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裔種族主義 德國也不例外

華裔德國人（德語：Chinesische Deutsche）指具有華裔血統的德國公民。目前華裔德國人大概有106,915。誰是第一個華裔德國人目前尚無確切的說法，目前的資料顯示在1822年時已有大清國國民Feng Yaxing和Feng Yaxue抵達德意志帝國的柏林市。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西德的人員交流開始加大。1990年兩德統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國繼續保留着頻繁的交流。

在2000-2007年間，每年約有1000-1500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與中華民國國民加入德國國籍。華裔德國人除了來自大中華地區外，也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目前華裔德國人大概有8.7萬人。

1944年5月13日，蓋世太保針對漢堡唐人街展開了代號為“中國行動”（Chinesenaktion）的大規模抓捕。儘管水手館的領袖陳紀林通過在納粹當局內部的眼線事先探聽到風聲，並組織了超過100名華人逃離，但還是有129名華人和少數與華人同居的德國女人留在首飾街。這次中國行動由阿爾伯特·施韋爾姆（Albert Schwelm）的漢堡蓋世太保負責，從封鎖周邊道路到挨家挨戶的搜捕共動用超過200名漢堡警察和蓋世太保人員，比首飾街最後剩下的居民總數還要多。在這次行動中，以“通敵罪”被集體逮捕的最後一批129名德國華人先是被押送到著名的漢堡第15號戴維警局，之後又被轉移到霍爾斯滕格拉斯大街（Holstenglacis Straße）的漢堡拘留所，最終被關入了福爾斯比特監獄（該監獄的一部分曾被改裝成納粹集中營）。華人囚犯們在這裡受到蓋世太保的殘酷虐待，不少人都死於獄中。

1944年9月，約60至80名華人囚犯從福爾斯比特監獄轉到威廉堡的明日勞動營，使得明日勞動營成為納粹德國最大的華人囚犯集中地。在納粹監獄體系中，勞動營（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於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專門負責為德國公司和軍方提供勞工。雖然如此，明日勞動營的生活條件相比納粹集中營也並沒有好到哪裡。勞動營內的政治犯們被強迫參加漢堡和附近地區的勞動，或在工廠中從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為國防軍和警察部隊挖掘工事，實際上就是形同奴隸使用。根據納粹官方文件可以確認，因虐待和勞累過度在勞動營中遇難的華人為17名，然而由於在戰爭末期德國動盪，記錄混亂而且大量檔案丟失，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

人權觀察今天表示，各國政府應採取緊急措施，預防與新冠病毒大流行有關的種族主義和仇外暴力及歧視，法辦針對亞洲人和裔人士的種族主義攻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高級官員都曾在某種場合發表反華言論，因而有意或無意地鼓動了仇恨犯罪、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美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和德國的幾個政黨或團體也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推銷他們的反移民、白人至上、極端民族主義、反尤太主義和仇外陰謀論，妖魔化難民、外國人、社會名流和政治領袖。

聯合國專責監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已獲182國批准）的委員會曾經建議，各國政府應制定“反種族歧視國家行動計劃”。這項計劃應列出打擊種族主義和歧視的具體途徑，從加強對仇恨犯罪的警察執法，到鼓勵寬容的公眾宣導與教育課程。各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制定新的行動計劃，解決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種族主義與排外浪潮。

自從爆發大流行，針對亞洲人和亞裔人士的謾罵就常見於媒體報道、政客發言以及社交媒體平台，後者更成為有關新冠病毒的仇恨言論廣泛流傳之處。

反亞裔種族主義加劇 德國也不例外

新冠疫情助長了世界各地反亞裔種族主義及仇外心態。有活動人士認為，德國的相關現象雖然不總是顯而易見，但確實已根深蒂固。

新冠疫情爆發後，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現象受到關注。然而，在德國，關於亞裔的偏見其實由來已久。納粹統治時期，生活在德國的華人被驅逐或遣送到集中營和強迫勞動營。

自去年德國爆發新冠疫情以來，這種歧視現象愈加明顯。中國導演范坡坡說，他曾在地鐵里被人大聲稱作“corona”（冠狀）。他接着回憶：“我去找警察，告訴他們必須做點什麼。但是他們無動於衷。我問他們，你們還在等什麼？等着我被槍擊嗎？”此後，范坡坡決定與柏林的公共交通系統保持距離。上述經歷給他帶來了創傷性記憶。

范坡坡認為，德國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有多種形式。他發現，德國電視上鮮有亞裔角色，即使亞裔出現在熒屏上，他們往往也只會扮演一些刻板印象，比如 “亞洲餐館的女服務員”，或者“在休閒會所工作的年輕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