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2月，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发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文件的发布距离他在第一任期首年12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整整过去了八年。特朗普在首次发布时曾宣称，“轰轰烈烈的大国竞争时代正在来临”。自那时起，美国经历了两个主要政党、三届政府的更迭，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相继上台，各自几乎推翻了对方的内外政策。然而，维持大国战略竞争成为两党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在这八年间，美国共出台了三部半“国家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内发布了一部半，包括2022年10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上任初期制定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后者因其性质被称为“半部”。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决定性十年的初期”，并强调美国如何应对当前挑战与机遇将影响未来几代人的安全与繁荣。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前两届政府相比，在文体和内容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特朗普对前任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文本进行了尖锐批评，尽管他认为两届政府在此方面存在连贯性。他回避宏大的叙事及面面俱到的内容，明确表示“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核心国家利益”，并提出需要一套聚焦的全球互动战略。

特朗普所称之“聚焦”包括对国家利益、对手以及国家战略的集中关注。尽管他对拜登政府表示不满，并刻意展现出不同于前任的叙述风格和逻辑推论，但实际上，他无法也不会在美国根本性的国家战略上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大国竞争仍然是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特朗普继续沿袭前任政策，将美中竞争推向新的高度。这一趋势不仅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的延续性，也揭示出国际关系中日益加剧的大国博弈格局。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其历史上或许是最为简约的文本，这与特朗普政府强调“聚焦”国家核心利益的要求密切相关。该版本独特之处在于其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在战略论述中频繁渗透对总统个人的高度赞美，甚至将特朗普的个人观点融入文本。这些观点不仅与美国以往的政策相悖，而且可能不适用于未来任何一届两党政府。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展现了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特朗普视角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以国务卿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鲁比奥为代表的建制派视角。这种双重性源于特朗普及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非建制派与鲁比奥等建制派之间的争论与妥协。尽管存在这些分歧，本届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美国根本战略，仍保持一致性。

从特朗普视角来看，该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特殊内容包括对俄罗斯政策的降级、对全球化现象的全面否定以及对欧洲事务的不重视。建制派通过对特朗普个人崇拜的妥协，换取了美国战略基本面的稳定，使得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精神延续了美国传统。然而，尽管总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下届政府无论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掌权，该文本中某些鲜明带有特朗普个人色彩的部分极易被剥离，从而影响其长期有效性和适用性。

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针对中国的关税战迅速展开，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然而，随着中方的反制措施逐步显现，美国不得不寻求妥协，并多次推迟加征关税。这一系列动态不仅影响了贸易关系，还对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在文本结构上，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与其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的版本存在显著差异。前者通常以较大篇幅对中国进行全面定性描述，强调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新版战略则在整体框架中将对华论述放置于分支内容之下，显示出相对克制的态度。这种变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所采取的务实策略。

其次，对华描述中的措辞也变得更加谨慎。坊间普遍认为，特朗普在贸易谈判方面的重要顾问贝森特对此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主张通过更为温和且务实的语言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表述不仅降低了对抗性，还体现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意图。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妥协态度及其对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揭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面前所面临的挑战与调整。这一过程不仅是关税战后遗症的一部分，更是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指示。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文本结构和措辞上的实质性调整并未削弱美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本质。特朗普政府试图全面终结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所倡导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自由价值观的全球化，以及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开创的全球反恐运动。相较于前两届政府关注的重要战略区域，本届政府显著收缩了其对手阵容，转而专注于与中国进行长期且“聚焦”的战略竞争。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面面俱到等同于毫无焦点，因此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聚焦于核心国家利益。在这一方针下，新版文件未在战略层面提及反恐事务，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将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之一”。在新版文件中，中国成为唯一被详细描述的国家，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则未被提及，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竞争的高度重视。

尽管特朗普政府为了避免“触怒”中方而采取了审慎的新文本结构，并避免使用明确恶意的措辞，但诸如“敌对外部势力”、“一个受远隔重洋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等含蓄表述仍然在文中出现。这些用词反映出当前美国政府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视为核心利益与重点方向。

与此同时，对俄罗斯的战略降级显得尤为突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任期内，俄罗斯均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却未将其视为威胁。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背景下，美国新目标转向管理欧洲与俄罗斯关系，以重建欧洲大陆的战略稳定条件，并降低冲突风险。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对乌战争消耗了俄罗斯大量资源，也体现出特朗普个人观点对于美俄关系定位的重要影响。

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特朗普政府认为，欧洲面临文明衰退和自信缺失的问题，其作为盟友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尽管如此，美国仍无法完全放弃欧洲，因为其在文化和战略上依然至关重要。因此，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多项要求，包括敦促欧洲重建美欧贸易平衡、承担国防责任以及协同应对全球竞争等。然而，在北约扩张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则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这一立场与历届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削弱了欧洲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不仅反映出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也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所持有的新思路，其核心利益聚焦与传统盟友关系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平衡。

美国对华战略框架已被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成为国家安全的焦点。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本《国家安全战略》旨在深刻调整对国家安全主要任务的定义，特别是在其第一任期及拜登任期内。这一文本在篇幅、结构及内容上均围绕对华战略竞争这一主要目标进行重新布局。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中美关系已从最初介于成熟富裕经济体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状态，转变为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表述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对华认知和定位上的重大升级。尽管出于策略考虑，本届美国政府避免使用前任政府及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些激烈措辞，但“近乎对等”的描述无疑显示出美国政治界对中国崛起的新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近乎对等”这一术语并非表面所呈现的简单概念，而是暗示着中国作为一个真正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其地位得到了认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在实际政策中体现出美国将全力以赴应对这一新的挑战。

总之，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华定位及相关战略措施表明，为了应对中国成为“近乎对等的国家”，美国将采取更为集中和系统化的应对策略。这一转变不仅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将深刻影响全球政治格局。

从全球战略收缩，聚焦两大“主战场”

近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经历了显著的收缩，体现在国家角色、战略任务及地理空间的多重维度。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再追求全球永久主导地位，而是将重点放在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维护地区和全球的权力平衡。这一政策转变意味着只有当其他国家的行为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时，其事务才与美国相关。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伊朗、朝鲜及恐怖主义势力被视为次要威胁，而中国则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核心。

美国战略任务的聚焦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调整。特朗普政府抛弃了以往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做法，转而采取“不干涉主义”和“灵活现实主义”，不再推动对手社会制度或治理体系的变更。这种内外政策的一致性反映出美国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自信：其政治体系具备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

在地理空间上，美国重新定义了其战略重心，将西半球和印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视为两个主要战场，同时减少在中东和欧洲的参与。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旨在确保美国对西半球关键战略要地的控制，并阻止竞争对手在该地区扩展军事力量或影响力。这一政策标志着门罗主义重新回归历史舞台，并与当前大国竞争相结合。

与此同时，在印太地区，美国则致力于遏制中国崛起，将其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认为，印太地区将是未来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战场，并承诺维护该区域航道自由及供应链安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加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合作，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共同应对中国影响力扩张。

此外，美国还明确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未直接承诺防卫台湾，但已将台湾视为关乎核心利益的重要区域。通过加强军事存在及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系统，美国意图提升其在台海及南海地区的威慑能力，以防止潜在冲突升级。

针对中国，美国的新策略可概括为四个支柱：首先，重塑中美经济关系，实现贸易平衡并确保供应链安全；其次，以西半球和印太为中心开展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第三，维护军事优势以确保本土安全及关键水域利益；最后，通过责任共担重建联盟体系，加强与盟友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

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体现出其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也反映出其希望通过集中资源于特定区域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这一策略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与中国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大背景下。因此，中国需做好长期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日益增强的压力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秩序格局。

日本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是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对台湾历史情结的深厚根基，也展现了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现实关切。自新世纪以来，日本自民党内阁一直在努力修订战后“和平宪法”，推动国家正常化和自卫队的军队化，甚至开始讨论集体自卫权的解禁。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特朗普政府推动盟友增加国防投入，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其在军事政治上重新崛起。在亚洲，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时，这种趋势显得尤为明显。日本政界对“拥核论”的讨论，更是表明其渴望突破战后束缚，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然而，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虽然为日本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不确定性。特朗普个性及其政策可能会导致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此外，美国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博弈，也让未来的发展充满变数。

日本在这一背景下，有可能通过责任共担机制，借助外部力量突破战后限制，实现更大的军事自主权。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也是为了实现多年来未竟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