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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慰：到羅素的書房去串門兒
——進入西方文化的高效法門
作者：祖慰
“敢問如何是法門”
楊絳在一篇名為《讀書苦樂》的散文中，對讀書有一個神妙的比喻：讀書，好比到作者那裡去“隱身串門兒”。這種串門，無須預約，想去就去，去了就聽作者高談闊論（打開書），不想聽就走（合上書），沒有任何禮儀的約束，這是在讀書以外不可能有的最任性的絕對個性自由。我剛旅居巴黎時，就這般絕對自由地跑到英國哲學家、數學家、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羅素家的書房去串門了。
我可不是逍遙遊，而是帶着剛到巴黎的新鮮與困惑去的。
剛到巴黎，從雞毛蒜皮的生活細節，到高盧民族的價值取向，有着應接不暇的新鮮、層出不窮的困惑。譬如，被稱為美食之國、藝術之都的法國，其國民日常主食怎麼會是很難看的像棍子一樣的長麵包？法國人不屑說英語，你用英語問路，他卻用法語回答，會說的白領階層也不說，為什麼？為什麼凡爾賽花園的樹木與花圃要用人工修剪成各種幾何圖案呢？法國獨創的“靈秀的雄壯”的巴黎埃菲爾鐵塔為什麼會在當初遭到莫泊桑等名士的反對？為什麼法國哲學家說巴黎的時裝雜誌是製造神話的工廠，買時裝的錢主要是花在買神話上了？按照中國“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觀念，拿破崙最後是位含恨死在孤島上的失敗者，為何歷代法國人把他當作大英雄來崇拜？等等。好奇叢生，卻又恍兮惚兮。
我要是個旅遊者倒好辦，把這些稀里糊塗的稀罕弄出個押韻的“法國多少怪”回去戲說一通，也算沒有白來一趟；可是我卻宿命地要長期旅居這裡，這就非得求個甚解了。求甚解？談何容易！面對着積澱了幾千年的浩淼如海的異質文明，我像是大海里的一葉扁舟，絕對自由卻絕對茫然，沒有GPS，不知彼岸在哪裡！
在迷失的抑鬱中忽想到蘇軾的詩句：“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對，我得去找找維摩詰菩薩求法門，裝一個心靈導航系統GPS。
於是，我去英國羅素的書房串門——讀他1920年來中國講學後於1922年出版的《中國問題》一書。
羅素果然是我的維摩詰菩薩！
羅素為了釐清中國問題，特意概括出了西方文明的三個源流作為參照系。他寫道：“西歐和美洲有着同樣的精神生活，那種生活的淵源有三：（一）希臘文化；（二）猶太宗教及倫理；（三）現代工業主義，而工業主義的本身是現代科學的產物。我們可用柏拉圖、舊約全書和伽利略代表那三種文化淵源。---從希臘人那裡我們獲得了文學、藝術、哲學、純數學以及我們的社會觀的更文雅的部分。從猶太人那裡，我們得到了被友善地稱為“信心”的信仰狂，道德熱誠和罪惡觀，宗教上的不容忍，以及我們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從被應用於工業主義上的科學我們得到權力和權力觀；那種自視為神的信心；---我們也從科學裡得到經驗法，而一切真實的知識都是從經驗法中獲得的。”
把羅素的三個源流提純出來——希臘文化、猶太宗教、現代科學造就的工業主義——這不可能就是我要進入西方文化的三個便捷、高效的法門嗎？
好，就從這三個法門進去試試！
第一道法門——希臘文化
希臘文化的象徵者柏拉圖
按照羅素的提示，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門是由一連串拱門組成的。這些拱門的名稱是：古希臘文學（主要是悲劇，也有喜劇）之門、藝術（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門、哲學（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生三代為代表的哲學）之門，還有一個最令人費解的“純數學”之門。
哦，當真靈驗，當我讀了幾本關於古希臘的書，進得門去（再看現實中的法國，再看歐美各國），立即獲得了“解碼”，不僅讀出了西方文明中諸多其然，還讀出了所以然來了。
走進拿破崙三世建造的金碧輝煌的階梯型巴黎歌劇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臘因地制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階梯劇場，只是加了一個豪華的“罩”而已。民主制的古希臘劇場出於公民應平等觀賞的理念，那時就在追求並有了天才的聲學設計，即無論前排還是後排的觀眾所聽到的聲效是基本一樣的。巴黎歌劇院沿襲下來的聲學設計，不過是聲音在室內條件下傳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確罷了。對比我們千年來（從唐玄宗的梨園算起）的中國戲台(從鄉野草台到皇宮戲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戲台高於或站或坐的觀眾，在一個較小的空間裡其聲效無需特別設計而能求得前後差別不大。因此，我們就沒有獨立創立聲學這門學科。再接着在巴黎歌劇院看上演的歌劇《卡門》，會發現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引伸出來的戲劇三一律——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事件——在這裡一脈相承，這與中國戲曲的虛擬場景、地點即時轉移的戲劇規則迥然相異。由此可見，只要通過古希臘文化的法門，便能便捷地抵達西方文明的某處堂奧。
再來到羅浮宮。三件鎮館之寶——斷臂的維納斯、無頭的勝利女神、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前兩件都是古希臘的雕塑，第三件《蒙娜﹒麗莎》的寫實主義美學也是秉承了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有人說，西方哲學發展了兩千多年，不管走多遠，只要一回頭就見到柏拉圖；西方藝術又何嘗不是如此？換一種說法，如果想進入西方藝術，只要從古希臘藝術的法門進入，你就不會迷失在數千年的西方藝術的迷宮裡了。
那麼，羅素說的古希臘的“純數學”是什麼意思呢？前面說了，凡爾賽花園裡剪修成的幾何形樹木、花壇，就是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理論的感性顯現。數，在古希臘成為哲學的本體論。柏拉圖學院的大門口就寫着“不懂幾何學的人別進來”。中國的孔子辦學以及後來各個朝代的書院從來沒有提過對數學的要求。古代中國著名數學家商高發明過“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術》中寫道：“若勾三，股四，則弦五。”
即直角三角形的兩個直角邊，一條是三、另一條是四，那麼斜邊一定是五。其實這不是數學定律而是經驗公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定律才是“純數學”，他的定律是抽象出來的幾何線條間的數的關係——a²+b²=c²，與具體數無關。我還從“純數學”聯想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的一個設問：為什麼西方發明了交響樂，而中國沒有？他的回答是因為西方是基督教倫理、中國是儒家倫理所致。儒家倫理主張大一統，所以不會讓音樂有多聲部。我卻從羅素提出的“純數學”找到了另一個屬於音樂本身的答案。古希臘人發明了多弦的豎琴，十個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在同一個時間裡可以演奏一個音也可以演奏多個音。畢達哥拉斯對於同時演奏兩個音的和諧度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證。他發現，兩個音的弦長之比越單純聽起來越協和，反之亦然。正是這個畢達哥拉斯這個數學理論，才可能有後來的音程、對位、復調、和弦直到交響樂的誕生。中國音樂則不然，樂器基本上是一次只能演奏一個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連續的單音），沒有畢達哥拉斯關於和諧度的數學研究，即使是千件樂器在一起演奏，都是同一個聲部，所以才會有“濫竽充數”的成語。
到這裡，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古希臘是歐洲文明之母”了。
第二道法門——猶太宗教
米開朗基羅《創世紀》中的上帝創造亞當
一位台灣華僑神秘地告訴我，他的朋友拜佛時在佛前點了六支香，磕了36個響頭並念念有詞，之後就兩眼直瞪着由香燃燒出來的裊裊飄動的煙霧，觀察每一支香煙的飄動像哪個阿拉伯數字而一一記下，然後將記下的六個數字去買六合彩，居然中了五千萬台幣的大獎！這就是中國人的宗教觀：我燒香拜佛不過是一項投資，你佛菩薩不能白受，必須給我以回報，譬如保佑我升官發財或者保佑我全家永遠健康平安，倘若兌現了，下次我會再花更多的香火錢以及供養三寶的功德錢來還願。
西方文明中的宗教徒的虔誠也是與神做立竿見影的交易嗎？
按羅素指點的法門，我讀了猶太教聖經《舊約》，接着又讀了由猶太教發展出來的基督教的聖經《新約》。信徒根本的宗旨是解決“原罪”問題，也就是要解決靈魂問題，以求能在“最後的審判”中不下地獄而升入天堂。這就是說，信仰者在此岸（現世）是解決倫理道德問題，求彼岸（死後）獲得升入天堂的回報，而不是保佑馬上中六合彩！
旅居在西方，到處可以看到多種風格的大教堂。任何城市的名勝景點一定離不開教堂。在現代主義建築時興之前，歐洲任何地方代表着最高成就的建築一定是教堂。可是，法國人告訴我，由於基督教不寬容異教徒，有過殘酷的歷史記錄，如八次十字軍東征、三十年宗教戰爭、宗教裁判所燒死過幾十萬人等。文藝復興作家薄伽丘與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還揭露了教會的極端腐敗，使得現代信教的人越來越少了。年輕人中的受洗者不會超過10%。那麼，這個源流是不是將要乾涸而斷流了呢？如果斷流了，今天的西方文明會不會缺損三分之一呢？
“不，不會斷流，”有一天我在法國朋友宴請的餐桌上聽主人如是說，“基督教的宗教倫理，例如上帝給予子民獨立意志，又如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再如基督徒無條件的愛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敵人，這三條已經轉化成我們法國人的‘公民宗教’教義——自由、平等、博愛——了。你觀察不信教的法國青年，當他們得知非洲盧旺達發生了大屠殺，或者得知一場寒流襲來凍死了地鐵里的流浪漢，大多數人無需政府的號召，更不要輿論樹立什麼榜樣，都會自動地默默地各盡所能地去援助我們的同類。基督教的這些倫理已經內化為公民的不證自明的共同價值了。好像你們的儒教缺乏這份資源。”
不，有啊。儒家的核心倫理也是“仁者愛人”，這不與基督教一樣嗎？但細細一想，在轉化為個體行動的機制上兩者是不同的。基督教通過原罪說、彼岸審判說等神秘主義把“愛”內化成每個信徒的道德命令，個體將自為自動地實施，不再需要外力強制推動。儒教不是教，沒有宗教神秘主義的懲罰機制，因此離不開喋喋不休的說教，離不開“立牌坊”樹榜樣來強化，還要號召“一日三省”進行檢查，外化的功夫遠遠大於內化，效果卻是事倍功半。
然而，沒想到“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政治倫理，竟然在宗教倫理中找到了“基因”！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說過“上帝死了”；這位法國朋友對我說：尼采才死了呢，上帝沒死，只是退居到二線，他編了個政治程序讓人類學着自己管理自己了！
在宗教法門中看宗教，在社會需要顛覆性變革時期，它可能是“精神鴉片”（馬克思語）；但在漫長平穩期的歷史進程中，卻有着協和人際關係甚至創立新的社會制度的偉大功能。
第三道法門：現代科學與工業主義
現代科學創始人伽利略
這第三道法門，對於我這個曾接受過工科教育的人來說是熟門熟路，似乎沒有“柳暗花明”可以稱道的了，無非是些老生常談：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都是古代人經驗的習得，始終沒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為先導的數學建模、實驗驗證的現代科學，因此中國就沒能產生本土自創的工業文明，也再沒產生影響世界的現代科技發明云云。不過我還是豁然解悟了當時的一件新鮮事。那時國內上到元帥下到萬眾，都在熱烈信奉與鼓吹根深蒂固的巫術文化——氣功的特異功能顛覆了物理學、堪輿風水最為科學等等，霎時大氣功師以及鼓吹者都發了大財。此時有不少氣功師到法國來力推，想開拓廣大的“西方市場”賺外匯，結果卻門可羅雀少人問津。箇中奧秘就是法國人傳承的是現代科學，氣功師拿不出由數學建構的量化理論，氣功師的所謂實證又不可重複，他們自然而然地產生“笛卡爾的懷疑”而聳聳肩走開了。
還是那段時間，有一位在法國行政學院讀博士的中國留學生來找我，說要與我聊聊他的博士論文的構思。
博士生說，法國導師要他將東西方國家行政管理制度做一個比較研究。
我們倆觥籌交錯地喝着東西方智慧飲料——烏龍茶與法國咖啡——一起提着神侃侃而談。他說：“我們的行政管理制度一直是農業時代最先進的，稱之為‘狀態管理’。中國皇帝的施政目標別無其他，只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穩定和諧的狀態。到了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後，西方興起了一種新型的管理制度，稱之為‘目標管理’。西方的君主們，每時都在盤算着擴大殖民地的目標以及經濟增長的目標。到了19世紀的鴉片戰爭，‘目標管理’終於打敗了‘狀態管理’。後來中國人的救亡圖強或改革開放，無非是淘汰狀態管理仿效目標管理，時刻不忘GDP……”
因為我進入了羅素指引的第三道法門，對西方文化已能提綱挈領，對博士生的論說開始提出質疑。我說，通過海洋爭得殖民地，掠奪其資源以及進行通商，在古希臘就開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哥倫布並不是始祖。那麼，目標管理的誕生時間，就不該是地理大發現時期。按照羅素的第三法門，目標管理應該發祥於現代科學造就的工業主義時期。工業的所謂“主義”，就是創造、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並通過科學研究不斷地創造新產品，然後給這些產品找到市場。因此，目標管理者的頭號目標就是通過殖民戰爭去占領更大的市場，因此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順理成章地最早成為日不落帝國……
我倆信天游地接着亂彈下去，出乎意外地又“彈”出了“又一村”。
“狀態管理”，毋庸爭辯的是過時的農業文明的國家管理模式，無為，停滯，死水一潭。同樣毋庸置辯的是“目標管理”乃現代國家唯一可取的管理模式，因此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都採用“目標管理”。每個國家的統計局所統計的全是目標。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目標實現速度的競爭。然而，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登高一呼，使上述的兩個“毋庸置辯”顛倒過來了。因為“只有一個地球”，在目標管理的瘋狂競爭中毒化了地球而越來越不適宜人類的生存，於是人們又開始謳歌“天人合一”的“狀態管理”來了。人們認識到，“目標管理”與“狀態管理”的合璧型管理是當下最適宜的選擇，這就是所謂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然而，要讓“目標管理”的瘋馬再吃“狀態管理”的回頭草，恐怕還是“日之所思、夜之所夢”吧？羅素有句為現代科學做註腳的名言：“科學使我們為善或為惡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我滿懷喜悅地從羅素書房串門出來時油然而生出一個類比性的問題：進入我們東方文化也有便捷的法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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