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保守派组织Liberty Under Fire USA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举行活动。现场有人摆出标语，讨论伊斯兰教是否与西方价值观兼容等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现场活动没有得到校方许可。
根据网上传播的视频，一名年轻女子与活动参与者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人提到她的衣着和鼻环，质问如果她在伊朗穿成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现场一位名叫Liz Benichou的女性评论员也参与了争论。随后，这名年轻女子突然冲向对方，将她推倒在地。网上流传的视频还显示，涉事女子在被控制的过程中喊出了带有死亡威胁意味的话。密歇根大学警方11月2日发布公告，证实校警亲眼看到一名该校学生将一名校外女性推倒在地，随后将学生拘留、完成程序后释放，案件已经移交当地检察官审查。受害者接受医疗处理后离院。需要说明的是，警方没有在公告中公布学生姓名，社交媒体将其指认为特木伦·托戈乔格。
为什么网上会特别关注特木伦这个名字？因为她过去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经历。2024年12月，年仅17岁的特木伦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讲述中共对南蒙古语言、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压制。她出生在美国，父母来自内蒙古流亡家庭。她的父亲长期从事南蒙古人权活动。特木伦在证词中谈到，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在祖辈的土地上，但她能够在美国学习蒙古语、传承民族文化，并公开批评中共的政策。她明确表示，自己有幸成长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她珍惜在美国公开表达观点的权利，也珍惜能够直接向国会议员陈述诉求的机会。2025年9月，她还在一场国际宗教自由会议上继续表达对美国宗教自由的肯定。
那么，一个曾经向美国国会表达对自由感激的人，为什么会在面对不同政治观点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肢体冲突？这涉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你有权反对别人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别人也有权提出关于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你可以批评对方无知，可以拿出事实进行反驳，也可以向学校投诉活动未经许可。但是，当你因为愤怒而把对方推倒在地的时候，你就已经从行使自己的表达自由，跨越到了侵犯他人权利的领域。尤其当争论进一步出现死亡威胁的时候，问题就不再只是观点是否激进，而涉及人身安全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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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朝鲜脱北者朴延美的一段经历。朴延美13岁逃离朝鲜，经过中国，后来抵达韩国。她曾经在Joe Rogan的节目中讲述，自己刚刚到韩国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之一竟然是学习如何自由地生活。在朝鲜，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服从国家和领袖的安排。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甚至人们能够接触什么样的信息，都受到严格控制。她来到韩国以后，突然发现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选择。去商店买东西，需要自己决定买什么；出门需要学习使用公共交通；将来读什么书、从事什么职业、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也需要自己判断。对我们来说，这些可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一个从小缺乏自主选择机会的人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朴延美在2019年的另一场访谈中甚至说过，刚刚获得自由的时候，她并没有立即感到幸福。相反，她觉得自由的生活非常艰难。她要追赶韩国同龄人的教育水平，还要面对语言习惯、社会竞争和文化差异。她一度产生过一个让人吃惊的念头：如果能够保证基本的食物和安全，她甚至愿意回到朝鲜。当然，这并不是说朝鲜的生活真的更好，而是她当时尚未适应一个需要不断独立判断的社会。后来她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才开始用新的方式理解自己过去生活的政治制度。她逐渐认识到，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权威转向另一个权威，而是学习如何辨别信息、判断是非，并且自己承担人生的责任。
讲到这里，我想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于自由的理解。我们今天经常把自由理解成不受限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真正的自由不是任由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支配，而是理性意志能够为自己确立道德法则，并且按照这个法则行动。康德把这种能力称为自律，也就是Autonomy。这里的自律，不是别人强迫你服从某项规定，而是你通过理性认识到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因此主动要求自己遵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侮辱你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愤怒，甚至想动手打他。如果你完全按照这种冲动行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表达自己的意志，但实际上你已经被愤怒所支配。相反，如果你能够克制冲动，选择通过语言、法律或者其他正当方式回应，那么按照康德的思想，你才更接近真正的道德自主。
这就引出了美国大学近年来非常值得讨论的一种思想现象。有些人把它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他们嘲弄一切权威和规则，把放纵当作是自由。但真正的自由一定是有边界的，只有有责任感的人才能驾驭自由。
密歇根大学左派氛围浓厚，甚至很多人支持哈马斯，支持通过枪杀Charlie Kirk来禁止他传播保守主义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大学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有没有教会学生面对不同观点时应有的基本态度。大学当然应该鼓励学生质疑权威、研究社会不公，但同样应该培养学生辨别事实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与不同意见者和平共处的能力。如果学生只学会了表达愤怒，却没有学会提出论证；只学会了给别人贴标签，却没有学会认真理解对方的观点；只学会了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感受，却不愿意尊重别人的合法权利，那么教育就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
其实，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康德讨论过的问题，也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观察到，美国民主能够运转，不仅依靠宪法和选举制度，也依靠公民的生活习惯、地方自治、宗教与社团活动，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公共责任感。换句话说，自由社会不是一群完全不受约束的人组成的社会，而是人们在没有专制权力强迫的情况下，仍然愿意遵守共同规则、尊重他人权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认为自由就是不必控制自己，那么他的自由最终可能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理解自由，社会最后就只能依靠更强大的外部权力来维持秩序。
这里又可以联系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经历。1991年，很多俄罗斯人曾经为自由的到来而欢呼，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并没有自动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记录了苏联解体后人们面对自由时的覆杂感受。人们曾经学习如何反抗权威，却未必拥有足够的机会学习如何在新的制度中参与公共事务。最后，俄罗斯重新走向威权，将自己的命运决定权交到了普京的手里，并宿命般的走向了俄乌战争。
我想用康德的思想来结束今天的话题。真正的自由，不是欲望没有边界，而是人能够通过理性为自己的行为确立边界。你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也有尊重别人表达意见的责任；你有反抗不公的自由，但也有遵守法律、尊重事实的责任；你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也有不以伤害他人为代价的道德义务。如果一个人完全听从自己的欲望和愤怒，那么他看似没有受到外部权威的控制，却可能成为自己情绪的奴隶。反过来，当一个人能够在愤怒时保持克制，在利益面前坚持原则，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仍然尊重对方的基本权利，他才真正体现出自由人格的力量。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即使有能力做某件事，也能够判断它是否应该做，并且有勇气拒绝不应该做的事情。一个社会能够给人多少选择，体现的是它的制度；一个人面对这些选择时如何行动，体现的是他的品格。而一个自由社会能否长期存在，既取决于制度能否保护公民权利，也取决于公民是否愿意保护彼此的权利。
这才是自由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自由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