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他拔地而起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地区对毛泽东的研究与著述，大部分作品意识形态先设，基本结论绝对，难以据理服人，留有强烈的“冷战”思维情绪。在此不再赘述。

　　学术视野中的“毛泽东研究”

　　以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规范的学术刊物《中国大陆研究》的出版为标志，台湾地区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转向学术化探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至1979年台湾共计产出有关毛泽东研究的硕士论文9篇，从1980年至2005年则达到35篇。80年代中期以后产出有关毛泽东研究的博士论文达6部。出人意料的是，台湾第一部研究毛泽东的博士论文是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吉基祥于1986年撰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其指导教授居然是蒋纬国。从学术角度讲，这些博士论文的质量与大陆的同类博士论文难分伯仲。而硕士论文产出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台湾政治作战学院政治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以及东海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等著名高校和专门研究机构。论文内容以政治为主，同时涉及经济、军事、思想、历史、文艺、心理、体育等各个领域。论文导师包括陶希圣、郑学稼、郭华伦、赵建民、张玉法、尹庆耀、陈永发等一批知名学者。

　　总的来说，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直言不讳，即使在有限度的赞誉之中，也能听到尖锐的批评。但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的“批评”是具有一定的学术理性的。

　　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公开亮相

　　早在1974年，台湾就流传过大陆版《毛主席语录》，不过只是极小范围的“内部阅览”。但30年后，《毛泽东语录》却在台湾各大书店公开登场了。在台湾大学对面著名的“诚品书店”里，笔者亲眼看到火红的《毛泽东语录》就摆在进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问服务生书卖得如何？回答是：“不错，已经是数次进货了。”

　　关于《毛泽东语录》内容，原版林彪的“再版前言”被删除，代之以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撰写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精美的封面则印着三排艺术感很强的醒目大字：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毛泽东精神如何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

　　“征服全球的红色资本家最推荐的交战手册。台商西进，经营大中国的唯一圣经！”

　　翻开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原版的全部内容，又增选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文章。最后还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构成：其一，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来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其二，20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笔者理解，杨照的意思是，毛泽东靠这三条，打败了蒋介石，影响了全世界。

　可见，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同时也不排除商业动机。

　　知识精英眼中的毛泽东

　　在海峡两岸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时期，台湾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仍暗藏着种种“困惑”。尽管他们并不认同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但对于历史结果的探询则从来没有停止过。

　　年过七旬的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竟在晚年完成了两部毛泽东研究著作：1999年9月出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出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据韦教授自述，前一本书因受佛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最后作者给出的学术断语是：“‘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今日对毛的评价，在知识分子阶层，难免分歧，在中国广大的百姓心中，其神化的地位，似仍相当巩固。在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后一本书可以看作是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和史实验证。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要宽阔得多。这里的宽阔，指视野，也指深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近年他的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下册），以翔实的史料和精确的叙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关于专业，我们谈得很深。有一次他随口说出：人们对毛的评价是不容易一致的，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能称得上是“人物”的，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具有多重涵义且分量很重，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读”，但一个铁定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终究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历史将在自己的系谱中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笔者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比如，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如何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聚集起如此强大的力量，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都只是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他为什么能拔地而起并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陈院士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达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许倬云院士曾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我理解，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

　　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痕。

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