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川普第二任總統就職不久，霹靂手段、菩薩心腸，大刀闊斧、乾淨利落的收拾臃腫低效、革弊叢生的聯邦機構，關、停、並、轉，一時間哀鴻遍野、嗚咽四起、哭天搶地、喊爹罵娘，酷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朱鎔基大規模精簡國務院時好些部委幹部當着我面哭訴的醜態。其間在幾天之內毫不猶豫的關閉了有八十三年歷史的美國之音，引發了美國內外的一片悲鳴、抗議和譴責。

這些抗議和譴責，逢川必反的大左媒《紐約時報》中文版2025年3月28日一篇題為《關閉美國之音，特朗普為中國帶來“戰略勝利”》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也是集大成者：

1967年12月，時年17歲的北京人許成鋼將在那裡（中國東北中蘇邊境附近的一座白雪皚皚的農場）度過接下來的十年，他住在一個馬廄里，因其反革命思想而受到再教育和迫害。在那寒冷黑暗的十年裡，有一樣東西讓他度過了難關，就是那台為他帶來美國之音節目的收音機。

他通過收音機了解到布拉格之春、水門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辭職的消息，以及對毛澤東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收音機也成為同伴們指控他“思想犯罪”的證據，這導致他們對他進行了身心上的折磨。但他從不後悔。

“美國之音是我的學校，”現年74歲的許成鋼說。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進入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目前是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他表示，美國之音的節目塑造了他的世界觀、對憲政民主的理解以及對自由和人類尊嚴的珍視。他還通過一個特殊的節目學習了英語，該節目使用有限的詞彙，並採用緩慢而清晰的發音傳遞新聞和信息。

“包括我在內的數百萬中國人通過美國之音學習英語，收聽其新聞報道，這些報道與中國共產黨官方的敘事相悖。通過這些節目，我們得以一窺‘竹幕’另一側的世界，後來還看到‘防火長城’的另一側——也就是中國為阻止公民訪問大多數外國網站使用的技術。我們開始想象一個將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視為理想的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當得知特朗普總統決定解散美國之音，並停止對自由亞洲電台撥款時，許多中國人感到震驚和悲傷。這些新聞機構對中國這樣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家進行了未經審查的事實報道。對他們來說，華盛頓竟然讓這些新聞機構沉默，從而放棄敘事之戰，這是難以理解的。

這個決定如同中國俗話所說：“親者痛，仇者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慶祝這一消息。共產黨小報《環球時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美國之音這塊所謂“自由燈塔”的招牌，如今已被本國政府嫌棄得像塊髒抹布。”

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北京扼殺了獨立新聞業——首先是在中國大陸，然後越來越多地擴展到香港。這使得像美國之音這樣的機構成為中文世界中人們可以依賴的少數可靠的新聞來源之一。

“如果沒有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獨立報道，北京和其他專制政權將更容易用國家的政治宣傳充斥信息空間，向國內外觀眾呈現扭曲的現實”，香港記者鄭樂捷寫道。

美國政府需要向世界傳遞美國價值觀的媒體機構，舊金山灣區一位35歲的生物技術工作者說，他在中國讀高中時就開始收聽美國之音。

許成鋼說，冷戰結束的部分原因是東歐國家人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還說：“可能沒有比傳播思想更便宜的事情了。”

像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這樣的機構是為了利用未經審查的信息來對抗共產主義並推廣民主價值觀而創建的。美國政府正在放棄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中國則越來越擅長塑造敘事並推動其地緣政治目標。

在2023年的一份報告中，美國國務院表示，北京已經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一個信息生態系統，以推動中國的宣傳。“如果不加以遏制”，報告寫道，“中國的努力將重新塑造全球信息格局”。

在採訪中，許多中國人告訴我，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我還採訪了一位29歲的中國人軒逸（音），他在高中時開始收聽美國之音來學英語。其新聞節目讓他得出結論：自己的政府做了壞事，卻拒絕承認錯誤。現在他在中國北方做政府工作，他擔心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新聞機構，那些突破“防火長城”的中國人會發現，中國之外的互聯網充滿了虛假信息。“他們可能會失去興趣，迅速退回到‘防火長城’里”，他說。

74歲的許成鋼可能已經忘記了，也可能不便說出來，在“那寒冷黑暗的十年”以及之後相當一段時間裡，給和他一樣的那些飽受壓迫又不甘屈辱的中國人帶來信息、真相、光亮和希望的，不但有、甚至主要不是美國之音，而且還有、甚至更多的是莫斯科廣播電台。

這不難理解。對於那個蒙昧荒蕪時代勤於思考、追求幸福的中國人來說，美國畢竟太遙遠、太久遠，以至除了險惡、恐怖和妖魔，基本就沒剩下什麼印象與記憶；而變了修、退了色、“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蘇聯才是最渴望的理想、美好和花花世界，就像今天哪怕最開放、最勇敢的朝鮮人也只會嚮往中國而絕不可能痴迷美國一樣。

1978年下半年的整個民主牆運動中，每天夜晚，我都長時間屏息聆聽莫斯科廣播電台24小時不間斷的對華廣播，期間反反覆覆耐心調換着那隻小小半導體電的刻度、搜尋着短波的頻率。天安門、王府井、西單和北京與全國各地激動人心、讓我熱血沸騰的每一個情景與場面都由它播報和再現出來，而其中許多我都親眼目睹和經歷。我至今仍清晰的記得男播音員鏗鏘的朗讀新華門前遊行隊伍的口號：“反對飢餓與壓迫，要求民主和人權”——其實1979年1月那次由付月華發起和帶頭的遊行橫幅上確切內容是“反飢餓、反壓迫，要民主、要人權”——。每當節目告一段落，都會播放電台自創的蘇聯最擅長的男聲集體詠唱《向着彼岸》，最後那句重複多次的“向着彼岸、向着彼岸、向着彼岸”無數次讓少年的我激奮、豪邁和淚流，勇氣倍增的堅信光明、燦爛的新世界必將到來。我當然也知道美國之音，但很難收到它的信號，偶爾聽了也沒有蘇聯台的內容過癮。畢竟，那時美國不共戴天的敵人是蘇聯，它策反、顛覆的對象主要也是蘇聯集團，而民主牆運動洶湧澎湃的日子正是中國刻意討好美國、美國熱絡拉攏中國、中美即將建交的前夜；與此同時，蘇聯卻將加緊準備發動中越戰爭中國視為頭號仇敵，對中國宣傳和輿論戰的攻勢遠遠大於美國，加上它距離中國近、發射功率大，因此莫斯科電台當年對熱愛民主、追求自由的中國人影響如此巨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美國之音在中國如日中天、無以倫比的年代，恰恰是中美關係最好的八十年代中後期。那時，美國之音合法進入中國，在北京設立分社；它的社長賀朴勤、記者葛森極其活躍，在1985到1988年的歷次學潮中聲名赫赫、如雷貫耳、大顯身手。那幾年，在北大的我幾乎每天都能從校園裡、宿舍中聽到各式各樣半導體大聲播放的“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賀朴勤、葛森報導”。可以說，那些年北大學生外界消息的來源就是美國之音、只有美國之音，它那開場的《洋基歌》曲子也成為我們最熟悉和讓我們最振奮的音樂。1988年賀朴勤、葛森終於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接替擔任社長的是從香港調來的裴新。

1989年中國學生和全民民主運動中，美國之音更是大放異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和靜坐指揮部廣播站、在北大和各個高校學生自治會廣播站、在北京和各地交通樞紐臨時搭建的高音喇叭，美國之音是最受矚目、最受歡迎的內容，往往引起一陣陣歡呼雀躍和雷鳴掌聲。經常能在各個公眾場合看到這樣的情景：學生們高舉着小半導體把音量開到最大，周圍一大群人圍住傾聽。1989年6月4日徹夜，在長安街、天安門和北京全城火光沖天、槍聲響徹的同時，美國之音低沉悲傷的聲音迴蕩在北大校園，成為困守學校、整宿不眠、焦慮悲憤、心向廣場的學生們唯一消息渠道和心理慰籍。6月5日晚，36女生樓下，幾百名學生鴉雀無聲凝神聽高音喇叭里的美國之音新聞，當播到“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強烈譴責和抗議中國共產黨屠殺手無寸鐵學生的罪行，並下令軍艦開赴台灣海峽”時，全體學生掌聲雷動。幾天之後裴新被以“煽動反革命動亂”的罪名驅逐出境，美國之音連續不斷的接到用骯髒下流的英語打來的騷擾電話。1990年“六四”一周年前夕，中國政府如臨大敵，在北大周圍重重布防，並提前嚴厲警告學生和外媒；但美國之音記者們仍然勇敢、機智的用盡各種辦法潛入校園、收集消息、記錄真相，後來也首先報導了1990月6月4日晚那場迄今為止北大學生的最後一次抗議集會。

1990年那些風雨如晦的日子之後，我基本上就沒有再聽到過美國之音的聲音。1990年代中後期，圍繞着鄧小平的生死、江澤民和北京幫的決鬥，中國政治形勢變幻莫測、波譎雲詭，那一段我常聽的是法國廣播電台。法廣信號好，內容詳細和尖銳，比美國之音提供的信息量大得多。

美國之音，曾經在全世界發揮了不可估量、無法替代的作用，啟蒙、激勵和支持了數不勝數的中國和其他鐵幕國家的人們，有着巨大歷史作用和意義。但它的功績不是今天必須存在的理由，正像莫斯科電台早就完成了其作用而徹底被中國人遺忘了一般。在互聯網時代，信息不但不可能被一個政權壟斷，同樣也不可能靠一個渠道傳播；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遞不可阻擋，什麼樣的防火牆也無濟於事，即便“沒有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獨立報道”，北京和其他專制政權也很難繼續“用國家的政治宣傳充斥信息空間，向國內外觀眾呈現扭曲的現實”；在互聯網時代，不但美國之音，而且其他所有“中文世界中人們可以依賴的可靠新聞來源”和“對中國這樣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家進行了未經審查的事實報道”的聲音都根本無法阻隔和禁絕。這種情形下，美國之音的作用、意義和價值就不再是獨一無二、不可或缺的了。互聯網時代，不管人在牆國還是置身海外，不管是普通人還是叛逆者，想得到、能得到所需信息的途徑、方法、來源太多太多，而絕大部分的確不是來自美國之音。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起，我在中國二十多年，在美國也有多年，我和我周圍的人，從來沒有一次收聽過美國之音，但絲毫沒有影響、耽誤我們對真相的了解和對事實的判斷。今天美國之音中文台的內容、影響、價值和意義，遠不如法輪功系列的媒體，和普通的生活、休閒、娛樂、人生、情感類電台和頻道沒有什麼區別，它的訂閱和視聽者，也只是習慣所然。中文台如此，其他語言類想來也相差不遠。等到了社交媒體時代，不管好還是壞，但不可否認的是：別說美國之音，就連BBC、CNN這些巨無霸媒體和世界各大通訊社，究竟還剩下多少讓人們獲取資訊的作用？在社交媒體時代，全民都是信息採集者、億萬群眾都是直播人，上午在中國發生的事，中午全世界就會知道，反過來亦如此；連曾經風頭無兩、天下第一的電視直播都被甩在了老遠，美國之音的速度和時效就更十萬八千里了。

抗議和譴責關閉美國之音的力量，始終糾纏着這兩個話題：一、美國政府需要向世界傳遞自身價值觀的媒體，美國之音能夠提高美國的軟實力，如今美國放棄了敘事之戰，用共產黨的話說是“主動放棄了輿論陣地”，這一舉動毫無道理；二、美國對世界有着道義責任，美國之音就是體現之一，關閉美國之音是置美國責任於不顧，歡迎的只有北京這種極權專制政權。

美國之音誕生在二戰戰火猶酣的年代，成長於冷戰殊死較量的歲月。冷戰中，兩個國家集團在對峙、兩個意識形態在對立、兩種社會制度在對抗、兩種發展道路在對比，“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這樣利用未經審查的信息來對抗共產主義並推廣民主價值觀的機構”對突破封鎖和穿透鐵幕有着無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正像《紐約時報》文章里許成鋼和其他中國人說的：“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通過這些節目，我們得以一窺‘竹幕’另一側的世界”、“冷戰結束的部分原因是東歐國家人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可能沒有比傳播思想更便宜的事情了”。然而今天，蘇聯集團早已灰飛煙滅，殘存苟延、奄奄一息的幾個共產極權和專制國家猶如過街老鼠或被遺棄的垃圾；民主自由早已遍地開花，成為大道之行、天理人心、歷史終結；兩個制度、兩種道路的勝敗優劣早就不言自明、無可爭辯，再不需要什麼“敘事”。當下美國政府迫切、頭痛的首要難題，是如何對付和限制潮水一般難以阻擋的移民與非法移民、是如何分配供不應求的五百萬美元一張的“黃金綠卡”，而不是“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所謂美國國務院說的象徵着“中國越來越擅長塑造敘事並推動其地緣政治目標”的“為推動中國的宣傳已經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的信息生態系統”，靠着下三濫的手段和伎倆在各處“藍金黃”可能有術也有效，但想撼動人心、扭轉乾坤、“讓黃河長江倒流”、“重新塑造全球信息格局”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刻舟求劍，純粹是痴人說夢、痴心妄想。

對二十一世紀的共產極權和專制國家來說，西方政府或私人的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要比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無害得多。對他們構成威脅和讓他們膽戰心驚的，顯然不再是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宣傳與煽動，於是中國“國家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也就從電波干擾變成了建防火牆、斷網和封號。

至於《紐約時報》文章里“29歲的中國人軒逸（音）”擔心的“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新聞機構，那些突破‘防火長城’的中國人會發現，中國之外的互聯網充滿了虛假信息；‘他們可能會失去興趣，迅速退回到防火長城裡’”，實在是多慮了：那些受中國政府洗腦多年和被中國政府欺騙多年的中國人，或許殊途同歸的偏偏就是不相信美國政府的新聞機構和輿論工具，而恰恰寧願相信防火牆之外支離破碎的大眾流言呢！

當然更糟糕和最可怕的是，因為美國之音的存在，反倒給中國增添了滲透的對象和機會，使它又有了第二個被海外華人稱為“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紐約時報》中文版。

其實，在那種黑暗、荒謬和扭曲的世界裡，對一個有正常智力、思維和基本良知、人性的人來講，別說美國之音，就是再微弱的一線熒光和燭火，都可以喚醒心中的靈光和通徹。我的少年時期，就是通過《參考消息》裡的蛛絲馬跡、字謎句疑去抽絲剝繭、霧裡看花、舉一反三和經由民主牆大字報上的隻言片語、寥寥而談而醍醐灌頂、振聾發聵、豁然頓悟，“塑造了世界觀、對憲政民主的理解以及對自由和人類尊嚴的珍視”，並“開始想象一個將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視為理想的世界”的。反之，對那些作繭自縛、井底之蛙的愚夫蠢才們和喪盡天良、狼心狗肺的流氓惡棍們，一百個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也感化、打動不了他們——為這些雜碎們浪費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值得嗎？

總之，還不用提到外人不了解、如龔小夏所說內部種種駭人聽聞的揮霍浪費，僅就每個人都能看到的公開事實來說，美國之音也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價值、“有它不多、沒它不少”的雞肋；不當家過日子的老百姓固然於己無關，全球主義者當然樂見其有，但川普作為負債36兆美元的美國的負責任的當國者，自然考慮效益和投入產出，必然實在再也看不下去了。

至於自由亞洲電台，似乎就更不需要了：亞洲排得上檯面、還有人願意關注一眼的國家，除了中國，已經“江山一片白”了；美國要是真的還沒有忘記和平演變的初衷，倒不如就搞一個“自由中國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