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那天，我邻居去哪了？
香港7月5日文章
如果说香港“七一游行”的参与者代表香港的大多数，那我街区里的那些人去哪了？从统计学来看，我应该至少有机会遇到一两个抗议者。可这个星期里，我跑来跑去询问我邻居是否参加了星期一的游行，结果一个参加的都找不到。或许他们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参与了，但我对这个解释表示严重怀疑。
根据我所做的极不科学且不全面的调查，我的结论是，香港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他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或表示抗议，因为他们没有为此烦恼，或是不太在乎。当然，我认为大多数像我和我邻居一样的香港人想要完全的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及更公平的社会。但我们中多数人认为，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也算有效率。是的，这是一个半民主社会，充斥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哪个社会不是如此？
我们中很多人不愿同中央政府作对。也许这纯粹是出于务实，但我们当中不少人或许都对北京所取得的成就存有敬意。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个国家虽然尚未达到富裕，但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贫穷。和绝大多数内地人以及世界大多数政府一样，我们承认中央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我们相信诚心诚意与北京合作、走向完全民主，比事事与北京作对、动辄与内地官员唱反调好。
这种合理的观点不难理解。然而那些反北京的人们坚持说他们无法理解、或者选择无视和压制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与他们自以为正确、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叙事不符。也许我们才是大多数，但我们没有制造足够的噪音，也没有引起注意。我尊重别人抗议的权利，但我讨厌被给出错误的选项——民主好，北京不好——仿佛我们正面对一场存在主义的道德危机。
和普通人一样，我没被受邀参加春茗活动，和内地大腕、地方长官汇聚一堂。但是，若某场合有内地官员出席，他想和大家握手，我肯定会与他握手以示尊敬。如果我的子女想加入未成年抗议者的队伍，我会关他们一个星期的禁闭，扣他们一个月的零花钱。当国歌在公共场合响起，我希望他们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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