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革紀念@無恥文人

文革五十年 @ 1966-2016

1966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1904年10月－1989年9月20日）率 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 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 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30日，在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授意下，中央辦公廳的造反組織貼出國家計委的第一張大字報：《田家英的 高級情報員——楊波》。

陳伯達在1988年出獄後，接受葉永烈的採訪時表示：
我 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人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 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以 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對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盤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 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 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令全國知識分子驚訝恐慌。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致閉幕詞《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並且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

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
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
奮螳臂
鄧小平
妄圖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
復辟罪行怒討
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
團結大進軍

郭沫若：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據其遺囑，郭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1966年“文革”開始，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被 抄家關入“牛棚”，1968年離開“牛棚”。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中，馮友蘭出任四人幫掌握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從舊營壘里衝殺出來，給了孔丘一 個回馬槍”，相繼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文章，均得《光明日報》全文轉載。後又著 《論孔丘》一書，為江青集團效力。這些書文中，馮稱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家，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1949年 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一代儒學名家“竟以批孔鳴於時”。馮積極向江青靠 攏，馮友蘭發表了許多大批判文字，獲毛澤東賞識，馮友蘭每次承蒙毛澤東接見，事後都會感激涕零地獻詩，如“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眾芳”，“為有東風 着力勤，朽株也要綠成陰”。他的詩文流傳全國，並得到了江青的會見和看望。1974年馮友蘭發表的《詠史》組詩中的“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逢迎江青。
1976年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亦遭長時間關押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