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中美之間的競爭，從來不是簡單的關稅之爭，而是一場關於經濟主權、技術安全與規則主導權的世紀博弈。我關注到何清漣女士近期的文章《剖析中美經濟戰的主戰場與側翼戰》，指出這場經濟戰不止有正面交鋒的“主戰場”，還有涉及盟國與第三國的“側翼戰”。這一判斷，頗具啟發意義，但值得進一步深究。
一、從關稅戰到結構戰：貿易衝突的升級
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關稅戰，起初被認為是“赤字之爭”“不公平貿易之爭”，但幾年下來我們發現，它已演變為更深層的結構性較量。
對美國而言，目標不只是縮小貿易逆差，而是重塑全球產業鏈的地理分布與技術秩序。對中國而言，則是要在外部高壓中實現“去房地產化—再實業化”的脫虛向實。
如今，中國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光伏產品）迅速崛起，出口額超越傳統的紡織、家具、玩具，成為新的外貿支柱。這意味着中國在製造端的再平衡已經成型。美國原以為加稅足以逼迫中國產業外遷，卻低估了中國產業鏈的完整性與政府主導的產業轉型能力。
也就是說，關稅戰未解決問題，反而推動了“中國產業升級+美國產業重構”的雙向脫鈎。這一脫鈎並非完全切斷，而是向兩極分化：一邊是“美系高端科技鏈”，一邊是“華系製造與資源鏈”。
二、主戰場：產業鏈控制與技術封鎖
在主戰場上，雙方的核心競爭集中於兩個層面：
其一是產業鏈控制權，其二是技術與資源的雙向封鎖。
（1）中國的再實業化與韌性
何清漣女士指出，美國低估了中國的“再實業化”速度。自《中國製造2025》被迫淡出後，中國以國家產業基金和地方資本為軸心，悄然完成產業資本的二次集結。無論是新能源汽車、儲能電池還是光伏組件，中國都建立了幾乎垂直一體的供應體系。
更關鍵的是，稀土、鎵、鍺等關鍵原材料的出口管制，讓中國在某些鏈條上具備“卡脖子反制”的能力。美國2019年以為中國不敢動稀土，如今卻發現，這張牌一旦亮出，全球芯片、電動車、軍工生產線都受震盪。
（2）美國的高科技圍堵與制度優勢
但美國同樣具備長遠優勢。它在芯片設計、EDA軟件、關鍵設備上仍占據壟斷地位，並通過聯盟體系（如“芯片四方聯盟”“印太供應鏈框架”）構築防線。更重要的是，美國不靠補貼，而靠制度吸附力：資本市場、知識產權與法治秩序仍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高地。
因此，主戰場上，中美互有攻守：中國有製造鏈與資源鏈，美國有科技鏈與制度鏈。雙方誰也無法輕易取代誰。
三、側翼戰：盟國與第三國的爭奪
真正決定格局的，或許並非中美直接衝突，而是誰能掌控“第三方空間”。
何清漣女士的文章指出，美國在經濟戰中最擅長打“側翼戰”——即利用盟國與中轉國的貿易體系，削弱中國的避險空間。
（1）“中國+1”模式受阻
中美貿易戰後，中國大量勞力密集型企業外遷至越南、印尼、柬埔寨，形成所謂“中國+1”布局。然而，美國已開始在貿易協定中設置“轉運條款”，凡經由越南轉口、原產實為中國的商品，將被課以40%關稅；印尼則加征“19%+第三國稅率”。
這意味着，美國正從“關稅戰”走向“規則戰”——不允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換個國旗繼續出口”。
（2）安世半導體事件：典型的側翼攻防
今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荷蘭安世半導體（Nexperia）風波。
這家由中國聞泰科技控股的企業，其產能70%在中國，卻受美國施壓被荷蘭政府“接管”，凍結全球業務，要求罷免中國籍CEO。中方隨即反制，禁止安世中國出口關鍵組件，並將稀土納入出口管制。結果歐洲車企因“缺芯”告急，荷蘭政府不得不尋求與中國商務部協商。
這一事件揭示了當下的真實格局：
對中國而言，是中外合資主權之爭，若股權被奪成例，將影響無數外企合作模式；
對美國而言，是全球號令力之戰，若盟國抗命則威懾削弱，動搖美國的全球領導；
對荷蘭而言，則是夾縫求生的現實外交。
安世事件讓世界看見：美國的全球規則雖強，但中國已學會“以規則反制規則”，甚至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進行對稱回應。
四、中美博弈：勝負之外的更高維的戰略與文明思考
這場博弈的深層邏輯其實十分有趣。用一句話來表述就是：
美國不能輸，中國不能贏。
美國不能輸，是因為一旦美國在關稅戰與產業鏈重組中失敗，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全球經濟規則的主導權。那不僅是美國的衰落，更是“美式文明時代”的終結——全球自由資本、開放市場、法治信任體系也都將隨之失去中心。
中國不能贏，因為若以舉國體制的方式贏得這場戰爭，只會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路徑依賴，讓體制更加自我封閉。那將使中國止步於“文明三峽”之前——停在工業化與民族主義的峽谷里，無法進入真正現代文明的彼岸。
換句話說，中美關稅戰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對中國其實只有戰術意義。川普要想美國繼續偉大，就必須打贏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但對中國來說，卻只有戰術意義。贏了，也可能導致歷史的失敗。輸了，也可能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勝負，往往在奇妙的轉換之間。
真正重要的是，中國能否借這一外部壓力完成自身文明的現代轉型——
從要素驅動到制度驅動，
從國家動員到社會創新，
從“模仿型增長”走向“文明性創新”。
只有如此，中國才可能真正超越美國，不是在GDP的數字上，而是在“文明性創新”增長上。
這一點，其實可以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強調的主題看得更清楚。
該獎授予了研究“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三位經濟學家，其中一半授予了對“制度—知識—文化土壤”進行闡釋的研究，指出一個社會要實現持續的增長，靠的不是一時的投入型衝刺，而是能不斷產生新知識、允許新技術落地、並讓企業家敢於試錯的制度環境；另一半則獎勵了“創造性破壞”理論，即新產品、新工藝不斷取代舊的生產方式，這個永不停歇的更新循環才是長期繁榮的源頭。
如果我們把這兩點並在一起看，它其實給中國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中國今天最缺的，並不是“有沒有高鐵、有沒有光伏、有沒有稀土卡脖子資源”，這些都是戰術層面的優勢；中國真正缺的，是能否建立一套允許持續性、內生性的“文明性創新”的制度與文化生態。
所謂“文明性創新”，不是簡單的技術模仿與成本壓制，而是一種更高階的能力：
• 允許新產業誕生，而不是一開始就被僵化體制、既得利益和行政口徑鉗死；
• 允許舊產業死亡，而不是用政策維持一群“殭屍巨獸”；
• 允許人才在學術、資本、企業之間自由流動，形成知識—資本—創業的循環；
• 允許社會信任結構、契約結構、法律結構去支撐冒險，而不是用人情和批條來分配資源。
說得直白一點：美國之所以還保持全球主導力，不僅因為它有芯片公司和航母戰鬥群，而是因為它的文明結構能夠不斷地生產“下一代美國”。這才是戰略意義。
而中國如果堅持“器物至上”“蘇體美用”，只是把舉國體制不斷加碼，通過行政力量“打贏”某些產業段落，那其實是在押注過去，不是在押注未來。那種勝利，也許看起來熱鬧，但從文明的角度講，反而意味着停止自我升級。
因此，這場中美博弈，表面上是關稅、是稀土、是安世半導體、是荷蘭、是越南的轉口貿易；但對中國來說，真正的命題根本不是“贏美國一次”，而是“能不能成為一個可以持續地產生文明性創新的國家”。
如果答案是可以，那麼中國就不僅僅是“世界工廠2.0”，而是會在21世紀成為真正的文明性創新強國，也才能真正走向長期可持續增長。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即便某一仗贏了，中國也只是卡在“文明三峽”的回音壁里，聽到的永遠只是自己的口號。
五、結語：從戰爭到轉化
中美經濟博弈仍將持續，許多人都定睛於誰贏誰輸並以此觀察戰局。但或許它還存在一種可能性：不以雙方的徹底勝負收場，而將以新的結構調整告終。
正如冷戰並未以核大戰結束，而是以制度與市場的整合轉化結束。
今天的關稅戰、稀土戰、半導體戰，看似你死我活，其實正在推動一場新的全球經濟秩序誕生——一個由多中心驅動、雙系統並存、規則競爭化的世界。
這，正是“文明轉化”的另一種形態：
戰爭的表象之下，經濟、制度與信任結構正在被重新塑造。
真正的勝利，不在誰壓倒誰，而在誰能在混亂中重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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