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2025年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連續在兩個重要場合發表主旨演講——一場在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一場在米爾肯研究院全球會議（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這兩場講話，一內一外，既重塑全球治理的宏圖，也勾勒川普2.0的內政藍圖，合起來構成了當下美國試圖打造的“新版全球經貿秩序”的宣告。

與4月22日萬斯印度演講異曲同工，貝森特清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川普時代的美國，不是要退出世界，而是要以更強主導力重返舞台中心；不是要壓縮全球化，而是要重構全球規則。

一、“IMF與世行必須回歸初心”：全球秩序的再平衡

在國際金融研究所的講話中，貝森特回溯了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創立初衷——通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行（世界銀行），協調全球經濟政策，恢復與維持平衡。

然而，貝森特批評如今這兩大機構都在“議題漂移”中迷失方向：過多聚焦氣候變化、性別與社會議題，而非其核心——國際收支失衡、匯率穩定、主權債務問題。

貝森特直言不諱地指出：

“IMF必須重新成為一個敢於講真話（truth-teller）的機構，特別是面對那些扭曲全球經濟的國家，不能保持沉默。”

貝森特點名批評中國，指出其經濟結構早已嚴重失衡，卻仍將自身問題外溢全球，破壞國際金融與貿易秩序。他說：

“中國的當前經濟模式實質上是通過出口轉嫁自身的經濟難題……不僅對本國構成傷害，對整個世界也構成風險。中國必須改變，而中國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

他進一步批評，中國模式依賴壓低工資、行政手段維持匯率低位、長期積累貿易順差，卻不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貝森特質疑：為何IMF在面對這樣一個扭曲全球失衡根源的國家時，反而選擇保持沉默？

貝森特明確提出，IMF必須“敢於講真話（truth-teller）”，而不是“粉飾現實、維持現狀（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他點出IMF 2024年發布的《外部部門報告》（External Sector Report）標題居然是《失衡正在消退（Disbalances Are Dissipating）》，這在他看來是“盲目樂觀”，甚至是一種失職。

在貝森特看來，IMF已經不是一個道德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而是一個應當維護全球規則、對制度異質國家進行矯正性干預的戰略工具。

他主張：

1. 對中國等長期貿易順差國家，應在年度報告中予以點名批評；
2. 重新激活改革附加條件貸款（conditionality lending）機制，把制度改革、政策透明、外匯機制等作為獲得IMF貸款的前提；
3. 要求IMF在匯率操控與資本賬戶開放方面，制定更具體的監督指標與問責機制。

這一系列主張，顯然不僅是技術上的“治理改進”，而是戰略性“制度對沖”：在無法直接改變中國制度結構的情況下，通過IMF這種規則工具，對中國模式進行國際性的矯正與隔離。

很顯然，貝森特的講話將“全球失衡”問題由經濟技術議題轉向制度與責任議題，意在發出明確信號——中國若想繼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作用，必須“接受規範”，而不是“借規則之名，行制度之利”。這是一次赤裸裸的“規則歸化攻勢”。

貝森特還強調：任何曾為俄羅斯戰爭機器提供支持的機構，“一律無權參與烏克蘭重建採購”。

貝森特的發言是赤裸裸的權力主張，也是赤裸裸的規則再定義。

二、“我們要收割，你們可以一起來”：川普經濟藍圖最新描述

而在米爾肯會議上，貝森特則以企業家口吻向全球資本發出號召：“我們已經清理了土壤、播下了種子、施好了肥，現在是時候收割了——你們要不要一起來？”

這背後是川普政府三大支柱政策的協同作用：

• 關稅：保護製造業與供應鏈，重塑貿易平衡；
• 減稅：激勵研發、投資、設備購置與新建工廠；
• 放鬆監管：通過審批改革（permitting reform），把大型項目的審批時間從數年壓縮到數月。

支撐這一切的是川普的能源主導戰略（energy dominance agenda）——在天然氣、核能、儲能型可再生能源等領域“應投盡投”，為工業回流提供能源底座。

貝森特以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那句名言結尾：

“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永遠不要押注美國失敗）。”

他強調，美國經濟是反脆弱的（antifragile），每一次危機後都能重建，並變得更強。

在我看來，貝森特這番話不僅是對投資人的邀請，更是對全球盟友的提醒——別賭他國贏，別賭美國衰。美國正以更堅實的產業基礎、更明確的資本政策，重新主導全球資本的去向與制度走向。

三、從“去全球化”到“再設計全球化”：新經貿秩序的輪廓

貝森特的兩場講話，繪出了一張清晰的新秩序圖景：

• IMF與世行：收縮議題、回歸宏觀、強化問責，向“東大”亮劍；
• 關稅與供應鏈：擺脫對中國製造與補貼資本的依賴；
• 能源與審批改革：構築美國再工業化的“硬地基”；
• 資本吸引機制：打造“全球資本之家（home of global capital）”，歡迎“友岸投資（friend-shoring）”與“價值同盟”。

這不是傳統意義的“去全球化”，而是一場“再設計全球化”——美國不再默認全球市場按自由競爭運行，而是明確誰能進場、用什麼規則、與誰結盟。

四、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回爐再造”

要徹底理解貝森特，需要回顧過往。因為這一切，其實早有歷史原型。1944年，二戰尚未結束，美國已召集盟友，在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上設計了戰後世界秩序：

• 美元錨定黃金，成為全球儲備貨幣；
• IMF與世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穩定器；
• GATT（後來的WTO）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

這套體系的潛台詞是：制度趨同 + 市場開放 = 可控全球化。

然而，進入21世紀，這一邏輯遭遇破裂。其中特別是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後，並未如美國所預期從自由貿易轉向價值認同與“制度趨同”，反而以“中國特色”異質經濟模式融入並主導了全球價值鏈。貝森特人所詬病的包括：

• 補貼導向產業擴張；
• 匯率操控拉低出口成本；
• 利用規則但不認同規則，在國際機構內“合約占位”，卻不參與規範共識。

貝森特的話，正是在這一制度錯位背景下的回擊：

“幾十年來，美國誤以為他國會自動推動全球平衡。但現實是，他們掏空了我們的製造業，破壞了供應鏈，甚至威脅國家安全。”

這當然不僅是憤怒的抱怨，也是制度重構的起手式。所以，貝森特的講話，就是“美國版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動員令：清洗漂移、收攏使命，打造一個以規則為工具、以盟友為邊界、以發展為導向的美式新秩序。

五、制度 vs. 利益：全球化進入“混合時代”

貝森特講話不僅配合川普經濟政策，更揭示出制度對抗背後的戰略底色：
• IMF/世行將逐步陣營化，優待“規則一致國家”；
• 資本流向開始政治化，近岸、友岸（friend-shoring）、去風險（de-risking）等將成為常規；
• 發展中國家被二分：制度相容者受援，制度異質者“畢業”或被邊緣；
• 全球化進入“混合秩序”，規則不再一體化，而是“制度島嶼”之間的摩擦與協同。

結語：川普主義的“制度升級”

貝森特特別強調“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獨行”，所以川普主義並非“孤立主義”。他所描繪的也並不是“美國第一”的反全球主義的版本，而是川普主義的“全球化制度升級版”：

• 不是簡單退出，而是通過規則優先重新進入；
• 不是打碎舊秩序，而是用新制度重構新秩序；
• 不是單純遏制中國，而是要制度性孤立“中國模式”。

這正是貝森特反覆強調的：

“美國優先，並非退出，也非獨行，而是領導。”

如此看來，布雷頓森林體系並未結束。制度之爭引領的全球化新潮，才是未來全球化的真正主戰場。美國現在做的，是要讓世界重新回到它設計的牌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