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太阳                                                            

               6 

   泓韵参加一个了电脑培训班，时间安排在上午。这门课难度高，强度大，常常让她自顾不暇。

   这两天，因为尼娜家的事，她总觉得心里乱乱的堵得慌。课堂上，她一直心不在焉。施德方老师几次提问，她都答非所问。

   施德方老师是个与众不同、非常独特的人。他留着齐肩长发，蓄着马克思似的大胡子，戴着副十八世纪的夹鼻眼镜，穿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身上的白衬衫皱皱巴巴。整个人在儒雅淡泊中带着不修边幅，有点像学者，又有点像艺术家，唯独不像为人师表的教师。

   由于班上只有泓韵是东方人，而且对课程明显有些吃力，施德方对泓韵的关照自然比对其他学生更多一些。

   “你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怎么了？”下课后，施德方主动过来问泓韵。

   “我遇到了点儿麻烦。”泓韵无精打彩地说。

   “我能帮你吗？”施德方眼里充满了关切。

   “或许，你能给我些有用的建议？” 泓韵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施德方。

施德方用手支着下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像法官似的提出问题：“尼娜哭着给你打电话时，你有没有问清楚，她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尼娜只是在电话里哭着请求我，快到她家去。”

   “这就是说，你和你丈夫在还没有搞清他们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就直接赶到他们家去了？”

   “是的。当时我们只是以为，尼娜父母到医院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家很害怕。”

   “你们跟她父母是朋友，还是一般相识？”施德方问。学过德语的人都知道，“Freude(朋友)”和“Bekannte（相识）”两词在德语中有确切的含义和严格的区别。

   “恐怕，连一般相识都算不上。因为，直到事情发生时，我连尼娜父亲的面都没见过，跟她母亲只见过两面。”

   “泓韵，我想很坦率地告诉你，在这件事上，你们犯了致命的错误。尼娜父亲告你们，是有道理的！”

   “你说什么？”

   “你想想，你们怎么能在事情还没搞清楚的情况下，三更半夜就擅自到一个陌生人家中去？你们怎么能在没有征得尼娜父母——他们自然是尼娜的法律监护人——的同意下，就擅自把尼娜带到你们家过夜？这么做，都是违法的。如果这期间，尼娜万一有个意外或闪失，谁来负责？不要说耳环的事，单就这一点，尼娜父亲也是可以告你们的！”

   在此之前，泓韵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她问：“如果换作是你，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我？我想，我绝不会在没有搞清事情原委的情况下，三更半夜冒然到一个陌生人家去解决危机问题——那是警察或急救中心的事。我会首先通知警察，请他们到出事地点去，然后，会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商量孩子的去留问题。要知道，在德国，有专门的机构，收留暂时无处蔽身的妇女和儿童。 你家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吧？”

    泓韵忿忿地说：“我绝没想到，在德国，帮人还会帮出错来！都说德国人理智严谨，没想到，危机情况下帮助别人也能这么冷静超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知道，一个孩子，孤立无助，在三更半夜哭泣着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应该不顾一切，去帮她才对！你们德国人……”

    施德方表情严肃地打断泓韵：“泓韵，我想提醒和纠正你一下：不要简单地把德国人或中国人归到某一类概念中去，更不要轻易把某种帽子戴到别人头上，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容易引起排斥和对立。我刚才对你说的，只代表我自己，并不代表德国人。而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并不代表中国人。就像我不能判断其他德国人会不会像我这样来处理这种问题一样，你敢担保和肯定，其他中国人在他人遇到危险或危机的时候，都会像你这样想、这样做吗？”

泓韵一时哑口无言。

    “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咨询一下律师。了解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施德方最后说。

     泓韵把施德方的话转告给祖青，说：“你看，人家挑出我们一堆的错儿来。我们都成违法分子了！在德国生活，我们好像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没有。” 最后，她也提出，找个律师咨询咨询。

    “你以为德国律师是好惹的？那咨询费都是按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贵得很！”祖青这几句话，一下就打掉了泓韵的念头。

     过了几天，祖青告诉泓韵，他还是跟律师做了个预约，就这个问题咨询咨询。

    “你不是说，咨询费很贵吗？”

    “幸亏同事提醒了我。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法律保护’协会，是公司统一给我们报的名。每年只要交一点点会费，就可享受到很多优惠，比如，咨询费全免。 当时公司报名时，我还很不以为然，心想，我又不做违法的事，好好的花那个冤枉钱干吗？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

    按约定时间到了律师办公室。

   那脑瓜顶上寸草不生的律师听完了祖青的叙述，十指交叉，皱着眉头想了一下，然后思维清晰、条理清楚地说：“首先，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在没有通知警察的情况下就冒然到这户人家去，是极其不妥当的。不过没关系。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提出质疑，推翻前提。也就是说，这副耳环真的丢失了吗？我们难道不能怀疑他们或许是出于其它动机或目的，故意捏造的？”

   “光提出怀疑，有用吗？”祖青问。

    “这当然要拿出有关证据。我们可以从调查他们的诚信度着手。比如，以往，这人有没有过撒谎不诚实的纪录？有没有过骗取保险赔偿、银行恶意透支的行为？只要找到一两个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完全能够以此为据，质疑事情的真实性。二是，起诉尼娜父亲。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祖青夫妇答不上来。他们只能根据尼娜的姓名，判断出她父亲的姓。至于他全名叫什么，他们压根就没打听过。

   “这可不行！你们必须要问清楚。如果我们连被起诉人的姓名都不知道，下面的事怎么进行？”律师说，“那天晚上，被救护车接走的，是两个受了伤的女人，对吗？”

   “是的。”

   “尼娜父亲呢？他没有受伤，为什么不留在家里？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他把受到极度惊吓的孩子，半夜一个人扔在家里，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我们有责任控告他，这是其一。其二，他为什么没有教会自己的孩子，在危机、紧急的状况下，向有关部门求助？比如，警察、急救中心、儿童保护中心等等，而是向你们——孩子父母根本就不熟知的陌生人——求助？这是他的失职，我们完全有理由起诉他。如果你们不反对，我会叫我的秘书将起诉材料打印出来，寄给你们。你们在起诉材料上签上字，我们再约个时间谈一次，就行了。”

   “需要付费吗？”泓韵问，这是她很在意的事。

   “你们是‘法律保护’协会的会员，不用付费。”

    夫妻俩商量，反正不用付费，干脆就交给律师去办好了。

    律师向他们再次仔细确认了几个小细节，就拿出一个对讲机式的小录音机，当着他们的面，黄河瀑布般讲了起来，半点不带磕巴，几分钟就口授了一份起诉书。随即，他摁了一下桌上的按钮，叫进秘书，把录音磁带交给了她。效率高得出奇。

     祖青夫妇不知道，就这一会儿功夫，律师给他们立了两个与耳环毫不相干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