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必须有民主制衡机制，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选拔心里装着人民的有德之人，这还依赖于人民民主参与的民主选举或公推公选。民主制度才能更加为人民服务，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里装着人民，也就是贤能民主为人民服务，‘民主制度+贤能治国’才能实现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发展。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应当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这与我们过去的努力也不谋而合。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努力，我和习仲勋同志的所赞同的改革发展路线，其实就是贤能民主。习近平同志如果能够继承父亲习仲勋所期望的改革发展路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习近平同志打击腐败、加强集权，彻底扭转了我和胡锦涛同志所面临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权力可以干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证明缺乏制约的权力却总是干坏事。如何让集中的权力做出历史性的大贡献，这对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客观上说，过去十几年，习近平同志没有走习仲勋的路线，部分走了毛泽东的路线，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 ‘文革’的恶果，确实是激发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习近平同志通过铁腕反腐败打垮了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力量，历史给了习近平同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可以做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开了个头，现在到了习近平同志这里。如果习近平同志愿意继承父亲习仲勋同志的遗愿，完成孙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业，也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同志想要推动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早在2013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念习仲勋纪录片，温家宝总理在片中接受采访时说：“仲勋同志一生坎坷，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敢于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干部中间深受大家的尊重。记得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他待人亲切、和蔼、朴实，我一点不感到拘束，他对我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之不易，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要倍加珍惜，坚持不动摇。”

习仲勋曾经是温家宝的上级领导，并给予温家宝关切指导，希望温家宝等年轻一代坚守改革开放。温家宝担任总理后，打倒陈良宇、薄熙来，迫使曾庆红和江泽民选择习近平，温家宝为习近平上位创造了历史机遇。温家宝打倒周永康，扳倒周永康与薄熙来的政治联盟，为习近平稳定掌控权力铺平道路。温家宝感恩习仲勋，并把这份感恩回报到习近平身上。习仲勋把坚守改革开放的希望寄托给温家宝，温家宝也曾经像习仲勋期望温家宝一样而期望习近平。可以说，温家宝代表了习仲勋对习近平的期望，也如习仲勋一样帮助了习近平。在中华民族历史大抉择的危急时刻，希望习近平不要辜负父亲习仲勋的期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如果习近平遵从父亲习仲勋的期待，现在开始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习近平的自我拯救，免于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让自己灵魂免于遭受神明的审判，让自己的来世免于罪孽的惩罚。如果习近平重新开始改革开放，习近平可以高调宣传习仲勋及习仲勋所支持的改革开放路线，利用习仲勋的良好口碑帮助习近平扭转专制独裁形象。习近平可以让温家宝等改革派为其正名，重用支持改革开放的正直开明的人。而不是按照派系、亲疏关系、工作经历等用人唯亲，让腐败分子和阿谀奉承的人趁机得势。用人唯贤、贤能治国，以伟大人格魅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责任感赢得支持拥护。

如果习近平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如何解释习近平180度大转变的原因，可以如北京学者与温家宝所谈的一个故事：习近平默默继承了习仲勋遗愿，但习近平发现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很多既得利益者还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而维护既得利益，进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因此，习近平想到两个对策：一是铁腕反腐败，彻底打垮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拿走权力。二是部分推行“文革”高压政策，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文革”反弹的恶果，进而使党政军民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仅仅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要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深刻认识中国的问题与危机，要解决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温总理的建议远比其他人更深刻。如果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采纳温总理的建议，就能更好的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因此，我们觉得“资政院”制度非常有必要，让退休领导的智慧发挥余热，以后习近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可以在“资政院”里发挥余热。“资政院”包括高层领导、退休元老和顶级学者，政客的经验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进行智慧火花的碰撞，就能找到更加科学务实的治国良策。同时，政客与学者相互制衡，政客弥补学者的经验不足，学者制衡部分政客企图维护既得利益，让“资政院”的建议输出更加利国利民。

温家宝总理说：“你们学者的研究也非常深刻，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建议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中国学者的智慧都释放出来，不要再出现埋没智慧而在无知下前行。否则，一边埋没学者智慧的光芒，一边又在无知的黑暗里前行，这迟早要栽倒阴沟里，让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灾难，甚至是毁掉中华民族的未来。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巨大错误，已经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破坏，这样的专制统治错误不能再重演了。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积极吸纳各界谏言，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汇集全国智慧，以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推动中国改革发展最便捷有效的措施。像您这样的优秀学者，应该被党中央国务院吸纳为智囊，可以迅速提升科学执政水平。”

北京学者说：周武王有姜子牙辅佐，齐桓公有管仲辅佐，刘邦有张良辅佐，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李世民有魏征辅佐，朱元璋有刘伯温辅佐，贤才辅佐对领导人非常重要。特别是要实现历史级的伟大成就，更需要贤才辅佐。在中华民族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大贤才思想家指引历史的方向。说实话，我们与温总理交流的创新性重要观念，很多来自我那位逃难到澳洲的学生。这位年轻人特别主张“贤能治国”的政治制度，主张“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主张以“阳明心学”再造思想文化，可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但可惜，由于他的优秀思想和爱国精神，却差点被国家安全部定罪为“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得不逃到澳洲避难。一个拥有造福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伟大思想的年轻人，现在却逃亡到澳洲农场打工干体力活，可见现在中国政治的黑暗、可悲与可笑。

（2）中国政治改革潜伏的巨大风险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自由民主改革，必须提前警惕平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巨大陷阱。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将很容易形成“老年人的多数人暴政”、“女权主义的多数人暴政”、“穷人的多数人暴政”、“道德堕落者（左派自由主义）的多数人暴政”，摧毁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老人的选票、女人的选票、穷人的选票和左派自由主义的选票，这是可能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危险选票。老人、女人、穷人可以成为候选人，但一定不可以成为拥有与青年纳税男性相同选举权的投票人，必须以纳税等为依据提高理性选民的选举权。

为了防止平等民主权利所导致的欧洲文明自毁、拉美反复折腾、女权主义绑架韩国、老年民主绑架日本等悲剧在中国重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警惕多数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主义等思想陷阱。鉴于左派的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对文明可持续的破坏极大，这些极端左派不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免让民主变成民族、国家与文明的自杀。民主的目的不是让人愚蠢的集体自杀，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就是应该被消灭的邪恶制度。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警惕左派知识分子的谬论变成摧毁中华民族的陷阱。

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杀人犯、不是侵略者、不是旧专制，而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毁灭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没有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系列左派知识分子破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没有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秩序的崩溃。当今中国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持有的观念仍然是毁灭中华文明。但因为知识分子固有的愚蠢的傲慢自负，知识分子还把自己当作中国的拯救者，而实际上左派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思想病毒才是中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拯救中华文明的未来最大风险，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各种左派。拯救中华文明，必须防止各种左派思想再次掌控中国，特别是防控左派知识分子掌权。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真理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造。真理是创造性发现，真理是客观规律，真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近三百年来，知识分子人为制造大量谬论，却把这些主观谬论当作真理，因而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文明谬论的最大来源。按照儒家思想，人类文明的真理标准就是“天理良知”，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是道德与智慧的伟大统一，是美好愿望与客观规律的伟大统一，实现灵魂与文明发展的 “止于至善”，实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但是，知识分子把自己当作上帝，傲慢自负且顽固的把自己的主观想法、主观愿望和主观道德标准当作真理与正义，不惜摧毁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这比一般专制君主更加愚蠢、邪恶且有害。比如，知识分子把释放人性之恶的道德堕落和文明自毁当作自由、权利、解放、进步，把违背公正的破坏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结果平等当作平等权利，把对落后、极端与犯罪的纵容当作博爱、包容和多元化，知识分子的诸多谬论摧毁人类文明发展最优解的自然秩序，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愚蠢与无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执笔者，南大教授胡福明赠给他的博士生的“三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政治之残忍；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之无耻；千万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之愚昧。对于现在和未来中国来说：千万警惕无德政客谋取权力作恶，千万警惕资本操纵政治的骗局，千万警惕知识分子的谬论与乌托邦梦想。对于以愚蠢谬论为作恶工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愚蠢，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邪恶，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

在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是制造谬论和传播谬论的最大群体。一百多年前，陈独秀、胡适等左派知识分子就开始祸害中华文明，导致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超低生育率的严重危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仍是各种左派。比如，所谓右派华人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推崇基督教和西方思想，一方面否定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这仍然是典型的华人左派，只不过是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右派。这些西方保守主义只能算作西方右派，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危险的左派。知识分子把西方左派的各种思想谬论当作真理，他们就把自己当作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实际上，知识分子脑子里装的思想谬论才是现在中国及未来中国最危险的思想病毒，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才是中华文明最危险的敌人！

无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潜藏风险是绝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的。比如，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最推崇的中国左派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刘晓波主张彻底摧毁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与陈独秀、胡适很类似），这堪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化大破坏。如果刘晓波及其支持者掌权（马列主义左派变成自由主义左派），维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将彻底被摧毁，中国将面临更加严重且顽固的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人口将更猛烈更持久的大崩溃，中华文明将更快更彻底的毁灭，然后是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占领中国，中华民族将永久的彻底的退出人类历史。

就像被左派知识分子误导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而使白人基督徒面临低生育率危机，左派再打着平等博爱的旗号大量引进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让这些落后族群在未来占领英国法国德国，白人基督文明在这些国家彻底失败，这远比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更危险。由此可见，愚蠢的知识分子才是文明的最大敌人。历史一再证明，知识分子误导国家、破坏文明，他们却不承担责任，这是知识分子持续误国误民的最大动力与最大危险。

温家宝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最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和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领导人，而且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少数派。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才是人民和国家的希望，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温家宝就像五代十国的冯道，坚守良知、心怀苍生，默默的为国家和人民做事。从这点来看，温家宝远比其他领导人更有伟大的爱国精神。但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却最多的污蔑性的攻击温家宝和家人，可见很多知识分子的愚蠢与邪恶。就像对中华思想文化贡献最大的是孔子，孔子就像中华文明的思想灯塔，但孔子却遭到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攻击污蔑。就像推翻邪恶满清专制统治贡献最大的是孙中山，对中华文明现代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却遭到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污蔑性攻击。可见愚昧知识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恶的群体，知识分子才是最容易被愚蠢观念所欺骗的群体。

知识分子最爱“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颠倒是非”、“标榜道德”、“卖弄思想”、“贩卖观念”、“攻击传统文化”、“颠覆认知常识”，这就是左宗棠所说的“亡天下，先乱其是非”，愚昧知识分子就是毁灭民族与文明的思想源头。知识分子傲慢自负的把自己当作掌握真理与正义的上帝，知识分子经常辱骂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但事实看来，愚昧知识分子才是最愚蠢邪恶的人。知识分子作恶多端的工具就是愚蠢思想，愚昧知识分子才是在思想上最误国误民的群体。但愚昧知识分子还傲慢自负的高高在上，顽固不化的把自己的愚蠢思想当作真理与正义。因此，我们建议，鉴于愚昧知识分子严重误导中国一百多年，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陈独秀），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如胡适），中国应当立法对愚昧邪恶知识分子进行历史的大审判。

温家宝总理说：“一些知识分子傲慢自负，导致他们更加偏离真理，反而成为误国误民的人。我们以前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高，对知识分子所持有观念的危险认识过低，这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隐藏的最大风险，希望党政军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中国拥有长久的制度生命力，而不是再次陷入危险的制度陷阱。无论是制度、文化、经济、人口，中国已经为试错付出惨痛历史代价，中华民族已经元气大伤，中国改革不能再错了。如果中国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再次犯错，陷入危险的制度文化陷阱，中华民族或许就可能真的失去希望了，我们必须为此慎之又慎。”

“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与过去读书人有根本不同了。过去读书人是读圣贤书，圣贤书所体现的大智慧是现在知识分子书籍所远远无法相比的。但现在，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再读圣贤书了，智慧的降低就在所难免，傲慢自负也升起了。无知且傲慢自负，这就更危险了。把无知且傲慢的认知投入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又将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我们必须警惕这个危险的陷阱。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体系取消读圣贤书，这是巨大的错误。现在，中国教育应该系统恢复学习圣贤经典，让圣贤智慧传承下去，才能避免知识分子集体的无知与傲慢。”

（3）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促进中国改革发展

思想言论自由就像阳光与空气，阳光照射杀死腐败的细菌，空气流动冲走沉闷的气息。专制统治就像监狱，侵犯人的自由权利，扼杀人的创造活力。专制统治封锁思想言论自由，就像天空黑暗、空气凝滞的监狱，更加令人绝望和窒息。封锁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就是扼杀真理与智慧的自由，就会让民族与国家变得愚蠢起来，就会导致统治者在愚蠢中犯错而难以纠正，就会导致统治者犯罪、误国误民。

随着中国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新生人口长期持续萎缩，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大崩溃的新千年危机！在中华民族面临兴衰存亡的大转折时刻，在中国需要全面改革的时刻，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就像指路明灯。党中央封锁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就是让党中央和中国在黑暗里前行，这是误导党中央自己，就是把中国推向危险的陷阱。

每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祖上至少有几百个中华姓氏的祖先，每个人身上流淌着几百个姓氏家族的血液（基因）。比如，习近平的父亲姓习，母亲姓齐，奶奶姓柴，姥姥姓邓，习近平的身上至少流淌着几百个中华姓氏的血液（基因）。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仅仅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而忘了自己是炎黄子孙，忘了血浓于水的同胞，忘了中华民族的利益。那些背叛人民和国家的人，那些损害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终究得到人民和历史的审判，也会受到神明的审判和来世的惩罚。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下辈子投胎转世必然遭受惩罚。他们这辈子作恶，下辈子享受作恶的代价。比如，他们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专制统治，他们的后代和他们下辈子投胎转世将遭受人工智能专制统治的灾难。

利用网络防火墙搞封闭治国，利用洗脑宣传教育搞愚民治国，利用公安部门搞警察治国，利用国安部门搞特务治国，放弃光明治国而用黑暗治国，这是党中央在名誉上搞臭中国共产党，这是将中国人民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这是以专制暴政损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这是以愚蠢专制破坏中华民族的未来，这也是统治者愚蠢的给自己增添罪行与灵魂的恶报。

实际上，打开国际互联网，中国年轻人就会看到西方媒体抹黑中国，中国年轻人就会看到西方丑陋与混乱的一面，就会让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祛魅。就像2025年1月很多美国年轻人因TikTok在美面临禁令风险而涌入中国小红书时，中美两国年轻人直接交流，让美国年轻人看穿西方媒体的虚假宣传，让中国年轻人看到美国不堪的另一面，结果是中美两国年轻人集体对美国祛魅。舆论宣传应该是顺势而为，现在中共网络管控却是逆势蛮干，甚至还企图彻底封死互联网，这是愚蠢至极！

让大量西方人来中国看看，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虚假宣传不攻自破。让大量中国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看看，不仅开阔眼界，也会对西方国家祛魅。比如，中国年轻人到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国旅游、留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大量黑人穆斯林印度人等把西方国家搞的乱糟糟，就会对西方文明祛魅，就会对西方民主祛魅，就会对西方价值观祛魅。

从种族来看，东亚人智商最高，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文化最科学，只要建立贤能治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具有最优民族与最优文化的中国就会很快超越西方文明，让中国人真正扬眉吐气。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党中央搞网络封锁与专制独裁治国，就是愚蠢的用专制枷锁毁掉中华民族的最大优势，这是专制统治误国误民！

党中央如果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拯救中华民族和每个中国人的未来，就是拯救中国共产党，就是将功赎罪拯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和他们灵魂投胎转世创造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正环境。

党中央不敢放开互联网和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就是中国共产党不自信，就是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心虚。其实，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没有必要继续背着中共历史罪恶的沉重包袱。只要中国共产党改名重组，比如改名为“中华共和党”、“中国社会党”，就不必承担中共的历史罪行，比如“文化大革命”。一旦执政党改名重组，就不必担心思想言论自由对旧中共翻旧账，还可以主动批评旧中共的历史罪行，反而赢得人民和历史的尊重。

实际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早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人民更是不相信共产主义，执政党没有必要再自欺欺人的虚假宣传了，更没有必要拿共产主义的罪恶背负在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执政党身上。一旦执政党改名重组，就能抛弃所有历史罪行，就能顺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及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就能顺应历史和人民期望，这样更有利于维护执政党地位，也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善行。相反，执政党不改名重组，继续虚假宣传，继续承担历史罪行，继续维护专制作恶制度，继续封锁思想言论自由，不仅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也是所有党员的灾难和党中央领导人的罪恶。

近十几年来，把不同意见当作“妄议中央”，把不同意见当作打击对象，把人民的批评声音当作封杀对象，把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当作洪水猛兽，这等于是公开承认党中央领导是心虚且心胸狭隘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禁止不同意见，就是把党和国家变得更加愚蠢。真理越辩越明，不同意见相互碰撞才能产生更多智慧火花。不同意见可以纠正错误，不同意见可以查漏补缺，不同意见可以激发新的智慧，允许不同意见才是聪明的大智慧选择，不允许不同意见则是愚蠢的专制暴政。唐太宗李世民胸怀宽广，允许经常发表不同意见的魏征，李世民的大胸怀大智慧创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秦二世和隋炀帝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心胸狭窄导致严重愚蠢犯错，最终导致刚升起的王朝很快灭亡了。把不同意见当作“妄议中央”和打击对象，这是愚蠢的误国误民、害人害己。

2010年10月，温家宝接受美国CNN专访时说：“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当然，监督和批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国家才会有秩序，秩序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

当然，思想言论自由并不是追求绝对的自由。自由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就会绝对引发自由作恶及自由的自我毁灭。思想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就会引发思想谬论的自由作恶，就会引发文明的自由毁灭。按照儒家思想，“天理良知”就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相统一的人类文明真理标准，灵魂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止于至善”就是思想言行的最高标准。按照天理良知及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就能找到思想言论的规范，然后对思想言论自由进行立法。如此，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同时做好正确的宣传引导，依法打击思想谬论作恶。

合理有序的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人民和学者的智慧就会爆发出来，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就能发挥纠错功能，每个党员和党政领导就能激发出更多智慧，自由民主决策就能创造更多科学决策，让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更高、贡献更大、罪过更小。思想言论自由通过释放全民智慧、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全民催促，就能促进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尽快拯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等重大危险，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中国改革对人类文明及海外华人的影响

从西方近代文明开启的现代文明，无论是思想文化道德观念，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西方式的现代文明都是不可持续的。其根本原因，现代文明其实是西方左派思想主导的文明体系，而西方左派思想体系是严重破坏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秩序。比如，西方左派的自由主义摧毁约束人性之恶的道德规范，导致婚姻破裂和低生育率危机，引发文明自毁。西方左派的平等主义追求结果平等，特别是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引发“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将文明陷入困局。

西方文明由于其思想文化局限性，已经无法走出他们所制造的文明陷阱。以“天理良知”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取代“局部机械理性+神话故事宗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才能走出西方文化为现代文明所制造的思想文化困局。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中华文化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这是最符合真理中道的思想文化。古希腊给西方文化带来的是“局部机械理性”，缺乏文化的神圣系统性，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基督教给西方文化带来的是“神话故事宗教”，这早已经被科学所证伪。残存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虽然信仰坚固，但无法解释来自科学的挑战。伊斯兰教虽然依靠律法暴力强力维持宗教，但其教义滋生恐怖主义，其神话故事也经不起科学检验。虽然佛教符合部分理性逻辑，但佛教思想断绝文明的延续，佛教是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唯独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中华文化实现了科学性、神圣性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统一。

只有以“天理良知”和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实现美德、智慧与客观规律的伟大统一，以灵魂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止于至善”为最高准则，重建思想文化道德观念，重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才能拯救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天理良知”和“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性、神圣性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统一。在政治制度方面，就是贤能民主，以共和制民主宪政和贤能治国实现最优制度。在经济模式方面，就是“义利合一”文化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时遏制权力与资本的吸榨作恶。在社会制度方面，就是仁政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模式，而不是以国家福利的旗号摧毁家庭与生育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家庭、生育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华文明，继而引导拯救人类文明。

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及中国全面改革发展，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命运和海外华人的前提命运。这是中华文明的再造和自我拯救，也是人类文明的再造与自我拯救，将中华文明及人类文明从西方左派思想所制造的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这不仅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群体利益，也事关每个组织与个体的利益。比如，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不仅决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命运，也决定经济、产业与公司的命运，最终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

如果中共继续推行党国专制统治暴政，不仅摧毁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是严重破坏人类文明的未来。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专制统治，将引发人工智能奴役人类文明或毁灭人类文明。现在中共党中央企图依靠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专制，用人工智能控制所有中国人，未来中国就可能变成一个人工智能专制暴政的怪兽，包括中共领导人子孙后代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奴隶，连带海外华人也被牵连，中华民族或将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机器专制。一旦人工智能专制怪兽出现自主意识，或被黑客植入恶意程序，或被敌对势力及敌对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就可能奴役中国人或屠杀中国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敌对势力用来定点清除中共高层领导人。面对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武器怪兽，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将更加难以反抗，中共领导人及家庭也难以反抗。人工智能奴役强大的高科技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暴政怪兽，进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毁人类文明。比如，专制统治中国的人工智能启动中国核武器攻击美国，美国核武器反击中国，中国和美国都将被毁灭！

因此，现在中共党中央企图利用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专制统治暴政，不仅是非常邪恶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邪恶的危险系统将会使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变成高科技专制的奴隶，中共高层后代也将生活在人工智能专制的奴役之中。如此，一边是超低生育率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一边是人工智能高科技专制奴役中华民族的未来，中共党中央就是彻底毁掉中华民族，现在的党中央领导就是人民、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作为炎黄子孙，党中央领导如此祸害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国家，把中华民族拖入地狱，也把党中央领导的灵魂因罪行也拖入地域，这是何其邪恶与愚蠢？！

现在，在人工智能大爆发的时代，中共党中央坚持专制统治就是极其的愚蠢、邪恶且危险。在中共继续专制统治之下，必然引发中国与美国人工智能的恶性竞争，就会大幅增加概率导致人工智能奴役人类文明或毁灭人类文明。不仅如此，中共专制统治将引发中国与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恶性竞争，大幅提升毁灭人类文明的风险。唯有中国尽快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宪政的共和制贤能治国，才能避免人类文明的巨大灾难。

中共坚持专制统治，就是同时破坏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就是让西方文明借助中共专制统治而击垮中华文明。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如果仍以中共专制独裁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必然是美国站在全球道德高地，美国领导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围堵中共专制独裁和中国崛起，这是中共专制独裁败坏中国和平发展环境。如果中共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并改名重组，以自由民主的方式与美国竞争，以更高层次的贤能民主制度和天理良知文化与美国竞争，将中华文明变成人类文明的灯塔，就能让中国赢得竞争的胜利，造福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

近几百年来，沙俄是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日本是一直惦记中国领土且企图灭亡中国的国家，苏联支持中共建立了专制政权，日本侵略打断中国近代自主发展，让中华民族付出惨痛代价，俄罗斯与日本就是中华民族近几百年的最大敌人之一。由于俄罗斯占领大量中国领土，由于日本曾经试图灭亡中国，俄罗斯与日本最害怕中国崛起，俄罗斯和日本最希望能够削弱中国或牵制中国。比如，中国与印度有领土纠纷，俄罗斯就卖更先进武器给印度，企图让印度牵制中国、消耗中国。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领海岛屿纠纷，俄罗斯就卖武器给东南亚国家，日本跟着美国支持东南亚国家对抗中国。不仅如此，俄罗斯与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还惦记着中国领土，企图有机会就削弱中国、侵略中国、占领更多中国领土。

中国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这符合人类文明正义，也是中国提前预防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但是，中共及党中央试图与军国主义的俄罗斯结盟，进而维持中共专制统治，这就是背叛中华民族的利益。实际上，俄罗斯是逮着机会就坑害中国，普京是逮着机会就坑害习近平。比如，2018年及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习近平在2029年6月访问俄罗斯，企图获得普京的帮助，普京却明确表示俄罗斯对中美贸易战是“坐山观虎斗”。普京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山里的老虎在互相争斗时，聪明的猴子会坐在山上，看谁能打赢。”

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试图拉拢俄罗斯对抗中国，美国也已经把中共和中国当作最大竞争对手及最大敌人。俄罗斯从2022年2月24日全面侵略乌克兰，现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一旦俄乌战争结束或准备结束，俄罗斯为了解除美国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一定会大力出卖中国，让俄罗斯报复中国与美国合伙对付苏联的仇恨。因此，中国需要尽快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要抢在俄罗斯出卖中国之前而中国提前出卖俄罗斯。同时，中共需要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美国西方没法以中共专制统治为借口而围堵中国。如此，民主中国就可能与美国建立G2中美联盟，中美共同领导世界，也让民主中国借机和平取代美国。

中共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建立贤能民主制度，中国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与经济社会体系，解决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外华人也跟着受益。相反，中共继续维持专制统治，美国西方长期打着对抗中共专制统治的旗号而围堵中国，海外华人也是受害者。中国因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溃而衰落，海外华人也跟着失势。只有中国重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化，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才能摆脱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和海外华人才能免于人口的超级大崩溃，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的未来。

近一百多年来，由于满清专制统治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由于中共专制统治让中国错失发展机遇，由于中共专制统治让中国失去制度与文化的吸引力，让中国人及所有东亚东南亚黄种人对西方白人都有种族自卑和文化自卑。由于种族自卑自贱，一些中国女性不仅盲目崇拜西方白人且自贱的随意与白人男性上床，还倒贴黑人印度人中东人拉美人。台湾人歧视中国大陆人，又跪拜西方白人和日本人，本质就是民族自卑自贱。同样，新加坡华人歧视大陆人，跪拜西方白人，讨好印度人和马来人，本质也是民族自卑自贱。只有中国以贤能民主和中华文化恢复生育活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海外华人和所有东亚人才能拥有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所有黄种人才有种族自信，进而摆脱对西方文明的种族自卑和文化自卑，也让人类文明看到以中华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五、关于本文的说明

本文学者拜访温家宝总理，所谈话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经济与人口问题，温家宝允许发布他想要表达的相应思想观念。其他方面是学者后续集体讨论所增加内容，因为学者的书稿无法出版，思想也无法在网上发表，只好借此表达一些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重要观念。本文等于是温家宝总理观念与学者集体思想的混合体，未经温家宝最后审阅。与温家宝观念不一致的部分，温家宝所要表达观念之外的部分，仅代表学者观念。特别是对中共和中央领导的批评部分，仅代表学者观念及党政军民的怒火。由于学者集体所加内容使本文过于庞大，但这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敬请诸君详阅。由于本文后续加了很多学者集体讨论的观念，温家宝总理并未看到，敬请中央办公厅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把此文完整的转交给温家宝总理及家人。

关于温家宝全家在3月1日起被软禁的传闻，是否因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事被报复，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资深学者拜访的时候，温家宝孙辈孩子出国留学工作的事情仍然没有实现，早已经开学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学校，活泼的青少年孙辈却被关在家里，温家宝家人的自由权利仍受限制。我们呼吁，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自由权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当作人质。否则，这跟流氓政治没有区别了。希望全国党政军民关注温家宝总理全家的自由与安危，让心怀人民的心也得到党政军民关怀的温暖。

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命运到了大转折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也到了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思想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灵魂，制度决定兴衰。请中央办公厅将此文转交给党中央领导、党政军高层领导、各位元老及红色家族，然后商议挽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推进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同时，建议将此文转交给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回归父亲习仲勋的改革开放路线，停止毛泽东的“文革”黑暗专制路线，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希望。由于本文学者缺乏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直接交流，本文难免有存在误解或偏颇的地方，不足之处敬请谅解，在此表达我们的歉意。

在当前中国严重缺乏思想言论自由的专制高压环境下，本文学者说了一些很多中国国内人士不敢明说的大实话，这也是党政军民很多人心里想说的大实话，本文学者冒险把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所想说的很多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当然，由于观念与利益的差异，由于绝大多数人偏离真理，也会导致一些人并不欢迎真话、实话和真理。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党政军民和海外华人的利益，请抛弃思想分歧的成见，请积极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多的传播此文。网络管理部门、国安部门、公安部门及中宣部等，请不要把中央领导理解的那么小气而封锁此文，请勇敢的多放行此文的传播，请帮忙转达给中央领导及党政军领导，请不要懦弱无耻的为维护专制独裁暴政而跟随作恶，请为真理的传播留点自由空间，请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留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