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華： 村上春樹何以為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1949--），這位居住在我們東方鄰國的作家，不動聲色之間，已經使自己成了同時下任何一位世界級作家相比都不遜色的十分了得的人物。在他的母國日本，其作品的發行量早已超過了1500萬冊這個可謂出版界的天文數字。在我國大陸，其中譯本也在沒有少作的情況下執着地向四十萬冊逼近。僅《挪威的森林》，不到半年便重印四次，但仍不時脫銷。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因素使這位日本作家如此占盡風光，甚至連諾貝爾文學獲獎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相形見絀呢？回答自然多種多樣。從我們中國讀者角度來說，同是日本作家，川端也好，大江也罷，讀之總覺得是在讀別人，中間好像橫着一道足夠高的門坎，把我們客氣而又堅決地擋在門外；而讀村上，我們則覺得是在讀自己，是在叩問自己的心靈，傾聽自己心靈的回聲，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遊歷，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簡而言之，也就是村上引起了我們的共鳴：心的共鳴。
那麼，引起我們的心的共鳴的又是什麼呢？下面就讓我就此（也可能不完全就此）談三點感想或看法。實質上涉及的也就是村上作品的獨特魅力問題--村上春樹何以為付上春樹？雖說村上的小說譯了幾本，評論性文章也寫了幾篇，但我心裡總好像還塞着一個謎團，或者說總在琢磨這樣一個問題：村上作品中最能打動我個人、作為四十幾歲中年人的我個人的東西究意是什麼？
(一) 不錯——如同以前我在《村上春樹精品集》新版總序中所說——小說中現實與非現實的錯位，別具一格的行文，時代氛圍和個人感性，田園情結和青春之夢，都足以令人沉潛其中。不過老實說，那類文章，我大多是從一個譯介者和一名大學教員的角度來寫的，很大程序上帶有“公”的色彩，而多少壓抑了純屬個人的、即村上所說的“私人性質”的東西。我認為那也是對的。在譯介初期，有必要循規蹈矩地歸納村上作品的一般特點，有必要把日本以至國際上有關評論轉達過來，否則對讀者是不公正的。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的“私人性質”的感受還處於混沌狀態。近來，感受逐漸趨於清晰——其實村上作品中最能讓我動心或引起自己共鳴的，乃是其提供的一種生活模式，一種人生態度：把玩孤獨，把玩無奈。
大凡讀者都讀得出，村上文學的基調就是孤獨與無奈。但較之孤獨與無奈本身，作者着重訴求的似乎更是對待孤獨與無奈的態度。我仿佛聽到村上在這樣向我傾訴：人，人生，在本質上是孤獨的，無奈的。所以需要與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嗎？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尋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勞的。那麼，何苦非努力不可呢？為什麼就不能轉變一下態度呢--既然怎麼努力爭取理解都枉費心機，那麼不再努力就是，這樣也可以活得蠻好嘛！換言之，與其勉強通過與人交往來消滅孤獨，化解無奈，莫如退回來把玩孤獨，把玩無奈。
於是，孤獨和無奈在村上這裡獲得了安置。就是說，這種在一般世人眼裡無價值的、負面的、因而需要擯除的東西，在村上筆下成了有價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賞玩的對象。實質上這也是一種自我認同或曰對同一性（identity）的確認，一種自我保全、自我經營、自我完善，一種孤獨自守、自娛、自得、自樂的情懷。作者藉此在熙來攘往燈紅酒綠瞬息萬變的世界上建造了一座獨門獨院的“小木屋”，一個人躲在裡面一邊聽着爵士樂，啜着易拉罐啤酒，一邊慢慢地細細地品味孤獨與無奈。電視則絕對不買，報紙絕對不訂，電話也只是在響了六七遍之後才老大不情願地拿起聽筒。
“小木屋”的主人自然是“我”——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年齡大多在二十九至三十四歲之間，基本是剛剛離婚或老婆跟人跑了。這裡，主人公本身就是孤獨的象徵。他已被徹底“簡化”，無妻（有也必定離異）、無子、無父母（有也不出場）、無兄弟（絕對獨生子女）、無親戚（只在《奇鳥行狀錄》中有過一個舅舅），甚至無工作（好端端的工作一辭了之），遠遠不止是我國城鎮裡的“三無人員”。也正由於“我”敢於簡化，敢於放棄，“我”也才瀟灑得起來。
然而並不能因此斷定“我”得了自我封閉症。“我”有時也從“小木屋”中探出頭來，而這時他的目光卻是健康的、充滿溫情的，如對《挪威的森林》（以下簡稱《挪》）中的直子，對《舞！舞！舞！》（以下簡稱《舞》）中的雪。當然，如果有人擾亂他自得其樂的“小木屋”生活，死活把他從中拖出，他也絕不臨陣退縮（小說情節大多由此展開），如對《尋羊冒險記》（以下簡稱《羊》）中的黑西服秘書和“先生”，對《奇鳥行狀錄》中的綿谷升。這種時候的“我”絕對不是好忍的，一定老練地、機智地、執拗地奉陪到底。
主人公身上，恐怕有這樣幾點需加以注意：對冠冕堂皇所謂有值存在的否定和戲弄，有一種風雨飄搖中御舟獨行的自尊與傲骨；對偽善、狡詐行徑的揭露和憎惡，有一種英雄末路的不屈與悲涼；對“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現代都市、對重大事件的無視和揶揄，有一種應付紛繁世界的淡定與從容；對大約來自宇宙的神秘信息、默契（寓言色彩、潛意識）的希冀和信賴，有一種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夢想；對某種稍縱即逝的心理機微（偶然因素）的關注和引申，有一種流轉不居的豁達與灑脫；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淡漠，對世俗、庸眾的拒斥，對往日故鄉的張望等等。可以說，這同主人公把玩孤獨把玩無奈是相輔相成的，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惟其如此，也才不至於淪為一般所說的“拿無聊當有趣”。
總之，村上的小說為我們在繁雜多變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種富有智性和詩意的活法，為小人物的靈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讀之，我們心中最原始的部分得到舒緩和安頓，最隱秘的部分得到確認和支持。那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暉升起一股裊裊炊煙的小木屋，是冷雨飄零的午夜街頭永遠溫馨的小酒吧。
我甚至突發奇想地覺得，村上春樹的作品儘管形式上明顯受到美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但骨子裡卻透出東方古老的禪意。在某種意義上，乃是禪的現代詮釋。讀過村上一篇名叫《電車和電車票》的短文嗎？“我”最後採取的態度是以“無心無我”的境界乘車：既然怎麼努力車票都要丟，那麼，不要努力就是，讓它丟好了。引申言之，既然孤獨和無奈怎麼都排遣不掉，那麼不再排遣就是，把玩之可也！
(二)
一般說來，小說這東西要從頭讀起。寫的人講究“有頭有尾”，讀的人也是如此，很難不顧頭尾地從中間突破。並且，通常看一遍足矣。而村上作品一個神奇之處，就是可以讓你隨時隨地從任何一頁任何一處讀起，並迅速沉浸其中。就像《挪》中的主人公說《了不起的蓋茨比》那樣：“信手翻開一頁，讀上一段，一次都沒讓我失望過，沒有一頁使人興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傑作！”不妨說，村上的小說如同一座沒有圍牆的大觀園，從任何一處都可以進入：或小橋流水，或茂林修竹，或雕梁畫棟，或曲徑通幽，無處不是令人流連忘返的景點，任何一處都即是入口又是出口。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讀法呢？我想恐怕主要是作品中的藝術情調、美學韻致和抒情氛圍所使然。有人問我村上的小說是“大眾文學”還是“純文學”，我說如果前者主要以情節勝而後者主要以韻味勝的話，村上的小說應該歸為後者（當然這種分類無甚意義）。說得極端一點兒，村上小說乃主韻的小說--作者擅長的不是天衣無縫的情節設計，不是橫掃千軍的如椽巨筆，不是深刻重大的主題發掘，不是氣勢磅礴的場面描繪，而是對情調、韻致和氣氛的出神入化的經營。
信手拈出幾例：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個人正走着，對面走來一隻可愛的小熊，眼睛圓鼓鼓的。它這麼對你說道：'你好，小姐，和我一起打滾玩好麼？'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順着長滿三葉草的山坡咕嚕咕嚕滾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我就這麼喜歡你。”（《挪》）
“這麼着，整個多愁善感的少年時代我都沒有看原原本本的鯨而一個勁兒看鯨的陰莖。在陰冷冷的水族館式甬路散步散膩了，我便坐在無聲無息的天花板極高的展廳沙發上，對着鯨的陰莖呆呆地度過幾個小時。”（《羊》）
“世界--這一字眼總是令我想起象與龜拼命支撐的巨型圓板。”（同上）
“她的笑容稍微有點兒紊亂。如同啤酒瓶蓋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時激起的靜靜波紋在她臉上蕩漾開來，稍縱即逝。消逝時，表情比剛才略有遜色。我饒有興味地觀察着這細微而複雜的變化，不由覺得很可能有清泉精靈在眼前閃出，問我剛才投入的是金瓶蓋還是銀瓶蓋。”（《舞》）
“所謂特殊飢餓感是怎麼回事呢？我可以將其作為一幅畫面提示出來：（1）乘一葉小艇飄浮在靜靜的海面上。（2）朝下一看，可以窺見水中海底火山的頂。（3）海面與那山頂之間似乎沒隔很遠距離，但準確距離無由得知。（4）這是因為海水過於透明，感覺上無法把握遠近。”（《再襲麵包店》）
你不能不承認，作者具有非常出眾的演繹、發揮、引申的才能，其駕御想象的能力已達到難以企及的高度。由此產生的場景充滿詩情畫意和象徵性。筆法雖有歐化痕跡，但其中的情緒十分古典和浪漫，而童話色彩和調侃意味的加盟，更使情調保持在一個妙不可言的和音上，給人以極大的閱讀愉悅和深層啟示。
總的說來，村上營造的情境或者說氛圍有這樣幾個特點：
對瀕於瓦解的家園意識的傷懷和修復。或者說在光怪陸離喧囂浮華的塵世中為我們平靜而執着地守護着--像《挪》中的“我”守護直子窗口那微小的光亮一樣--一小塊精神家園，使我們不至於在都市迷情中彷徨和沉淪，為我們實際上已很貧瘠很焦渴的心田注入營養，灑下甘霖。亦如一首永遠在天邊迴蕩的牧歌。
象徵性地推出人生鏡頭，傳達現代人的焦慮、苦悶、迷惘、困窘、無奈和悲涼，點化他們的情感方式和生命態度。同時又給人以夢幻，為我們拾回破碎了的青春之夢，讓我們重新踏上自己的情感曾流淌過的河床，進而讓我們同心愛的人攜手走出那片淒冷的森林，背起行囊奔向遠方陌生的街市。用《挪》中主人公的話說，甚至可以搖撼我們“身上長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在精神的廢墟上聚攏起零星的希望之光。 似乎有某種破譯心靈密碼、溝通此岸世界至彼岸世界的神秘力量。正如部分讀者來信所說，我們平時語言動作所表達的心靈深處的感受連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對於潛在的部分，我們往往急於表達卻又苦於沒有門路，而村上營造的情境恰恰傳導了我們這部分感受，或者說撬開了包攏我們的厚厚的硬殼，使我們的靈魂獲得釋放，產生一種此岸世界電路與彼岸世界電路瞬間接通時進入澄明天地的驚喜之情。
一貫保持高雅、冷靜、節制而抒情的格調。作者雖然經常觸及平庸瑣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小場面，但絕不低就媚俗，而大多着眼於心靈的訴求、心靈的觸碰與叩問。他也表現都市的荒謬感和非現實世界的怪誕，但並無獵奇趣味，而始終不失悲天憫人的溫情和健全的智性與理性，透示出哲理感悟和人生體驗，顯現出倜儻不群的文學品位，給人以難以類比的審美享受。
尤其令人驚異的是，作者這種用以營造情境烘托氣氛的工筆寫意式筆墨並非偶一為之的點綴，而幾乎同作品相始終。惟其如此，讀者才可能任何一處切入並馬上融入情境之中，去“呼吸草的芬芳，感受風的輕柔，諦聽鳥的鳴囀”，去領略“海潮的清香，遙遠的汽笛……縹緲的憧憬，以及夏日的夢境”，去窺看“海底火山的姿影……等待洶湧的潮水把自己送往相應的地方”，去等待“大象重返平原”和幸遇“百分之百的女孩”。
(三)
其實村上的作品中，再也沒有什麼比語言風格或者說筆法更具特色的了。許多讀者都提及這一點，甚至認為足可以同世界上少數語言大師相媲美。是否如此，筆者不曾比較，不敢斷言。但到少村上在日本近當代作家中筆法獨樹一幟卻是不爭的事實。川端康成慢得叫人着急，大江健三郎拖得終而復始，三島由紀夫疊床架屋且“妖氣”瀰漫，其語言感染力--至少對中國讀者--均不及村上。在明快、幽默這點上大約只有夏目漱石早期的《我是貓》、《哥兒》，在深刻、簡潔這點上恐怕只有芥川龍之介的《侏儒警語》多少與之相似。說得武斷點，村上小說的總體語言風格絕對不同於其他任何日本作家，村上就村上。請看下面一段：
“我至今也不清楚將襲擊麵包店的事告訴妻子是否屬於正確的選擇，恐怕這也是無法用正確與否這類基準來加以推斷的問題。就是說，世上既有帶來正確結果的不正確選擇，也有造成不正確結果的正確選擇。為避免出現這類非條理性--我想可以這樣說--我們有必要採取實際上什麼也不選擇的立場，我便是抱着如此態度的。發生的事情業已發生，未發生的事情尚未發生。”（《再襲麵包店》）
這是一種富有書卷氣而又不無紳士貴族氣味的筆調，一種優雅的饒舌（因而不覺得聒噪），一種有節制的故弄玄虛（因而不令人生厭），一種對歐文風格的炫示和確認，也是被日本的村上迷（多為女性）稱為“村上春樹腦袋瓜就是好使”、“好玩兒”的筆法。你能從別的日本作家那裡找出同樣的文字嗎？
然而，村上並不總是這樣拿腔做調。他把筆鋒輕輕一轉，對話便成了這個樣子：
“結婚了？”“一次。”“離了？”“嗯。”“為什麼？”“她離家跑了。”“真的，這？”“真的。看中了別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可憐。”她說。“謝謝。”“不過，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怎麼個理解法兒？”（《舞》）
風格簡潔、明快、清爽、流暢，而又獨具匠心，韻味綿長，絲毫沒有傳統日本小說那種無病呻吟的拖沓，那種欲言又止的迂迴，那種拖泥帶水的滯重，那種令人窒息的汗臭--日語這種“粘着語”居然一下子變得如此洗盡鉛華，令人耳目一新，且有一種不無頑皮的孩子氣，讀來甚至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快慰。
不過最妙的、最別出心裁的還是作者的比喻。這點我在其他文章里一再強調，在此仍不忍割捨。因為比喻是村上文學廣場中最吸引人目光的“標誌性建築”，簡直可以說舍此也就無所謂村上春樹，無所謂村上文體。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桌面擺着五個空了的盤子，儼然已經消亡的行星群/她和她的耳朵渾融一體，如一縷古老的光照滑瀉在時光的斜坡上（以上《羊》）/（妻）目不轉睛地盯住我的臉，那眼神竟同搜尋黎明天幕中光色淡然的星斗無異/六罐啤酒全部告罄，剩下來的只有煙灰缸里宛如美人魚身上剝落的鱗片似的六個拉環/衣服撞直如破散的彗星尾巴上下翻舞/我具有煉鋼爐蓋般牢不可破的記憶（以上《象》）/可憐的賓館！可憐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濕的三條腿的狗/我像孵化一隻有裂紋的鴕鳥蛋似的懷抱電話機/他一直用手指擺弄着耳輪，儼然清點一捆嶄新的鈔票（以上《舞》）。
一般說來，相似的東西才能用於類比，也就是說相似性是可比性的前提。而村上的比喻則一反常規，完全不循遠見出牌。如盤子和行星、衣服和彗星、賓館和狗、鴕鳥蛋和電話機、耳輪和鈔票，這一對對之間幾乎找不出任何相似性，莫如說其差異性、異質性倒是巨大的。而村上妙就妙在利用差異性和異質性做文章，經過他一番巧妙的整合和點化，我們非但感覺不到牽強附會，甚至會漾出一絲會意的微笑。一般比喻是“似是而非”，而村上的比喻則“似非而是”。其實這類比喻也是一種誇張，一種大跨度想象力的演示。而這又是文學創作中較難把握的一種修辭，它既要在常理之外，又須在常理之中。
大致說來，日本搞文學的人算是比較老實的，不那麼想入非非，自古以來就不甚中意李太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如今這位村上春樹卻是遠遠走在了他的祖輩的前面。你能找出第二個手法相仿的日本作家嗎？當然，西方作家中是找得出的。如昆德拉就說某人眼睛的忽閃像車窗外一上一下的雨刷--村上受的不是他的母國日本而是西方同行的啟示。
不管怎樣，村上弄出了一種一看就知是村上春樹的“村上文體”。港台地區甚至由此產生一個詞叫“很村上喔”，用來形容如此風格的文章、如此風格的言談、如此風格的人。創作搞到這般水準，成了“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應該算成功的了。這絕非易事。
順便說幾句題外話。其實不光是文章風格，村上本人也頗為“別具一格”。他雖是作家，卻很少與文壇打交道，不屬於任何作協組織，不喜歡出頭露面--不上電視，不大讓人拍照，不出席報告會，接受採訪也極有限。個人生活方面也不同於他筆下的主人公，極為中規中矩，有板有眼。早上六點起床，晚間十點就寢，和夫人兩人平靜地生活，對夫人特別關愛（這點也是他深愛女性讀者歡迎的一個原因）。作為作家，村上交稿特別守時，絕無遲交記錄。記得幾年前交涉版權談到版稅的時候，我曾透露過出版社想代之以招待旅遊的意思。他讓秘書轉告說錢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歡什麼招待旅遊。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可以說是另一側面的村上春樹何以為村上春樹吧。
很高興得以來此向諸位講話。 【挪威的森林中文版譯者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