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毛澤東研究----他拔地而起  

　　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台灣地區對毛澤東的研究與著述，大部分作品意識形態先設，基本結論絕對，難以據理服人，留有強烈的“冷戰”思維情緒。在此不再贅述。

　　學術視野中的“毛澤東研究”

　　以上世紀80年代初比較規範的學術刊物《中國大陸研究》的出版為標誌，台灣地區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轉向學術化探討。據不完全統計，從1968年至1979年台灣共計產出有關毛澤東研究的碩士論文9篇，從1980年至2005年則達到35篇。80年代中期以後產出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博士論文達6部。出人意料的是，台灣第一部研究毛澤東的博士論文是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吉基祥於1986年撰寫的“毛澤東軍事思想之研究”，其指導教授居然是蔣緯國。從學術角度講，這些博士論文的質量與大陸的同類博士論文難分伯仲。而碩士論文產出的範圍比較廣泛，包括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台灣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以及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等著名高校和專門研究機構。論文內容以政治為主，同時涉及經濟、軍事、思想、歷史、文藝、心理、體育等各個領域。論文導師包括陶希聖、鄭學稼、郭華倫、趙建民、張玉法、尹慶耀、陳永發等一批知名學者。

　　總的來說，台灣學術界對毛澤東的評價可以直言不諱，即使在有限度的讚譽之中，也能聽到尖銳的批評。但應當指出的是，他們的“批評”是具有一定的學術理性的。

　　台灣版《毛澤東語錄》的公開亮相

　　早在1974年，台灣就流傳過大陸版《毛主席語錄》，不過只是極小範圍的“內部閱覽”。但30年後，《毛澤東語錄》卻在台灣各大書店公開登場了。在台灣大學對面著名的“誠品書店”里，筆者親眼看到火紅的《毛澤東語錄》就擺在進門大廳最顯眼的位置。問服務生書賣得如何？回答是：“不錯，已經是數次進貨了。”

　　關於《毛澤東語錄》內容，原版林彪的“再版前言”被刪除，代之以台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撰寫的“導讀”。扉頁上印着莊重的小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精美的封面則印着三排藝術感很強的醒目大字：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了解毛澤東精神如何統治中國的不二法門。”

　　“征服全球的紅色資本家最推薦的交戰手冊。台商西進，經營大中國的唯一聖經！”

　　翻開台版《毛澤東語錄》，除了照錄原版的全部內容，又增選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五篇文章。最後還附上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1967—1969指示”兩部分內容。

　　楊照的書序正題是“策略與教條的辯證——重讀《毛語錄》”。楊照認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構成：其一，毛澤東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塊，就是如何細膩運用敵我關係。從來沒有任何人，在敵我關係上投注過那麼多那麼深刻的用心，將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導入敵我思考，使得敵我關係轉化成流動的過程，不斷變化不斷移位，需要最高警覺與最高智慧隨時判讀。其二，20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並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筆者理解，楊照的意思是，毛澤東靠這三條，打敗了蔣介石，影響了全世界。

　可見，台灣版《毛澤東語錄》其實也是一種“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價值衝動，也有右派的防身之術，同時也不排除商業動機。

　　知識精英眼中的毛澤東

　　在海峽兩岸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時期，台灣高級知識分子階層仍暗藏着種種“困惑”。儘管他們並不認同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但對於歷史結果的探詢則從來沒有停止過。

　　年過七旬的台灣著名中國思想史家韋政通先生，竟在晚年完成了兩部毛澤東研究著作：1999年9月出版的《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2001年8月出版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據韋教授自述，前一本書因受佛羅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的影響，試圖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闡釋毛澤東。最後作者給出的學術斷語是：“‘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今日對毛的評價，在知識分子階層，難免分歧，在中國廣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當鞏固。在20世紀的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後一本書可以看作是前一本書的空間展開和史實驗證。比較而言，後者比前者要寬闊得多。這裡的寬闊，指視野，也指深度。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陳永發院士，是專攻中共黨史的台灣頂級學者。近年他的數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冊），以翔實的史料和精確的敘述，受到海內外學術同行的認可。陳院士以穩健和謙虛著稱，關於專業，我們談得很深。有一次他隨口說出：人們對毛的評價是不容易一致的，但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不可替代的“人物”。在嚴謹的歷史學家眼中，能稱得上是“人物”的，那將意味着這樣的角色具有多重涵義且分量很重，儘管難免隨着現實需要而被不斷地“重新解讀”，但一個鐵定的事實則是，他已經屬於那些終究要被後人“留下”的那一類，歷史將在自己的系譜中給他安排一個適當的位置。

　　作為歷史學家，陳永發院士的研究視角是復原具體的政治過程，試圖在政治事件的細節中展示宏觀的歷史主題。當筆者問他“為什麼選擇研究中共黨史”時，他簡約地說是許多既成歷史的基礎成因其實並沒有說清楚。比如，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知識分子，如何能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聚集起如此強大的力量，並最終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無論就國民黨內部的知識教養，還是就共產黨高層的文化素質而言，毛澤東都只是眾多的優秀者之一。他為什麼能拔地而起並非常耀眼地凸顯出來？這其中必有奧妙。所以陳院士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時期，探討毛澤東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的同專題研究還沒有達到這樣微觀的層次。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許倬雲院士曾說：“就像拿破崙一樣，每過10年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就要翻個個。”我理解，許院士的深意是，一個被反覆言說的話題之本來功能就在於：歷史以自己超越個體生命的形式不斷地講述着關於祖先的經歷、磨難、斑跡和教訓。

　　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三個字，無論是個人，還是指精神，都在歷史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痕。

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