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系列”之三—— 激進啟蒙的陷阱：為何“五四”跳過了元啟蒙？ ——啟蒙演變與現代中國的一個結構性反思
趙曉 導語：一談到“啟蒙”，人們往往立刻想到“五四”。
但啟蒙真的是一次可以被迅速完成的思想運動嗎？ 回顧百餘年的中國現代史，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一個被忽略的問題：
啟蒙是否存在層級？
又是否可能在救亡壓力下，被迫加速，從而跳過一些更為基礎的前提？ 本文試圖在理解“五四”歷史處境的前提下，
對中國啟蒙演變路徑作一次結構性的反思，
討論何謂“未完成的啟蒙”，以及它對今天意味着什麼。 
引言｜為什麼今天必須重新審視“五四”？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五四”幾乎成了一個不可觸碰的符號。
它常常被視為中國啟蒙的起點，
仿佛只要高舉“科學”“民主”“理性”，
啟蒙便自然完成。 但也有另一種敘事，
將中國此後的一切問題，
都簡單追溯到“五四”，“五四”成了罪魁禍首。 這兩種看法，表面相反，
實則共享同一個前提：
把啟蒙理解為一個“原點”。 本文試圖打破這一前提，指出： “五四”既不是中國不幸的根源，
也不是中國現代性的完成；
它是一場在極端歷史壓力下發生的、
激進、加速、但高度不完整的啟蒙嘗試。 要理解“五四”，
必須先把它放回中國更長的啟蒙進程之中。
第一部分｜啟蒙不是一個點：“五四”之前，中國已在啟蒙之中 歷史學者已經發現，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是：
中國的啟蒙，並非始於“五四”。 就現代性啟蒙而言，自鴉片戰爭以後，
中國知識界便已開始系統性反思一個根本問題：
世界為何如此不同？
中國為何在競爭中全面失勢？ 對憲政、法治、宗教、社會結構的理解，
並非“五四”才出現。
晚清一代思想者，
已對英美世界展開過深入觀察與嚴肅思考。 例如，像 郭嵩燾 這樣的人物，
並未把西方的強大簡單理解為“船堅炮利”，
而是明確指出其背後的制度、信仰與社會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
辛亥革命本身，
正是這一早期中國現代性啟蒙的階段性成果。 因此，把“五四”視為“中國啟蒙的起點”，
在歷史上並不準確。
更準確的說法是： “五四”不是中國啟蒙的開始，
而是中國啟蒙路徑發生急轉的關鍵節點。
第二部分｜“五四”的歷史合理性：一次“被逼出來的啟蒙” 理解這一點，並不意味着否定“五四”。
恰恰相反，
只有承認“五四”的歷史合理性，
後續的分析才具有處境性、客觀性。 “五四”發生之時，
中國面臨的是多重、疊加式的崩解： • 國家秩序的持續瓦解
• 列強壓力下的生存危機
• 傳統權威體系的整體失效 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中，
那些需要長期積累與緩慢展開的“慢變量”——
如信仰重建、社會演化、人論反思——
並非不存在其價值，
卻在現實感受以及優先選擇中顯得過於奢侈。 取而代之的，
是一種強烈而真實的心理結構： • 對救亡的極端焦慮
• 對漸進改革的高度不耐
• 對“立竿見影方案”的迫切渴求 因此，“五四”的激進，
並非出於狂熱，
而是出於絕望；
出於“再不快就沒命了”的求生驅動，
即學人們指出的“救亡圖存”的生存邏輯。 正因如此，
“五四”必須被理解、被同情，
而不應被事後裁判、全盤否定。 李澤厚等學者指出，“五四”是啟蒙，
但隨後“救亡”壓倒了啟蒙。
然而，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理解或許是：
“五四”的啟蒙，本身正是以救亡為目的展開的。
二者並非對立，
而是在同一歷史壓力下相互纏繞、共同推進。
第三部分｜問題的關鍵：”五四”並未意識到“啟蒙是分層的” 問題不在於”五四”時期，國人要不要啟蒙，
而在於它如何理解啟蒙。 在“五四”語境中，“啟蒙”主要被理解為： 這些當然重要，
但它們並非啟蒙的起點，
而是成果層。 被整體懸置的問題，恰恰是更基礎的那一層： 人是什麼？ 理性從何而來？ 權力為何必須受限？ 良心的終極依據是什麼？
換言之，
“五四”並非天生反對元啟蒙，
而是在極端時間壓力下，
難以顧及進入這一層。 在隨後的思想激化過程中，
又在俄國革命思潮的影響下，
啟蒙進一步演變，走向高度激進化。
第四部分｜“非基運動”：一次關鍵但被低估的斷裂 “五四”時期爆發的“非基運動”（約 1922—1927 年），
往往被簡單理解為一場以理性名義展開的反宗教運動，
仿佛其核心只是“以理性對抗信仰”。 然而，其激進程度，
從當時流行的一些代表性口號中，已可見一斑。 例如，有人（李石曾）明確提出：
“有人類則無宗教，有宗教則無人類。” 類似的表述，在當時並非孤例。
蔡元培 也曾提出：
“宗教本於迷信，美育本於科學。”
而 陳獨秀 也曾激烈否定基督教會的歷史，
認為其“過去的橫暴和現在的墮落，都足以令人悲憤而且戰慄。” 這些言論並非單純的個人情緒宣泄，
而是“五四”時期反宗教思潮中的代表性語言，
反映出一種將“宗教存在”與“人類進步”直接對立起來的時代心態。 從思想立場上看，
“五四”確實以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為武器，
對宗教所被視為的非理性因素展開了憤激性批判。
但若從歷史結構加以分析，
實際情況要比簡單的“以理性反信仰”更為複雜。 其中當然存在狂熱的反宗教情緒，
但更多反對的，
並非信仰作為終極問題本身，
而是當時被普遍想象為
與帝國主義擴張、文化侵略深度捆綁的宗教形態。 問題在於，
在這一高度激進、情緒化、並被救亡壓力不斷推高的思想氛圍中，
原本必要而嚴肅的區分迅速被抹平了： • 宗教形態與信仰本身之間的區分消失了
• 對信仰在文明史中複雜功能的理性判斷退場了
• 對超越性秩序與人論問題的討論被整體中斷 其結果是結構性的： • 元啟蒙被整體性、簡單而粗暴地拒絕
• 信仰、人論與超越秩序被一併排除出啟蒙議程
• 啟蒙被壓縮為純粹的理性與工具性問題 這一斷裂，
並非源於深思熟慮的思想否定，
而是一種在救亡壓力下、慌不擇路中發生的
“整體跳過”。
第五部分｜從“救亡啟蒙”到“工具理性”：一條越走越窄的路 當啟蒙在救亡壓力下被迫加速，
其內在邏輯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在“五四”之前，
啟蒙更多指向對世界的理解：
理解制度為何不同，
理解社會如何運作，
理解人自身的處境與限度。 而在“五四”之後，
啟蒙的重心逐漸轉移：
不再首先是“理解世界”，
而是“改造世界”（以“救亡中國”為直接目標）。 這一轉變，並非源於思想者的道德缺陷，
而是由現實壓力所推動。
當生存被置於首位，
啟蒙自然被要求“立刻見效”。 在這一過程中，
理性的角色不知不覺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 它不再主要承擔反思、限制與校準的功能，
而是越來越多地被期待
為動員、效率與組織服務。
理性，
從自我約束與審慎判斷的工具，
逐漸轉變為改造對象、追求結果的工具。 於是，一條熟悉而危險的滑坡逐漸形成： · 理性，被理解為唯一合法的判斷尺度 · 科學，被推舉為不可質疑的權威 · 啟蒙，被簡化為一項可以被規劃、加速與管理的工程 當信仰、人論與超越性秩序被整體排除，
理性便失去了參照系，
只能在效率與目標之間自我循環。 其結果並不是理性更強，
而是理性更窄、更單一；
不是啟蒙更徹底，
而是啟蒙更扁平、更工具化。 在這種結構中，
複雜的人被壓縮為可被塑造的對象，
歷史被理解為可以被設計與推進的進程，
而不同意見，
則容易被視為“保守”“落後”“非理性”或“阻礙”。 需要強調的是，
這一演變並非“五四”的原始意圖。
但一旦啟蒙失去了元啟蒙的約束，
它便極易滑向
“以理性之名否定人的複雜性，
並最終走向理性自身的反面——高度激進化與制度性強制。” 這，正是激進啟蒙最深層的陷阱。
第六部分｜“五四”不是終點，而是一場未完成的啟蒙 ——中國啟蒙必須重新回到起點問題 正因如此，“五四”不應被簡單否定。
否定“五四”，
等於否定中國在極端歷史處境下
對現代性的真實嘗試；
也等於否定一代人
在生存危機中作出的歷史選擇。 但同樣必須承認，
“五四”並未完成中國啟蒙的全部任務。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五四”啟蒙得太多，
而在於它啟蒙得太快、太窄、太急。
在救亡壓力下，
啟蒙被迫加速，
一些更為基礎、卻無法被加速的問題
被整體跳過。 而歷史反覆證明：
被跳過的那一層，
並不會消失，
只會在更高的代價中重新出現。 回望百餘年的中國啟蒙史，
一個反覆出現的誤解是：
仿佛啟蒙是一場可以不斷提速的工程，
只要方向正確、速度夠快，
歷史便會自動抵達終點。 但啟蒙從來不是這樣的過程： 它不是一個可以被宣布完成的時刻，
也不是一次性的思想爆發，
而是一個需要不斷校準起點、
反覆確認前提的長期文明工程。 從這個意義上說，
“五四”既不是中國啟蒙的起點，
也不應被理解為其終點。
它是在極端救亡壓力下，
中國啟蒙路徑發生的一次急轉——
一次試圖以理性、科學與制度，
迅速回應生存危機的激進嘗試。 正因如此，
“五四”既值得理解，
也必須被反思。 真正需要被追問的，
不是啟蒙是否足夠徹底，
而是啟蒙是否從正確的起點展開。
當信仰、人論與超越性秩序被整體跳過，
啟蒙便失去了自我約束的基礎，
只能在效率與動員之間不斷加速，
並最終偏離其原本的方向。 這並不意味着中國需要“再來一次五四”，
也不意味着應當回到某種想象中的傳統復興。
真正需要的，
是補上那一層
被歷史壓力迫使跳過的啟蒙——
對人的理解，
對理性的限度，
以及對終極秩序的重新思考。 回到啟蒙的起點，
並不是倒退，
而是一種遲到的完成。 真正成熟的啟蒙，
不是更快的加速，
而是對起點的重新校準。 上一篇：回到元啟蒙：啟蒙為何需要超越性邊界？——從“反宗教啟蒙”到“有邊界的理性” 下一篇：國家主義啟蒙：日本這條危險而成功的捷徑 ——後發國家為何容易跳過“元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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