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纯华

2025年12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署名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极强的政治动员意味，语言激烈，语气紧绷，让许多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人感到一种久违的熟悉——那是毛泽东时代“革命号令”的复活。

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例行的党内学习材料，而是一份向全党发出的动员令与警告书，其风格之强硬、指向之鲜明，几乎像毛当年《炮打司令部》在新时代的回声。

这篇文章语言全面升级：从“从严治党”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文章开篇就把“自我革命”定义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随即提出五个“进一步到位”：思想纯化、忠诚绝对、权力关笼、反腐永动、问责狠抓。通篇文字充满革命化、斗争化、绝对化的语言，如“刮骨疗毒”“灵魂震荡”“必须毫不动摇”“永不收兵”。这种语言并不陌生，它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动员语气极度神似。

当一个政党开始重新强调“灵魂革命”“绝对忠诚”“斗争精神”“刀刃向内”时，这已不只是语言风格的选择，而是政治方向的昭示。这是一种“再革命”的语言。

这篇文章写给官僚体系。五个“进一步到位”看似宏观，实际上全部指向党内： 思想纯洁不够，要再整肃；忠诚度不足，要再表态；权力使用不规范，要再集中；反腐不够震慑，要再加压；问责不够严格，要再强化。

若把这些要求连线，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图景：这是对全体官僚的一次集体敲打，是对内部权力松动的疾言厉色，是一份盖着“新时代”印章的整风动员令。

在经济下行、投资枯竭、地方财政塌陷的大背景下，党内普遍存在“不作为”与“躺平式”执政。习近平希望通过这篇文章重新点燃官僚体系的“政治恐惧”，把所有权力机制拉回高度服从的轨道。这不是治理，是震慑；不是改革，是肃清。

此刻发出这样的文章，表明习近平及其党羽的危机感全面上升。经济下滑带来习近平治理正当性危机。过去四十年，中共依靠经济增长、规模扩张塑造合法性。如今这一基础正在崩落。习近平需要用意识形态与政治纪律填补这个真空。语言越激烈，证明焦虑越强烈。

官僚体系的“软对抗”已成为系统性问题。地方官当“缩手官”，中央当“甩锅官”。没人愿意为政治任务承担风险。没有制度激励，只剩政治责任。习近平知道官员不听话，但他没有改革制度的选项，只能强化纪律、加大整肃。这篇文章就是敲山震虎。

内部权力结构不稳，传闻不断。尽管实现了连任，但权力集中反而增加内部恐惧与不满。越集权，越需要整肃；越整肃，越需要动员；越动员，越要革命语言。这就是极权政治的循环逻辑。

面对习近平这篇文章，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疑问：文革真的不会重来吗？这很可能是中国最大的误判。许多人相信文革不会再现，因为时代不同、经济基础稳固、人民见过世面。但他们忽略一个铁律：文革不是从群众开始的，文革是从党内斗争开始的。文革的启动逻辑是： 最高领导人感到权力不稳； 使用意识形态整肃官僚；打破制度；让政治斗争常态化；利用恐惧巩固统治。今天，这五点正在重新组合。

习近平未必要发动群众，但党内文革化已经启动——官员在恐惧中互相揭发、政治表态成为关键、斗争语言全面回归，这些都是文革早期的特征。文革不需要红卫兵，它只需要权力恐惧。

温家宝早有预言：历史悲剧并未远去。温家宝在2012年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文革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历史悲剧仍可能重演。”“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他的警告并非夸张，而是看清了体制结构的宿命：高度集中权力，缺乏制度制衡，领导人任期不受约束，官员靠忠诚而不是能力晋升。只要这些结构不改变，文革就不会真正离开中国。习近平的这篇文章恰恰证明，温家宝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

习近平这篇文章仿佛是新时代的文革宣言。它不是政策阐述，而是发出政治动员；不是制度改革，而是权力再集中；不是自我修正，而是再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政治全面文革化的语言基础已经完成。

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红卫兵上街，就能产生文革式后果；也不需要群众批斗，就能让制度陷入瘫痪；甚至不需要公开运动，只凭党内整肃就足够让国家陷入恐惧与僵化。新文革不一定看起来像过去，但它可能以一种新时代的形式正在生长。这才是习近平这篇文章最危险的意义所在。

真正的问题不是习近平是否“想”发动文革，而是体制是否“允许”历史以不同方式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