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我們需要重新學會如何恐懼戰爭
——觀愛德華·貝格《西線無戰事》有感

一、“沉靜的震撼”：從《秘密會議》走入《西線無戰事》

起初，我是被愛德華·貝格（Edward Berger）導演的《秘密會議》（Conclave）所深深吸引，那部片子通過對教宗選舉的戲劇性演繹，探討了信仰、權力與人性極限，引發我對信仰話題的思考，進而對導演個人的興趣。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注重敘事深度、現實批判與心理細膩刻畫的“文藝現實主義導演風格”，於是，我找來他獲得奧斯卡獎的作品——《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2022）觀看。

觀影過程幾乎是一次心靈溺水的體驗。壓抑、絕望、泥濘、飢餓、驚恐與死亡象潮水般襲來，我從未見過如此真實的戰爭片。

來自德國的非商業片導演愛德華·貝格的拍法，完全不同於好萊塢“爽片”和爆米花戰爭大片的那種“英雄主義消遣”——它是一種文藝現實主義的沉重打擊。導演沒有為戰爭留下任何浪漫化的餘地，他用極簡台詞、極深鏡頭和極寒色調，讓你無法舒適地坐在椅子上。

觀影體驗不是娛樂，而是審判，一場對戰爭、對體制、對人類幻覺的審判。導演說：“我想拍一部你在影院裡坐不住的電影——你會想逃離，就像士兵想逃出戰壕一樣。”這個目的，他達到了。

二、“一份見證而非宣言”：雷馬克的小說與電影的思想核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戰場分成東線（德國、奧匈帝國 vs 俄國之間的戰線）和西線（從比利時、法國北部延伸至瑞士邊境）。

對於西線戰爭，德軍總部常用一句話開頭每日戰況通報：“Im Westen nichts Neues”（西線無新進展）。

聽起來像“情況穩定”，實際上掩蓋了每天戰壕里的飢餓、殺戮與傷亡。

這場戰爭，死亡高達1700萬人。僅僅凡爾登戰役，就死去了約60萬名士兵。那片戰場是真實的“絞肉機”，每寸土地都浸染着血水。

荒誕就在於，60萬人的犧牲，換來的卻是幾乎為零的戰鬥成果——凡爾登戰役結束之時，德軍和法軍的陣地仍停留在原地。從結果來看，戰爭似乎從未發生。

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以此為書名，正是對這種麻木、虛偽、體制化敘事的諷刺與控訴。雷馬克本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軍老兵，親歷戰壕地獄，帶着內傷寫下這本書。這本書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反戰文學之一。

愛德華·貝格2022年版《西線無戰事》就改編自雷馬克1929年出版的同名小說。此前1930年的美國版曾獲奧斯卡獎。但作為德國人，“說起兩次世界大戰，不會有任何自豪，只有羞恥、內疚、恐怖和對歷史的責任感。”博格想把這種情緒從德意志民族的記憶里提取出來，拍成一部特別的、屬於德國人的戰爭影片。

小說以德國少年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為主角，記錄他和一群年青同學們，從課堂走向戰場、從理想到絕望，從熱血參軍到屍骨無存的全過程。這部小說被稱為“寫給死者的控訴書”，在當時激起巨大社會反響，全球暢銷。這不是“失敗者的哀歌”，而是“一代人的輓歌”。

雷馬克意圖借電影讓人們看到：戰爭並非偉大事業的推土機，而是吞噬靈魂的絞肉機——戰爭不僅消滅肉體與個體，“戰爭摧毀了一代人的靈魂”。

而導演愛德華·貝格同樣出身德國，繼承了德國戰後文化的深刻反思傳統，拒絕民族主義敘事，強調“歷史責任”。他在電影中延續並刻意深化了這種控訴。

與以往版本不同，他刻意削弱了主角的“人性溫情段落”。在他看來，人物不是道德象徵，而是被困在泥漿和政客之間的“犧牲品”。戰爭不是“讓人成長”，而是“讓人死得無意義”。

他在拍攝節奏上利用大量靜止鏡頭與突發暴力形成對比，將人臉與泥漿、屍體混為一體，表達“人失去形象”的恐懼。

他也拒絕將“德國士兵”刻畫成單純受害者，也不為他們辯解，而是揭露戰爭機器如何“扭曲普通人”。

他強調這不是一部“英雄電影”，而是一部“殘酷真實的戰爭片”。他堅持將電影拍成一個“讓你呼吸困難”的體驗，而不是“鼓舞士氣的史詩”。他反對將戰爭視覺化為冒險或榮耀：“戰爭是失敗者製造給年輕人的噩夢”。

他不僅還原了戰爭的骯髒和荒謬，還新增了政治層面的冷酷：德國將軍在明知即將停戰的情況下仍下令進攻，只為“保存榮譽”。這是對“國家機器為榮耀而殺人”的精準揭露。

影片末尾，保羅倒在戰壕里，槍聲在停戰幾秒前依然響起，歷史不記得他的名字，只記得那天是“和平開始的日子”。這就是導演的憤怒——戰爭用集體勝利之名，掩蓋了無數個體的消失。

電影讓我們看到，“這不是某種文明的勝利，而是一種關於制度毀滅個體的冷酷事實陳述”，“我們今天的和平，不應建立在遺忘，而應建立在記憶和拒絕重複。”

三、從小說戰壕到今日戰場：俄烏戰爭下的“和平反思”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之所以如此震撼，不只是因為它講述了100多年前的“西線戰事”，也因為它對“今日戰爭話語”的一種深度啟示。

今日的烏克蘭戰場，同樣瀰漫着“榮耀”“勝利”“正義”的語言：
• 有人高舉“國家主權不可侵犯”；
• 有人呼喊“文明價值必須捍衛”；
• 一些白左領袖甚至公開說：“我們將戰鬥到最後一個烏克蘭人。”

問題是：這些口號、正義、戰略，最終都是以無數普通人流血、喪命、流離失所為代價的。無論是俄軍士兵還是烏克蘭青年，無論是澤連斯基還是普京，無論是北約司令還是莫斯科將軍，他們都不在前線——戰爭總是由不需要死的人發起，代價卻由必須死的人承擔。

從基督教保守主義角度看，這正是人類罪性在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中外化的表現（羅馬書3章）。戰爭總是由不需親身冒死的掌權者發起，卻由普通人承擔代價。

愛德華·貝格的這部電影，讓我再次意識到：

和平不是用“勝利”換來的，而是靠人類重新學會“恐懼戰爭”來守住的。這種“恐懼”並非軟弱，而是一種源自信仰的清醒：人類是按神形象受造（創1:27），每一個被戰爭毀滅的生命，都是對神榮耀的侮辱。

我們必須警惕：
• 將戰爭“遊戲化”的傳媒娛樂邏輯；
• 將戰爭“道德化”的政治宣傳邏輯；
• 將戰爭“常態化”的國際關係邏輯；
• 將戰爭“正義化“的虛假道德邏輯。

當普通人不再為戰爭的降臨而恐懼，而是為它歡呼，我們就已經站在了人類文明崩塌的前夜。

也因此，《西線無戰事》是一次視覺上的反抗、一種價值觀的喚醒，也是德國導演對世界說出的一句警告：

“國家主義復燃、戰爭美學復興的時候，我們需要重新學會如何恐懼戰爭。”

結語：記住這部電影，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

今天的世界，四個火藥桶，三個已經點燃，兩個還在爆炸中。“三戰”的危險如劍懸頭頂！

《西線無戰事》與其說是戰爭片，不如說是一封致和平的信。它提醒我們：戰爭最會做的事，不是擊敗敵人，而是扭曲普通人、操縱普通人，消滅普通人——把他們變成被動的殺人者、消失的數字、不可見的犧牲者，痛苦扭曲的靈魂……

所以，人類必須重新學會如何恐懼戰爭。
不是因為我們軟弱，而是因為我們清醒。
不是因為我們怕死，而是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場戰爭，真正失敗的不是某一方，而是人類本身。
不是因為我們中立，而是因為我們堅持：每一場不義之戰，都是對創造秩序的褻瀆。

讓我們，不再為勝利鼓掌，不再為血性歡呼，不再為狹隘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虛偽榮譽綁架，只為人性哀歌。

這，或許正是愛德華·貝格最想告訴我們的事，也是我們為了今天和明天的美好，需要去認真思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