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雙十，思中國民主痛苦路 作者：謝盛友 1911年9月，因四川保路運動，清政府遣湖北軍隊鎮壓。10月10日，共進會和文學社發動武昌起義，11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數月內獲得各省陸續響應，是為辛亥革命，外蒙也自行宣布獨立。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成為亞洲第一個受國際廣泛承認的民主共和國。經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而於1947年在制度上進入憲政時期，後因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戰事接連失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於1949年底遷到台灣。 蔣介石十分贊同學習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着”的民族精神，認為這是針對舊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的國情，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 1911至1941年間，中國和德國之間合作，蔣介石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仿效，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介石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蔣介石分成兩步走，一步一個腳印學習德國經驗，第一步學習俾斯麥統一中國，第二步學習魏瑪立憲。 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達成全中國名義上的統一後，蔣介石公布並施行《訓政綱領》，而且成立立法院。但其時的立法委員並未直接選舉，而是由國民政府指派，任期兩年。名額則由初期的49名增加到抗日戰爭前的194名。而1934年遴選出來的194名立法委員任期則因二戰原因，延至二戰後的1947年。 1947年中華民國國大代表選舉中，蔣介石以一般中華民國國民身份投票，並選出化學家陳裕光為南京選區國大代表。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首次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各省分別於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行。該次選舉原定與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同時在10月進行，但國共內戰致使鐵路破壞，交通不便，使得選舉推遲，最終國民大會代表普選略微提前於立法委員普選而在11月首先舉行。本次直選和立法委員直選使得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現了4.61億人民直接授權產生的代議機構，從而使得中華民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由於國共內戰，蔣介石失敗，第二次毀滅了蔣中正的中國夢。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之前，當時有一部分中國國民黨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要堅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後中華民國政府暫退至台灣，《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地區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台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在當時的國民黨於台灣的威權統治下，該雜誌在台灣的言論市場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觸怒了國民黨當局，1960年9月4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藉《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寫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該雜誌停刊。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時任總統的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但是，隨着韓戰的爆發，蔣介石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中國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於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台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弊病，而和執政當局關係逐漸惡化。 《自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的貢獻： 第一，在台灣自由報業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這是《自由中國》在台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再者，《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1970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並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1979年8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自任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黃天福、呂秀蓮為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一個“沒有黨名的黨”逐步成形。12月10日，發生美麗島事件，黃信介等黨外人士遭到逮捕。 1990年3月，國民黨在野百合學運及民進黨壓力下，答應召開國是會議。民進黨在兩大派系惡鬥下，最終同意參加國是會議。與野百合學運同時的3月15日，為抗議老國代藉選舉總統之便擴權謀利，黃信介率民進黨國代在烈日的總統府前求見李登輝總統。結果在憲警人員棍棒交加下，身為最大反對黨主席的黃信介遭四肢懸空架起，被拋棄在遠離總統府的街頭。當晚三家電視台及翌日各大報社均大幅處理這則新聞，消息傳出後舉國譁然。19日李登輝總統派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親赴黃府致歉，表明李總統對於憲警人員無禮行徑全然不知情，“都是下面的人在亂弄”，李總統本人被蒙在鼓裡。4月2日，黃信介與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獲李登輝總統邀請進總統府，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昂首進入總統府的反對黨主席。黃信介向李登輝提出六大政治改革時間表，獲李登輝表示這些目標可在兩年內完成。受到李登輝給足禮遇及面子後，黃信界面對記者時脫口說出“我看我們這個總統還是很英明、很民主”。 至少我個人認為，蔣經國是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沒有蔣經國，台灣的今天肯定是另一個樣子；沒有蔣經國，兩岸的今天也不是這個樣子。 1987年，蔣經國發布總統令，取消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令，開放報禁、黨禁，准許民眾赴大陸探親，從而開啟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蔣經國逝世，宣告統治台灣近40年的蔣家時代正式告終，蔣家走入歷史，李登輝其後全面接掌黨政軍權力，自此台灣民主化、本土化，並於1989年正式解除黨禁，1991年首次全面改選國大代表，1992年首次全面改選立法委員，1994年全面恢復民選地方自治，1996年首次舉行總統直選，李登輝順利連任，台灣在1987年蔣經國解嚴後10年內完成民主化。 曾經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長達6年的馬英九回想故總統蔣經國，台灣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當時見證故總統蔣經國向訪賓透露解嚴的前總統馬英九，7月15日回憶當時擔任翻譯的他，渾身上下就像觸電一樣，感覺非常震撼。1976年，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馬英九則是蔣經國的英文翻譯。當時葛蘭姆詢問蔣經國，“你們是否準備要解除被稱為緊急命令的戒嚴”，蔣經國說，“是的，我們把國家安全法令修改後，就會宣布”。 馬英九說，蔣經國很早就開始思考解除戒嚴。有一次蔣經國要他查“戒嚴”（martial law）的英文，他找出大英百科等多項參考資料向蔣經國解釋，蔣經國聽完眉頭一皺說，“我們沒有軍事管制啊”，當時他感覺蔣經國開始了解外界怎麼看了。 馬英九也談到當時負責草擬“充實中央民代機構方案”，他說，宣布解嚴沒多久，蔣經國問他政府遷台後，有沒有對外聲明代表全中國；他查了之後向蔣經國說沒有，並告訴蔣經國，國民大會準備修憲，有人建議要設大陸代表才能代表全中國。 他表示，當時蔣經國告訴他，“只要依照憲法治國，就是代表全中國，不用設大陸代表”，他聽了大大鬆一口氣，幸好長官這麼開明，否則怎麼做下去。 馬英九表示，他跟了蔣經國6年，蔣經國是在威權體制生長的人，執行許多威權體制政策、法令，最後親手終結威權體制，非常不容易，很少有人真的做到。 誰修理了蔣經國的權威？ 根據張祖詒先生的紀念文章，“經國先生並非聖人，豈能無過？但他有認錯的謙卑，有改過的勇氣！......”張祖詒引述蔣經國的話說：“權柄，很容易去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可見蔣對權力的使用多麼慎重。張祖詒回憶說，有一天，他陪同蔣經國驅車經過台北街頭，看到一家修改服裝的店鋪，掛著一幅市招，上有四個大字：“修理權威”，蔣大為讚賞，認為應得最佳廣告獎。 蔣經國先生對所謂“威權”的價值觀，不但沒有權力傲慢，而且認同“權威”是可以“修理”的。 台灣媒體針對中華民國歷任總統的貢獻作過多次民調，經國先生總是名列第一，滿意度曾經高達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懷念的，除了推動十大建設，改善台灣人民生活，締造經濟奇蹟，使台灣“升級”之外，就是解除戒嚴令，開放報禁、黨禁，並替未來政治全面民主化鋪路。開放大陸探親，打破兩岸中斷近四十年的隔閡，促進改善兩岸關係。 誰修理了蔣經國的權威？應該是蔣經國先生自己。 蔣經國先生一生努力思考和實踐，他晚年的感言，非常值得我們後人思考和實踐，他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 1988年1月13日下午3時50分，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因心衰竭在台北市七海寓所逝世，享年78歲。蔣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依《中華民國憲法》繼任總統，此後中國國民黨內引發一連串的權力鬥爭；最終李登輝順利接掌中國國民黨主席，全面接掌黨政權力。 他在繼承總統職務之初曾受國民黨“外省派系”壓迫，但他以基督教信仰勉強支撐。李登輝曾在中山樓文化堂以《聖經》教導所有高官及高級將領和國大代表，並且在1994年4月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訪問時，自比為《舊約聖經》中帶猶太人逃離埃及高壓統治的領袖人物——有著耶和華神祝福的領袖摩西。 李登輝和蔣經國少年時期皆信奉佛教與民間信仰，青年時代曾接觸過共產主義思想，閱讀過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兩人都間接或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組織，但隨後都因理念相背而離開，年紀較長後成為基督徒，背景極為相似。李登輝學歷高，能力強、為人聰明，恭敬有禮，行事謹慎低調，沒有班底，也不結交元老重臣，相對於鋒芒畢露，內外盤互的林洋港而言，李登輝更得到蔣經國賞識和歡心，於是得以受到蔣經國多方提攜教導。李登輝擔任國家元首之前的兩年，亦即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兩年，面對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和澎湃之民情，蔣經國逐步推動各項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嚴開放組織政黨與辦報。 1989年4月7日，李登輝總統任內，支持台灣獨立的異議人士鄭南榕為抗議政府對言論自由的箝制而自焚。後來李登輝持續推動修法促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也下令釋放兩蔣時代因政治因素遭無限期軟禁的人，如張學良、孫立人。 1989年6月4日，中國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李於當晚發表聲明：“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登輝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如今我認為，六四也許不是一場民主運動，因為1989年的中國，不同於東歐，這裡有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理論背景推動着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而中國沒有。也不同於台灣的民主運動，那裡有殷海光、胡適、雷震、傅斯年這些理論家在推動，而在大陸，沒有。 現在，我們八十年代的這些留學生對六四評價的要求，不高。我們只要求，政府承認， 89年六四不是一場“動亂”，六四這個話題是可以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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