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曾化名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明朝直隸崑山縣（今江蘇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學者。知識淵博，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梁啓超引述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長期流傳，“天下”被改成了“國家”。這不是顧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 按《日知錄》明明是這樣說的：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這段引語中間刪節處是批評魏晉之士無父無君的話。這是顧炎武的儒家正統思想。姑存不論。他的本意很清楚，“國”指的是政權，政權的興亡，也就是改朝換代，那是在位的皇帝與大官們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統，用現在的話來說，是民族精神，社會正義，那是“匹夫”有責的。 顧炎武說這話的時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將亡之際，有一些士大夫已經紛紛降清，如錢謙益。顧對此十分憤慨，認為統治者荒淫無道把政權給折騰完了，我們沒有責任，但是“匹夫”應該堅守的是道義原則，不論誰入主中原，這一原則不能變，也就是“士”的氣節。其實他所謂的“匹夫”還是指士大夫，只是暫時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車賣漿者流也是無法負起這種道義責任的。 顧炎武把政權和民族區分開是有道理的，他把政權的覆亡稱為“亡國”，而民族被征服，文明被野蠻統治則為“亡天下”。“亡國”是權貴們操心的事，而“亡天下”則“匹夫有責”。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德語：Westfälischer
Friede）是指於1648年10月24日分別在神聖羅馬帝國明斯特市和奧斯納布呂克市（威斯特伐利亞區）簽定的一系列和約，標誌着三十年戰爭的結束。簽約方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三世、西班牙王國、法蘭西王國、瑞典帝國、荷蘭共和國、神聖羅馬帝國諸侯以及帝國自由城市。和約由《明斯特和約》（簽約雙方為神聖羅馬帝國和法蘭西王國以及各自盟友）和《奧斯納布魯克條約》（簽約雙方為神聖羅馬帝國和瑞典帝國以及各自盟友）組成。和約象徵三十年戰爭和八十年戰爭結束，政治學者一般將該條約的簽訂視為“民族國家的開始”。 此和約導致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大量領地，也削弱了王朝對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各邦國的控制，使王朝陷入中衰，也使德國陷入封建分裂的時代。另外，此和約導致法國，荷蘭和瑞典這三大歐洲新霸主的崛起。 民族國家的起源和早期歷史有爭議。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先有民族國家，還是先有民族？”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首先形成。民族主義是民族要求其合法主權而形成的，而民族國家則符合了這個要求。一些民族主義的“現代理論”也認為民族認同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一個產品，政府使用這個政策來統一和現代化已經存在的國家。大多數理論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19世紀的歐洲現象，它是大眾文學和早期的大眾媒體的結果。但是歷史學家也注意到較早出現的比較統一的、擁有一個共識特徵的國家，比如英國、葡萄牙和尼德蘭。而民族國家的成型，大多認為始自1648年歐洲各國達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民族國家的主意是通過現代國家體系的產生而誕生的。由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這個現代的國家體系也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系統的特徵是“勢力平衡”，其基礎是明確規定的、中央控制的、獨立的國家（不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之間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的尊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並沒有創造民族國家，但是民族國家滿足這個體系對國家的要求（前提是民族國家之間沒有領土問題）。 國家是一定範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一般國家行政管理當局是國家的象徵，它是一種擁有治理一個社會的權力的國家機構，在一定的領土內擁有外部和內部的主權。 依據馬克斯·韋伯的定義，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因此國家包括了一些機構如武裝部隊、公務人員或是國家官僚、法院、和警察等政府機構。在國際關係的理論上，只要一個國家的獨立地位被其他國家所承認，這個國家便能踏入國際的領域，而這也是證明其自身主權的重要關鍵。 被統治者“治”成了一盤散沙的“匹夫”又怎能真的擔起“國家興亡”的重責? 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書中，老藝人蘇崑生放聲悲歌，盡情發抒： “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過風流覺，把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把五十年興亡看飽”，以反覆強調的手法，譴責統抬者的豪奢腐朽。三個“眼看他”，無非興、亡二字，雄辯地表明了荒淫腐化和亡國之間的必然聯繫。作者用步步深入的手法，抒發了強烈的亡國之痛。“烏衣巷”三句擴大了上一層中“樓塌了”的景象，把統治荒淫無恥所造成的後果，由統泊者的垮台擴大到國家山河的巨變。“烏衣巷”句，借王導、謝安勢衰，烏衣巷轉換主人的歷史，感嘆現實的興廢。 冠以“不信”二字，實則是不願相信。“不信”二字，伴淚和血，妙極天人，非大作手不能為。不信歸不信，現實卻是：“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裊鳥。”這又是—種對比，任你信與不信，嚴酷的現實已是無法改變了。“輿四換稿”的“換”字，包含了很多難言的內容。明亡後，清政權圈地剃髮，清兵大屠殺，文字獄的廣為連坐……這山河易色，人民血淚的種種，都在這“換”字中含混包括了。結句“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把感情再深化一步，表明了要永誌不忘亡國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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