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浙江乌镇举行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数字技术合作，促进知识共享，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构筑“数字铁幕”。

这一表述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就在李强呼吁世界消除数字壁垒的同时，中国国内仍然存在一套长期运行、不断升级的跨境互联网过滤与审查体系，即通常所说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

中国政府对外反对构筑“数字铁幕”，对内却持续实施网络信息过滤和跨境访问限制。这两种政策主张是否存在矛盾？如果中国主张网络开放，那么开放的究竟是技术、市场，还是信息与公民的自由交流？这正是李强此次乌镇讲话值得观察的地方。

一、一场关于开放与安全的讲话

据新华社及中国外交部公布的演讲全文，李强围绕互联网智能化变革、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以及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提出了三方面思考。他强调人工智能应当服务人类发展，防止算法滥用、数据歧视和技术垄断；主张加强开源创新、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数字技术能力。谈到数字安全时，李强提出：“同时，要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构筑‘数字铁幕’。”与此同时，他又强调，要加强网络安全防范，尊重各国合理的网络安全关切，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

从演讲的上下文来看，李强所说的“数字铁幕”，主要属于国际技术合作与网络治理范畴。西班牙埃菲社（EFE）11月3日的报道，将其放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背景下，特别提及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中国的限制。新加坡《联合早报》则着重报道李强关于数字合作、技术共享和反对数字壁垒的政策表态。

这说明，李强的讲话不能直接解释为中国政府宣布反对国内网络审查，更不能据此推断北京已经准备拆除防火长城。但这一表述确实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全球互联网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政府如何协调国际开放合作的主张与国内信息管制政策？

二、中国的网络高墙：技术治理还是信息控制？

中国互联网的管理体系并非始于今天。从1990年代建立国际联网管理制度，到后来逐步形成跨境网络过滤体系，中国政府持续强化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内容传播和网络服务的管理。

这套被称为“防火长城”的体系，能够通过域名过滤、连接干扰、IP地址封锁等不同技术手段，限制部分境外网站在中国境内的正常访问。包括BBC部分新闻服务、YouTube、X、Facebook等国际媒体与社交平台，长期受到访问限制。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网络平台也承担内容审核、信息删除及用户管理等监管责任。

官方对此有自己的政策解释：维护国家安全、网络主权、社会秩序，防范违法信息及网络犯罪。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整治，重点监管未经批准经营的跨境网络接入服务及相关业务。该文件主要针对网络服务市场经营活动，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个人使用VPN都被一律禁止。

但是，网络犯罪防范与政治性信息审查，在性质上并不相同。阻止网络诈骗、数据盗窃和恶意攻击，有明确的公共安全理由；限制公众访问独立新闻、历史研究及不同政治观点，则涉及公民的知情权、表达自由和公共讨论空间。

这一差异，在国际网络自由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由之家2026年《网络自由报告》对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作出9分（满分100分）的评估。该机构指出，中国网络用户面临广泛的信息过滤、内容审查以及因网上表达而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这一评分属于非政府组织依据其方法论作出的评估，并非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但报告所列的网络封锁、内容删除和用户处罚现象，可以通过其他技术研究、法规及具体案件进一步交叉检验。

由此可见，中国境内的信息访问限制并不是仅凭政治立场作出的推测，而有具体制度和技术证据。

三、国际技术壁垒与国内信息壁垒：两种不同的“墙”

需要区分的是，李强此次批评的“数字铁幕”，与通常所谓中国的“防火长城”，并不完全属于同一政策领域。国际技术壁垒可能涉及先进芯片出口管制、技术投资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以及数字产业供应链。支持这些限制的政府通常强调国家安全、关键技术保护和防范军事用途；反对者则担心技术体系分裂、市场准入障碍及创新成本上升。而中国的防火长城，主要涉及境内公众访问跨境信息服务的技术限制，以及由此延伸的内容治理和信息传播管理。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也不意味着所有出口管制都等同于信息审查。

但它们确实可以接受一项共同的检验：当政府以安全之名限制技术与信息流动时，限制的范围、必要性、透明度和监督机制应当如何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李强在讲话中既提出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又强调安全防范与技术可控。这样的政策组合本身并不必然矛盾，因为互联网发展确实需要兼顾开放与安全。

真正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反对安全概念过度扩张的原则，是否也适用于国内网络信息管理？如果适用，其具体边界是什么？目前，讲话并未对此作出直接回答。

四、“以人为本”的互联网，公民应当享有哪些权利？

李强此次讲话还有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就是强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拓展人的选择，维护人的价值，避免技术使人沦为附庸。

这不仅涉及人工智能伦理，也涉及互联网制度的基本价值。从公共治理角度看，互联网能否真正服务于人，至少应当检视几个问题：公民能否自由获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媒体和不同学术机构的公共信息？能否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独立讨论？遭遇错误删帖、封号或其他网络监管决定时，是否具有透明、有效的申诉渠道？国家安全限制是否接受必要的法律审查？

这些问题并不否认网络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事实上，网络诈骗、个人数据泄漏、儿童网络保护和人工智能造假，都是现代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同样存在围绕平台责任、隐私保护与安全监管的争论。区别不在于政府是否管理互联网，而在于管理权力是否有明确界限，公众是否能够监督，以及合法表达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如果“以人为本”是一项普遍原则，那么它不仅应当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也应体现在互联网用户的基本权利保障之中。

五、从翻墙到拆墙：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回应

在官方主导的互联网治理体系之外，中国民间长期存在对信息开放的诉求。一些网民通过技术工具访问境外网站，也有研究者持续记录防火长城的过滤机制及其变化。近年来，部分海外中国行动者更将个人突破网络封锁的需求，转化为要求改变相关制度的公共倡议。

所谓“从翻墙到拆墙”，反映的正是这种诉求的转变：从个人寻找信息通道，进一步讨论公众为何不能正常获取开放互联网的信息。不过，这类行动的具体参与规模、技术成果和实际社会影响，仍需要独立调查，不能仅以组织者的陈述为据。它提出的公共问题却值得重视：互联网接入究竟只是政府允许用户使用的一种技术服务，还是与知情、表达和社会参与密切相关的公共基础条件？

这也是李强乌镇讲话引出的一个国内观察维度。

六、开放的承诺，还须接受现实的检验

从官方文本看，李强11月3日的讲话延续了中国政府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数字安全和全球技术合作的既有主张，同时强调反对国际技术隔离与安全概念过度扩张。

从国际新闻报道看，埃菲社将讲话放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解读；《联合早报》重点呈现其开放合作的政策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则突出以人为本、技术普惠和全球互联网治理。

这些角度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揭示了同一场讲话的不同政治和政策背景。然而，中国既有的跨境互联网过滤体系，以及网络内容与表达管理制度，并没有因为这场讲话而发生可确认的改变。所以，对这次讲话作出“准备拆除防火长城”的判断，显然缺乏证据；把它简单归结为毫无意义的政治宣传，同样容易忽略国际科技竞争与数字治理分歧的现实背景。

值得追踪的，是讲话之后的实际政策。中国会否对跨境信息流动提出新的开放措施？国际技术合作的主张能否与国内互联网管理制度协调？关于国家安全边界的原则，是否能够形成具体、透明、可监督的规则？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文件、技术监测和现实个案持续检验，而不能仅靠一次国际会议上的表态判断。

数字铁幕究竟是什么，不应只由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利益加以定义。判断一道数字壁垒是否合理，还应当看它限制了谁、保护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社会代价，以及是否真正保障了公众的权利。对于中国而言，反对国际数字铁幕的倡议已经十分明确；如何解释并处理国内长期存在的信息高墙，则仍是一道尚待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