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2月，美國第47任總統特朗普發布了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這一文件的發布距離他在第一任期首年12月向國會提交的“國家安全戰略”整整過去了八年。特朗普在首次發布時曾宣稱，“轟轟烈烈的大國競爭時代正在來臨”。自那時起，美國經歷了兩個主要政黨、三屆政府的更迭，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相繼上台，各自幾乎推翻了對方的內外政策。然而，維持大國戰略競爭成為兩黨間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

在這八年間，美國共出台了三部半“國家安全戰略”。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內發布了一部半，包括2022年10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和上任初期制定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後者因其性質被稱為“半部”。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指出，“世界正處於一個拐點”，“大國地緣政治競爭決定性十年的初期”，並強調美國如何應對當前挑戰與機遇將影響未來幾代人的安全與繁榮。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前兩屆政府相比，在文體和內容上均發生了顯著變化。特朗普對前任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文本進行了尖銳批評，儘管他認為兩屆政府在此方面存在連貫性。他迴避宏大的敘事及面面俱到的內容，明確表示“國家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保護核心國家利益”，並提出需要一套聚焦的全球互動戰略。

特朗普所稱之“聚焦”包括對國家利益、對手以及國家戰略的集中關注。儘管他對拜登政府表示不滿，並刻意展現出不同於前任的敘述風格和邏輯推論，但實際上，他無法也不會在美國根本性的國家戰略上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大國競爭仍然是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特朗普繼續沿襲前任政策，將美中競爭推向新的高度。這一趨勢不僅反映出美國國內政治生態中的延續性，也揭示出國際關係中日益加劇的大國博弈格局。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其歷史上或許是最為簡約的文本，這與特朗普政府強調“聚焦”國家核心利益的要求密切相關。該版本獨特之處在於其前所未有地表現出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在戰略論述中頻繁滲透對總統個人的高度讚美，甚至將特朗普的個人觀點融入文本。這些觀點不僅與美國以往的政策相悖，而且可能不適用於未來任何一屆兩黨政府。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展現了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特朗普視角下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另一方面，則體現了以國務卿兼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魯比奧為代表的建制派視角。這種雙重性源於特朗普及財政部長貝森特等非建制派與魯比奧等建制派之間的爭論與妥協。儘管存在這些分歧，本屆政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如美國根本戰略，仍保持一致性。

從特朗普視角來看，該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的特殊內容包括對俄羅斯政策的降級、對全球化現象的全面否定以及對歐洲事務的不重視。建制派通過對特朗普個人崇拜的妥協，換取了美國戰略基本面的穩定，使得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總體精神延續了美國傳統。然而，儘管總統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下屆政府無論由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掌權，該文本中某些鮮明帶有特朗普個人色彩的部分極易被剝離，從而影響其長期有效性和適用性。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內，針對中國的關稅戰迅速展開，標誌着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然而，隨着中方的反制措施逐步顯現，美國不得不尋求妥協，並多次推遲加征關稅。這一系列動態不僅影響了貿易關係，還對特朗普政府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在文本結構上，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與其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的版本存在顯著差異。前者通常以較大篇幅對中國進行全面定性描述，強調與中國之間的競爭與對抗。而新版戰略則在整體框架中將對華論述放置於分支內容之下，顯示出相對克制的態度。這種變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面對複雜國際局勢時所採取的務實策略。

其次，對華描述中的措辭也變得更加謹慎。坊間普遍認為，特朗普在貿易談判方面的重要顧問貝森特對此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主張通過更為溫和且務實的語言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以避免進一步激化矛盾。在這種背景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的表述不僅降低了對抗性，還體現出希望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意圖。

特朗普政府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妥協態度及其對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揭示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面前所面臨的挑戰與調整。這一過程不僅是關稅戰後遺症的一部分，更是未來中美關係走向的重要指示。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文本結構和措辭上的實質性調整並未削弱美國新政府對華戰略的本質。特朗普政府試圖全面終結民主黨總統克林頓所倡導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及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以及共和黨總統小布什開創的全球反恐運動。相較於前兩屆政府關注的重要戰略區域，本屆政府顯著收縮了其對手陣容，轉而專注於與中國進行長期且“聚焦”的戰略競爭。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面面俱到等同於毫無焦點，因此美國的國家安全應聚焦於核心國家利益。在這一方針下，新版文件未在戰略層面提及反恐事務，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則將國際恐怖主義列為“美國面臨的三個主要挑戰之一”。在新版文件中，中國成為唯一被詳細描述的國家，而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則未被提及，顯示出美國對中國競爭的高度重視。

儘管特朗普政府為了避免“觸怒”中方而採取了審慎的新文本結構，並避免使用明確惡意的措辭，但諸如“敵對外部勢力”、“一個受遠隔重洋國家影響的平行世界”等含蓄表述仍然在文中出現。這些用詞反映出當前美國政府將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視為核心利益與重點方向。

與此同時，對俄羅斯的戰略降級顯得尤為突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任期內，俄羅斯均被視為美國的戰略對手，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卻未將其視為威脅。尤其是在俄烏戰爭背景下，美國新目標轉向管理歐洲與俄羅斯關係，以重建歐洲大陸的戰略穩定條件，並降低衝突風險。這一變化不僅反映了對烏戰爭消耗了俄羅斯大量資源，也體現出特朗普個人觀點對於美俄關係定位的重要影響。

此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特朗普政府認為，歐洲面臨文明衰退和自信缺失的問題，其作為盟友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儘管如此，美國仍無法完全放棄歐洲，因為其在文化和戰略上依然至關重要。因此，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提出了多項要求，包括敦促歐洲重建美歐貿易平衡、承擔國防責任以及協同應對全球競爭等。然而，在北約擴張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則表現出明顯的不滿，這一立場與歷屆政府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削弱了歐洲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不僅反映出當前國際形勢變化，也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處理大國關係時所持有的新思路，其核心利益聚焦與傳統盟友關係之間存在着複雜而微妙的平衡。

美國對華戰略框架已被置於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成為國家安全的焦點。特朗普政府發布的新版本《國家安全戰略》旨在深刻調整對國家安全主要任務的定義，特別是在其第一任期及拜登任期內。這一文本在篇幅、結構及內容上均圍繞對華戰略競爭這一主要目標進行重新布局。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中美關係已從最初介於成熟富裕經濟體與世界最貧窮國家之間的狀態，轉變為近乎對等國家之間的關係。這一表述反映了美國政府在對華認知和定位上的重大升級。儘管出於策略考慮，本屆美國政府避免使用前任政府及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一些激烈措辭，但“近乎對等”的描述無疑顯示出美國政治界對中國崛起的新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近乎對等”這一術語並非表面所呈現的簡單概念，而是暗示着中國作為一個真正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其地位得到了認可。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語言上，更在實際政策中體現出美國將全力以赴應對這一新的挑戰。

總之，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對華定位及相關戰略措施表明，為了應對中國成為“近乎對等的國家”，美國將採取更為集中和系統化的應對策略。這一轉變不僅影響到雙邊關係的發展，也將深刻影響全球政治格局。

從全球戰略收縮，聚焦兩大“主戰場”

近年來，美國的全球戰略經歷了顯著的收縮，體現在國家角色、戰略任務及地理空間的多重維度。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美國不再追求全球永久主導地位，而是將重點放在與盟友和夥伴合作，以維護地區和全球的權力平衡。這一政策轉變意味着只有當其他國家的行為直接威脅到美國利益時，其事務才與美國相關。在此背景下，俄羅斯、伊朗、朝鮮及恐怖主義勢力被視為次要威脅，而中國則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核心。

美國戰略任務的聚焦表現在意識形態上的調整。特朗普政府拋棄了以往強調意識形態對抗的做法，轉而採取“不干涉主義”和“靈活現實主義”，不再推動對手社會制度或治理體系的變更。這種內外政策的一致性反映出美國對自身制度優越性的自信：其政治體系具備靈活性，能夠適應變化，從而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

在地理空間上，美國重新定義了其戰略重心，將西半球和印太地區（尤其是西太平洋）視為兩個主要戰場，同時減少在中東和歐洲的參與。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旨在確保美國對西半球關鍵戰略要地的控制，並阻止競爭對手在該地區擴展軍事力量或影響力。這一政策標誌着門羅主義重新回歸歷史舞台，並與當前大國競爭相結合。

與此同時，在印太地區，美國則致力於遏制中國崛起，將其視為國家核心利益。特朗普政府認為，印太地區將是未來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重要戰場，並承諾維護該區域航道自由及供應鏈安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加強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合作，通過“四方安全對話”框架共同應對中國影響力擴張。

此外，美國還明確了其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儘管未直接承諾防衛台灣，但已將台灣視為關乎核心利益的重要區域。通過加強軍事存在及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系統，美國意圖提升其在台海及南海地區的威懾能力，以防止潛在衝突升級。

針對中國，美國的新策略可概括為四個支柱：首先，重塑中美經濟關係，實現貿易平衡並確保供應鏈安全；其次，以西半球和印太為中心開展全球地緣政治競爭；第三，維護軍事優勢以確保本土安全及關鍵水域利益；最後，通過責任共擔重建聯盟體系，加強與盟友合作以應對共同挑戰。

美國全球戰略收縮體現出其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也反映出其希望通過集中資源於特定區域來維護自身利益。然而，這一策略可能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特別是在與中國關係日益複雜化的大背景下。因此，中國需做好長期準備，以應對來自美國日益增強的壓力和挑戰。在這一過程中，中美關係的發展將深刻影響未來國際秩序格局。

日本最近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特別是首相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言論，引發了廣泛關注。這不僅反映了日本對台灣歷史情結的深厚根基，也展現了其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現實關切。自新世紀以來，日本自民黨內閣一直在努力修訂戰後“和平憲法”，推動國家正常化和自衛隊的軍隊化，甚至開始討論集體自衛權的解禁。

這種變化並非偶然。特朗普政府推動盟友增加國防投入，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其在軍事政治上重新崛起。在亞洲，尤其是在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時，這種趨勢顯得尤為明顯。日本政界對“擁核論”的討論，更是表明其渴望突破戰後束縛，實現自身戰略目標。

然而，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雖然為日本提供了契機，但也帶來了不確定性。特朗普個性及其政策可能會導致戰略實施過程中出現偏差。此外，美國國會與白宮之間的博弈，也讓未來的發展充滿變數。

日本在這一背景下，有可能通過責任共擔機制，藉助外部力量突破戰後限制，實現更大的軍事自主權。這不僅是為了應對當前的安全挑戰，也是為了實現多年來未竟的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