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揭榜時，貼一篇朋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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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在北京跟一位長者聊天，她對我感嘆道，1990年之後工業化對中國生態環境的摧毀遠勝於之前所有年數加起來的總和。這位長者因為工作關係和個人喜好踏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包括老深老暗的礦井坑道。所以我相信她說的跟現實不會相差太遠。

對生態環境的焦慮讓我想到當代中國鄉村的人文環境。我想，說“前所未有的空”並不誇張。時間上跟上述長者推斷的生態環境的大毀壞大致同步。

我指的不是當今廣受注目的成批成批的青壯年離開鄉村進城尋找新生活而帶來的鄉村人才和勞力的流失。那是所謂的“出”。我這裡說的是“入”。在我看來，“入”比“出”更重要。只有好的“入”才能有高質量的“出”，才能保證這些“出”良性回流。

中國自春秋戰國之際就開始了城市化進程，也建立了諸多蜚聲中外的名城大市.但因為儒道互補的特質，中國古代進城的文化人並沒有真正或完全脫離鄉村。他們這邊廂在城裡做官（為儒），那邊廂在故土廣置房產大興宅園。官場失意或年老退職之時，便毫不猶豫地歸隱故里（為道）。於是，宅園和文人士大夫一起為中國古代鄉村鋪展了一幅優美醇厚的人文環境圖。不但沒有造成鄉村人文的流失，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文人學士來到鄉野（就算帶不來外人，最不濟他們自己的子孫也是越來越多）。即我上面所說的‘入’。

這種‘入’使得中國古代鄉村與城市的文化沒有什麼太大差別。舉例說教育吧，一些失意文人、屢考不中的秀才、舉人在鄉村開館教書。這些人的教學水平與當時的城市私塾不差上下。鄉下弟子到省城、京城參加科考照樣能夠金榜題名謀取官位（若以今日的小人之心猜度，那時的鄉下弟子們仰靠那些在外做官的老鄉們也是有後門可走的）。於此，鄉村的人文‘良性’循環。

這種循環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斷帶，以至於1936年梁漱溟就發出中國鄉村已經崩潰的呼籲。但不知那篇著名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否可以拿來做Reference。

老梁所說的“崩潰”大致延續到1940年代末期至1950年代早期的土改。或許領袖意識到這些個運動給鄉村的人文環境帶來的嚴重破壞？接下來乾脆順勢發起了一場名正言順的文化大革命。加上之前的反右。1960年代開始，中國的鄉村湧進一批一批的文化人。

這些文化人的“入”給剛剛被颶風颳過的鄉村帶來一絲春意。於是，中國鄉村的人文環境得以苟延殘揣30年。只不過，一切的一切早已是昨日黃花。因為這些文化人的“入”是被迫的，一旦時機到來，他們立即毫不猶豫地“出”了。

說起來，我的某些初中老師，我父母的某些同事，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還有諸多的下鄉知識青年都是這黃花叢中的當事人或見證人。這些渺小的文化人在當時物質和非物質雙重貧瘠的鄉村挑起大梁，構成其時中國鄉村別具特色的人文環境圖。這些人一方面有些“原生”的缺陷，比如歷史反革命、比如走資派、比如右派、比如黑五類等等等，一方面得到鄉民乃至他們領導人的尊敬和信任。因為這些人的知識水準高於當地人，也不比當時城裡的文化人差。

比如我父親，從醫多年，看病的準確度完全不遜於那些省城或北京上海來的大醫院醫療隊醫生，甚至還要高明（因為有鄉村從醫經驗）。我父母同事裡的大部分最起碼也是老牌的醫校護校畢業生。當然鄉村醫院的醫療器械住房等設備畢竟比不上城市，這是硬件。

比如我的初中老師，教我數理化的三位老師均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革前最後一屆大學生。他們的教學水平跟我後來上的那所著名的省重點高中里老師的水平完全有一比。不同的是我坐的課桌椅比城裡的那些要差好幾檔。

我家所在的鄉村非富裕之地，甚至說很有些窮。幾年前在北京一家書店看到一本書，名字叫“中國100個桃花源地”。其中之一的桃花源正是我家從前的所在地。我感覺這個書名很有些標題黨，還是買了一本。兄妹幾個傳來傳去，傳到父親手裡時，他老人家迅速挑出描述我們那地方詩句的好幾個錯別字。這書至今不知傳到誰人之手，以至於我也忘了我們那到底屬於第多少個桃花源。但沒有忘記桃花源這個雅稱。其實是佐證了我們所處地段的閉塞。“窮鄉僻壤”是個更為恰當的描述。所以我推測那個時期中國其它鄉村的人文環境應該不比我們那塊差多少。

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批文化人從鄉里“出”了，隨即各大重點中學恢復考試。我以很優秀的考分很輕鬆地考上一所城裡著名的省重點中學（這個也從側面反映了我那時所在的農村中學水準並不低），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那所高中，很有些想回到從前的農村初中。但記得回家的第一次，見到我從前的數學老師，她第一句話是，好了，你家好了，你姐姐飛了，你也飛了。你們都會越飛越遠。那是我第一次從一位老師口裡讀到傷感。也打消了自己回流的念頭。數學老師是位女性，她的父親原是上海華東師大教授，文革時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想必是這個原因，她被分配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她也是我們的班主任，平時上課非常嚴肅。雖然知道媽媽跟她是老鄉，我的成績又是班上頂尖，很得她的寵，我從來也未料到她會跟我這個13歲不到的小孩子說這樣話。我猜她當時一定非常非常想離開又沒有辦法。

幾年後，我在南京讀碩士時，竟在新街口碰到數學老師。看得出她也是喜出望外。她告訴我她已經調到離南京不遠的一座小城。我不知是悲是喜，竟沒有跟她坐下多聊會兒。也或許我還是讀出了一些傷感而未敢深究？後來，我聽說是由她哥哥出馬找關係將她調到某所中專，但終究不能直接回上海。再後來，我聽到很多從前的叔叔阿姨老師同學朋友相繼離開我們曾經日日走過的松林小河。再後來，有一天，我的父母也離開了。有時我覺得我父母離開的那一年或許可以算個標誌。連他們那樣的都“出”了，估計都“出”得差不多了。

20多年過去，我再也沒有回過從前摸魚抓蝦捉烏龜的地方。就是回了，魚蝦烏龜什麼的都沾不上邊了。因為老家來的人告訴說，河水幾乎全乾了，烏龜滅跡了。那裡醫院的醫生和學校老師的文化水準遠不如從前我們在的時候了。還能說什麼呢？你只能嘆息：前所未有的空，永遠的痛。

如果把我也算作這黃花叢中的見證人，我想，我看到的不是花開而是花落。如果再來說崩潰，是徹底崩了，徹底潰了。

前些日，一位在同濟大學作教授的老朋友來訪，談到如今中國高考分數線地區間的不公平。我問她，農村的孩子呢？她說, 這幾年，在我們同濟或至少我們系，幾乎不怎麼見到農村的孩子了。

是啊，如此衰敗的人文環境，鄉里的孩子哪裡考得上名牌大學呢？

30年前是可以的。也許1990是中國鄉村風光的一道線。確切說一道痕。

(不是要挑起一場辯論或者將某種觀念強加於人，也不是要指責誰，指責是指責不起的。唯一聲嘆息，並為當今農人的子弟鳴一聲不平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