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纳与爱丽丝

                   （ 5 ）

   接连好几个星期，爱丽丝都没有到采购中心来。

    星期五这天天气不好，外面下着大雨。采购中心里面客人稀稀拉拉。

    估计不会有什么生意，奕丽于是拿出随身带着的一本中文小说看了起来。渐渐看得投入了进去，眼泪不由自主地随着故事的起伏和主人公的命运唏哩唰啦往下掉。没想到，爱丽丝这时进来了。

    见奕丽手忙脚乱地擦眼泪，爱丽丝满眼同情，体贴地说：“想哭就痛快地哭吧！没必要使劲憋着自己，那样对健康不好。”

    “没事！没事！”奕丽赶紧转移话题，“怎么这几个星期没来？”

    “身体出了些小故障。”爱丽丝在奕丽搬来的椅子上坐下，“前段时间，我总感到左手麻木。你看，手指都不灵活了。去医生那儿做了检查，没查出原因。但我被再三告诫，要警惕脑血栓，防止中风。总之，要注意这个、提防那个。唉！年纪大了，就像劳损的旧机器，不是这个部件坏了，就是那个零件磨损了，时不时就会出问题。这种年龄，千万不能生病啊，否则，真是雪上加霜。”

    奕丽没接话，她的情绪还没完全从小说故事情节中拔出来。

    爱丽丝抬起眼，关切地看着奕丽：“外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对吗？告诉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奕丽连忙解释，她的眼泪是因为一本小说。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爱丽丝问。

    奕丽把小说的故事大概说了说。爱丽丝听得很认真。不知是被故事所感动，还是联想到了其它事，她的眼眶渐渐有些红了，很感慨地说：“战争、爱情、生离死别，总是催人泪下。这个故事倒是让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二战时的自己。”

   “可以听听你的这段故事吗？”奕丽期待地看着她，问。以前，她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二战，还从没有与活生生从二战走过来的人谈过此事，更没有亲耳听过他们的故事。

   “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间。这样吧，今天下班以后，我们到对面咖啡馆坐坐。”

     下班之前，奕丽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知自己今天晚点儿回去，然后，和爱丽丝一道，进了咖啡馆。     

     爱丽丝熟门熟路地点了一小杯她钟爱的红葡萄酒后，说：“今天我请客，你也来一杯，怎么样？”

     奕丽抢着说：“还是我请你吧！我怎么好意思免费听你的故事呢？”

     爱丽丝笑了：“果然！那本书上说的一点儿也不错！中国人跟别人一起吃饭，都爱抢着付单。你知道吗？自从认识了你，我就开始注意关心和了解中国的事。有关中国的书啊、新闻啊，我都很注意。可惜啊，这方面的报道和介绍太少了！”

    奕丽马上点头赞同，她问：“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俄罗斯打个喷嚏，德国就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中国同样是大国，德国给予的关注却这么少？”

    “很简单，美国俄罗斯在二次大战后，对德国施加的影响到现在还无处不在。人们怎么可能忽视曾经战胜过自己的对手呢？这个世界就是凭实力说话，现实得很。”爱丽丝喝了口红葡萄酒，“我不喜欢谈国家大事。还是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她用手转着面前的高脚玻璃酒杯，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我记得，那是1945年元旦节刚过。在我的记忆力，那个新年是黑色的、灾难性的。 我的第二个儿子刚满五岁，因为疾病折夭了。掩埋好他还没几天，我的小女儿又病了。一岁半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呢，发着高烧，不吃不喝。那时我住在一个小镇上，家里没有汽车，没有电话。小镇上的诊所都关了——男人们都上前线去了，医生们更不例外。为了看病，我得带着孩子赶到十公里以外的医院去。在路旁的公共汽车站牌下，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没等到一辆公共汽车——战争期间一切都是非正常的。

    那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下午才四点钟，天色就开始转暗。孩子躺在童车里，开始撕心裂肺地哭闹，最后，呼吸急促，抽搐起来。我知道，我不能再无望地和孩子在冰天雪地里等下去了。我决定步行。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寒冷、饥饿、恐惧、绝望，一起向我袭来——我丈夫在前线快一年了，生死不明；我的大儿子，刚满18岁，上前线才一个月，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他所在部队在法国遭遇袭击的消息，同样生死不明；我小儿子死了；现在，我小女儿又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只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笼罩在我头上，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推着孩子，我在寒风中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用这种无助的方式，驱赶着心头的恐惧。就这么走着、哭着，全然不知，天已经完全暗了。

    一辆军用吉普车亮着车灯，从我身边驶过，又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军人，关切地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已泣不成声。他看了看童车里的孩子，转过身，双手捧住我的脸，用大拇指替我揩拭着脸上的泪水，说，上车吧，我送你们去医院。他的手是那么温暖，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支被烤化的蜡烛，全身瘫软，意志全无。我靠在他的胸前，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啊，哭啊，泪水把他胸前的军服都打湿了。我相信，那个傍晚，我把自己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尽了。真的，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没有再轻易流过泪。”

    爱丽丝说到这里，停了停。她发现，坐在对面的奕丽已被她的故事所打动，眼里噙满了泪水。

    “噢！对不起！让你流泪了。你瞧，这故事不怎么令人愉快，对吧？”

    奕丽忙用餐巾纸擦着眼眶里的泪：“以前我只知道二战期间被侵略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没想到，你们其实也同样遭受着痛苦。”

    爱丽丝说：“战争是什么？是生离死别。无论是战争发动者，还是战争受害者，都得面对这一点。讲到底，战争就是政治，是用生命去破坏旧秩序，换取新秩序，为自己争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您以前搞过政治？”奕丽问。

    “没有。我说过，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职业：家庭主妇。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搞政治的人，他们总是很滑头。可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又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还得忍受那帮巧舌如簧的家伙们胡说八道。”

    “听您这么说，搞政治的人不怎么受人欢迎啊。”奕丽说这话时，想到了她的邻居“政治女人”绍尔太太。她问爱丽丝：“你认识绍尔太太吗？就是那个竞选市长的绍尔太太。”

    “她？我当然认识！不过，是通过报纸认识的。我没见过她本人。”

    “你肯定投了她一票，对吗？”

    “正相反，我反对她当选。”

    “为什么？我听说，她的政治主张符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呀！”

    “可她支持战争! 1998年政府决定出兵科索沃时，是她跳出来大放厥词，说什么德国政府完全有必要出兵，因为科索沃出现了流血、恐怖和镇压，没有民主和自由。我写信质问她，难道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吗？战争是政治，和平解决问题也是政治。德国通过发展经济，推动民主，实现了和平统一；欧洲利用欧元，把各个国家整合到了一个经济体系中——这是二次大战德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事实证明，不用战争，照样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只会一味地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那还要这些搞政治的家伙干什么？我坚决反对战争，不管它有任何理由。我也坚决反对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政治家，不管他的竞选口号有多么动听。当时，我甚至还给德国总理写了信，强烈谴责政府出兵科索沃，更谴责政府派兵驻守的决定。我认为，这就好比邻居家出了问题，你呢，带枪冲进邻居家，先不由分说把这家的男主人干掉，再顺带不小心伤了这家几个无辜的孩子，然后，在别人家划块地盘住下来，管这家的主妇今后如何改嫁、如何生孩子，对别人家的一切事情都指手划脚，横加干涉。这么解决问题合适吗？”

    “可是，你给德国总理写信，有用吗？”

    “不管有用没用，我必须表达我的看法。这是我的权利。”

    “中国有个成语，叫‘人微言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不说呢！”

    “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那这世界上还能有多少正义的声音？我记得有个新教神父马丁说过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总理给你回信了吗？”

    “没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义的主张是否会被采纳。你瞧，我们扯远了。我的故事还没完呢！”爱丽丝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接下来就是愉快的部分了。哎，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您说，您像一支被温暖熔化了的蜡烛，在寒风中靠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军人怀里，哭啊，哭啊，把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尽了。”

    爱丽丝笑了：“你瞧，你把我的话都背下来了。听得真仔细！”她顿了顿，又陷入了回忆，“这军人叫奥利弗。他用车把我和孩子送到了医院，并一直陪着我。孩子被送进急诊室，很快脱离了危险。医院通知我，孩子必须留下住院，我不必陪着，可以回家。奥利弗又用车把我送回了家。那一晚，他是在我家度过的。在我记忆中，那一夜是玫瑰色的。”

　　爱丽丝说到这，又停了下来。她的眼里，流泻着柔和的幸福光芒。

    “一定是发生了爱情故事，对吗？” 奕丽小心翼翼地问，“能接着说下去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你知道，任何愉快的时光我都不愿错过，包括愉快的回忆。”她呡了口红葡萄酒，接着说了下去，“回去的路上，奥利弗告诉我，他只有三天假，明天必须归队。本来，他是回家看看父母，可到家后才知道，父母几天前到南部亲戚家去了，他除了连夜归队，已无处可去。我邀请他进家坐坐，对这位在困难中帮助了我的人，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我点起壁炉，倾其所有，做了一顿我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然后，点上蜡烛，拿出家里仅剩的一瓶红葡萄酒。暖暖的壁炉，幽幽的烛光，宜人的红葡萄酒，可以想象，那是一顿多么有情调的晚餐！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避开战争的话题，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良辰美景。奥利弗真是个幽默的人，他不停地说笑话，也说了很多他小时候干过的调皮捣蛋的事，逗得我笑个不停。我对他说，奥利弗，知道吗？我已有好几年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了。他深深地看着我，说，爱丽丝，你知道吗？你笑起来的时候，真是太美了！我们彼此久久凝视着，都感到有种特别的情愫从心头缓缓升起，有种异样的气息荡漾在我们之间。

　　奥利弗那年２８岁，已是个中校了。穿着军服的他高大英武。脱去军服，显得更加健壮帅气。我呢，当时３８岁，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处在女人一生中最有魅力的年龄段中。我说，奥利弗，明天一早，你还要回部队，早点休息，去睡吧！然后，我站起身，收拾起桌上的刀、叉、碗、碟，走到洗碗池旁。奥利弗跟了过去，站在我身后，双臂缓缓搂住我的腰，下巴轻轻搁在我头顶，说，爱丽丝，你知道吗？你在寒风中流的那些泪，把我心都浇透了。无论是哭泣，还是欢笑，你都是那么迷人，让我动心。爱丽丝，我爱你！我转过身，紧紧拥抱着奥利弗，泪水一下冲上了眼眶。奥利弗低下头，亲吻着我。我的身心都被奥利弗深情的吻烤化了。接下来，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奥利弗真是个甜蜜的男子汉！”

    爱丽丝的眼神，似乎穿越时光的隧道，停在了一处让人心醉神迷的地方，那里鲜花盛开，青草芬芳，爱情的溪流唱着欢快的歌在生命线上轻盈地流淌，生命线两岸处处花团锦簇，鸟语花香。

    尽管奕丽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但她明白，此时此刻她不能打断爱丽丝的回忆，更不能破坏爱丽丝的愉快。她只能静静地看着沉浸在往事中的爱丽丝，默默等待着她的下文。

    良久，爱丽丝缓缓开口了：“第二天清晨，奥利弗跟我分别时，送了个毛茸茸的小布熊。他说，看见小熊，希望你能想起我。我爱你，爱丽丝。记住，要欢笑，不要哭泣。希望这小熊能给你带来快乐。”

　　“后来呢？你们后来还见过面吗？”奕丽急切地问。

　　“没有。奥利弗和我丈夫一道，永远留在了苏联战场上。再也没有回来。”

　　“噢！对不起！太遗憾了！”奕丽真不希望是这个结果。

　　“是啊。太遗憾了！”爱丽丝顿了顿，接着说，“每年我都会一个人带着小熊、捧着鲜花到公墓去，跟奥利弗说会儿话。我总是说些快乐的事跟他分享。在他面前我从不流泪。我知道， 他不希望看见哭泣。我感谢他，那一夜的爱情，滋润了我的一生。我丈夫——就是第三个丈夫——一直对那只小熊感到好奇，他很想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可我从来没对他提起过。”

    “为什么？”

    爱丽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奕丽：“你有过外遇吗？”

    奕丽摇摇头。她的感情生活一直很单纯。大三同学聚会时，碰到了高她一年级的智文。智文对她一见钟情，对她展开热烈攻势。她本来对智文就颇有好感，几个回合不到就乖乖被俘虏了。毕业后的第二年就结了婚，之后心无旁骛， 一心想着的，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难怪！”爱丽丝露出了调皮的笑，“如果有了外遇，记住我的话：任何时候，不要在丈夫面前提起，更不要去向丈夫忏悔或炫耀。别指望丈夫会在这种事上原谅你、理解你或跟你一道来分享快乐——这样的男人还没出生呢！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说，什么也别说。”

    奕丽突然想到了马蒂纳，想到了前不久她在电视台接受的那一番公开采访，还有她说的“有什么不好意思？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干吗不能说？又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 她第一次发现，德国两代妇女之间的观念其实也有很大差别。

    “我可以问一下吗？在第三次婚姻之前，您有过两次婚姻，三个孩子，还有一次外遇。您的第三位丈夫并没有介意您的前两次婚姻，仍然跟您结了婚。难道他还会介意你在这次婚姻之前的一次外遇？”

    “那当然！性质不一样啊！前两次婚姻都是正大光明受宗教肯定和法律保护的，而外遇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不诚实行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会受到舆论严厉谴责的。就算在今天，外遇也是违背上帝教导、不符合《圣经》教义的，它的不诚实性，仍然受到否定。唉！谁让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呢？对我们的不完美，上帝是会原谅的。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的婚姻增加隔阂和障碍。”

    奕丽点点头。她明白过来，在这种事上，中国人看重的是贞操，德国人看重的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