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墓碑的蠱惑 (1/4) by鶴齡
一 我親歷的三年困難時期
上世紀1959—1961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是一個客觀存在,由災害加上人禍以及蘇聯逼債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饑荒使得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現象也是一個客觀存在。
我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過來人,雖然當時在學校寄宿讀書,但從未斷絕過與鄉下的聯繫,且於1961年下學期至1962年上學期休學一年在家種田,對自己活動範圍內當時發生的事情還留着比較深的記憶。
那時的生活確實很苦很苦,而且,父母也因飢餓都得了水腫病,但是,由於政府定期發了一點黃豆白糖給以食療,他們都沒有餓死,父親活到69歲去世,母親活到了79歲。所以,我家總共13人(祖父母、父母、兄妹姐弟7人、兩個未嫁姑媽)絕對沒有誰餓死。把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家庭算起來,人數就更多,也沒有人餓死。我們生產隊100多人,沒有人餓死。
我所在的學校一千多人,死了兩個,但是,嚴格說起來,不是餓死。一個是我們班裡馬世傑,高高的個子,和我們一樣的定量糧食,比我們這些小個兒自然更餓些。因為吃谷粉(稻穀沒有去殼碾成的粉子)太飽,加上他的腸子先天性有一處較薄,脹破穿孔,送醫院搶救,不治身亡。還有一位是初中年級的女同學,因吃蓖麻子中毒死亡。不是這種特殊原因,這兩位同學也絕對不會死的。
我同班的50多個同學,以及認識的其他班同學,沒聽說有親人餓死的。
在那個時候,要說不餓是假的。1959年剛上高中時,學校還是大甑蒸飯。不久就改用磁盆蒸,用一塊竹製的“刀”片,通過飯盆的圓心劃直徑,將一盆飯劃做八個小扇形,每人隨便挑一塊。這就是一餐的食物。由於扇形有大有小,後來就較了真,切割以後,由一位力氣較大的同學捏着飯盆,使勁一轉,等飯盆“落位”,各人夾取對應在自己位置上的這一把“飯扇”,再後就更較真了,覺得這種辦法還是無法做到公平公正,於是,學校就改成了瓦缽子蒸飯,每人一缽。
其實,糧食指標也就減了2斤。我們高中部男同學由35斤減到33斤,女同學由33斤減到31年。
從湘潭市到我家石壩120多里,我多次徒步往返過,從沒遇上過餓殍。直到今天,我也沒遇上過餓殍。道上滿是屍體的情況倒是遇上一次,但不是在那三年,而是在1968年我從部隊回家探親的返程中遇上的。因為涓江(湘江支流)漲水,一隻渡船翻到攔河壩下,船上幾十人全部遇難,花石鎮立即哭聲一片,打撈上來的屍體暫時就擱在路邊,慘不忍睹。
死了幾十個人,那是多大的事啊!區里馬上通知到公社,公社馬上通知大隊,大隊用廣播立即通知到各家各戶,清點當天本隊到花石去的人。
這次事故的慘痛代價,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第二年,涓江上便架起了一座花石大橋。大躍進修起的湘潭至花石公路不久後就延伸到石壩。聯繫到我親身感知的新中國為在極短時間內根絕天花、鼠疫、霍亂、虐疾等重大流行疾病所作的種種努力,所以,當我2008年在華商雜談第一次看到“餓死3600萬”時,腦子裡立即出現了這兩個字:謠言!人民政府聽任3600萬人活活餓死而無動於衷,哪有這樣的可能呢!
於是,便開始對這個謠言進行揭露和批判, 輯成《百問楊繼繩》一集,計125問。
二 楊繼繩父親餓死造假
首先接觸到的是《墓碑·前言》,大略流覽一下,就發現了破綻: 楊繼繩所說父親餓死有假(《6問:你父親是餓死的嗎》)!
他的家鄉人把樹根樹皮刨光了,卻把地里的花生苗留着,等他從學校回來挖!怎麼解釋?(《4問:你家鄉人是否喜食樹根樹皮而厭食花生苗》)
其他啃光樹皮樹根的地方是餓殍遍地人相食,而他家鄉啃光樹皮樹根的大饑荒,卻只餓死了他父親一個人!怎麼解釋?(《3問:全國餓死人全知為何家鄉的卻全不知》)
家鄉的大饑荒到了啃光樹皮樹根的程度,20里外坐在學校里的他竟然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怎麼解釋?
……
一篇描述父親餓死的文字,可以說是漏洞百出!
於是,我寫了一篇《一個彌天大謊——墓碑作者父親不是餓死的》 發在華商雜談。又在《炎黃論壇》掛了個號,將本篇送了過去。可是,不過刻把鍾時間,就連文帶號一起被和諧了!後來發現《炎黃論壇》有位“shao1949”對這篇文章提出了反駁。於是,又寫了一篇《再議《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餓死的——答“shao1949”》。
楊繼繩對此,一直沒有作答。
最近又有新的發現,據他自己說,他父親的餓死與他獨吞了生產隊分給其父的一斤救命牛肉有着直接的關係(《1問:你父親豈不是你害死的了》)!
還有,是兩年前從他嘴裡透露出來的信息,其父死前臥床的三天,他並沒有在家服侍,帶回的三斤米也被別人吃了。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如果他父親是餓死的,其原因應該歸咎於他的見死不救,聽任自己的父親活活餓死了(《2問:父親快“餓死”了你為何見死不救》)!
2014年,有採訪者提出了本人揭露其父餓死造假的問題,他說:“他提這個問題就是不信任我,我當然不回答。” 這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嘛。要是我信任你,還有這個問題提出來嗎!
他還要我“花一天時間跑一趟”到他家鄉去調查,有這個必要嗎?像樹皮樹根啃光卻把花生苗留下之類的矛盾問題,調查你楊繼繩就足夠了!只要你能解釋清楚明白,本人自然也就信服你了(《5問:不信任你的人提問就可以“當然不回答”嗎》)。
一個連父親“餓死”也造假的人,誰能相信,從他嘴裡吐出的都會是真話!
三 毛時代為自己準備的自衛武器
“餓死3600萬”,是楊繼繩造出的一個天大的謠言。
他的“餓死3600萬”是怎麼來的呢?他在《三駁孫經先》中說:“我一再聲明,我不是人口學家,我在書中說非正常死亡3600萬,是採用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們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取一個中數。這就是《墓碑》第23章。”
那麼,這些中外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又是怎麼來的呢?曹樹基先生認為是“瞎子摸象”摸出來的,楊繼繩自己則認為是“隔靴搔癢”搔出來的。(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見丁學良的評《墓碑》)。
無論是“摸”也好,“搔”也好,其結果無一例外,都不正常地減少了1961年和1962年的總人口。但是,他們卻沒有考慮到,毛時代早就為自己準備好了自衛武器,在這個時候派上了大用場。這個武器就是 1964年6月30日進行的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這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最可靠的人口數據。
我國1949年總人口為54167萬人,到1964年6月30日為69458萬人,增加了15291萬人,14年半的增速為28.2% 。這是一個約41年翻番的人口高速增長速度。這是一個帶有恐怖性的人口發展速度。如果任其發展,至2075年,我國人口將達到45.7億人(見下表)。
1949年 54167萬 1964年 69458萬 1978年 89066萬 1993年 114182萬 (約41年翻番)
2034年 228364萬 2075年 45.7億
任你怎樣造謠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00萬、4000萬還是七、八千萬,都無法否定這個真實的歷史,新中國自1949年起,經過三年困難時期至1964年6月30日的14年半時間內,人口是以帶恐怖性的高速度飛速發展的!
無論你把那三年的年總人口調成什麼樣,都有一個與1964年6月30日總人口的 “接軌”問題。 接不上軌的就是“鬼”!
譬如:美國人口學家班久蒂,1963年的中國總人口被她修正為67420萬人,1964年修正為69610萬人,比1963年增加了2190萬人。用1964年6月30日的普查數據進行檢驗,這一年的上半年增加了2038萬人,下半年僅增152萬人。這個“修正”是修正了還是修歪了?不言自明(《8問:班尼的“修正”是“修正”還是“修歪”了》)。
再說楊繼繩推崇的王維志,他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60年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太少,憑自己的“體驗”調高到減少1500萬人。可是,按照他的“體驗”數據分析,1961年懷胎和生育的婦女竟然高達3240萬人,然而,就在這樣的人口生產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他又“體驗”出這一年餓死了1070.6萬人! 有這個可能嗎?( 《10問:按王維志的回推法 1961年有可能餓死人嗎》 )
建立在這些“成果”之上的楊繼繩的損失7600萬的“成果”又是個什麼東西?!他的這個7600萬是由餓死3600萬和少出生4000萬兩個部份構成的。其中的“餓死3600萬”是謠言,而由少生導致的所謂“人口損失” ,其實是他為蠱惑人心混淆視聽而別出心裁的一個偽命題。
四 所謂的“損失人口”是個偽命題
首先,所謂損失,是指具體的東西被損毀丟失。根本就不存在的“虛擬人”,損失何來?再說,當時的中國,也不是必須鼓勵生育的人口稀缺國,而是一個人口增長遠遠地超過生產力增長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國。
我國1949年總人口為54167萬人,1959年總人口為67207萬人。10年淨增13040萬人。我國1958年死亡781萬人,10年平均以死亡700萬人計,總共死亡7000萬人。這就是說,我國1959年的67207萬人中,吃飯不能做事的0—9歲嬰幼兒就高達20040萬人,將近占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一支多麼龐大的“淨消費”隊伍,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曾有過一支這樣的“淨消費”隊伍?有哪個國家可以得心應手地面對短時間內湧現出的這樣一支“淨消費”隊伍?不用說幾十年前生產力十分低下的中國,即使是今天的美國,也不一定具有這樣的應對能力!
從這個方面分析,正是由於連續多年的人口高速增長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國家領導人產生了加快發展生產的緊迫感,與此同時,節制生育也開始提到了議事日程。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主席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當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萬時,嚴肅地說道:恐怕要提倡一下節育,多印一點避孕的書,製造避孕的藥品和器具。
1957年10月25日,《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據福建永泰縣誌記載,1959年10月,也就是在全國“餓死3600萬、損失人口7600萬”的“進行時”中,該縣卻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四項手術(男扎、女扎、人流、上環)——這應該不是獨例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因為福建不是人口大省,永泰也不是人口大縣。
1962年12月,在剛剛“餓死3600萬、損失人口7600萬”的中國,中共中央、國務院卻發出了《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 !
再看浙江的平湖市(原平湖縣,該縣1963年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1949年全縣總人口277049人,比1912年的281876人減少3747人。……1949——1962年全縣淨增人口59933人,總人口增至336982人。五十年代婦女總和生育率高達5.23人,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5個以上孩子 {平湖的計劃生育工作(1949—1978)}。
根據平湖市1949年和1962年的總人口數量,估算出它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46年翻一個番。46年翻番的速度對應的是“育齡婦女平均生育5個以上孩子”。而根據楊繼繩的損失7600萬推算出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卻是30年翻一個番!與這個增速對應的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孩子則估計應在7個以上或8個以上!按照這個速度增長的人口數量,我國人口將在60年後的2077年翻成一百個億(12問:《損失7600萬人是個什麼概念》)!
這是一種多麼恐怖的景象!而楊繼繩卻在這種毀滅性的人口增速上以筆為刀,大肆討伐新中國造成的人口“損失”,卻不見他也替民國政府算算賬:平湖市1912年的總人口,經過37年的繁衍,不但一個沒增,反而減少了3747人!試問:平湖市這37年損失了多少人口?全中國這37年損失了多少人口?
如果拿30年翻番的增長速度衡量,整個民國時代損失的人口應以數億計,不知損失了多少億人口!
五 孫經先對當時人口出現異常減少的科學論證
為了探求真相,2008年12月24日,我在華商雜談發了一個《上世紀三年饑荒餓死人網上調查》帖,帖子鎖了又發,發了又被鎖。先後發了7次,歷時將近20天,直到發不出了為止。調查的內容是:調查對象當年的祖輩、父輩、子輩三代人中在那三年死了幾個人。結果點擊4200多人次,留言的81人,只有兩位網友代表的兩個家庭共死了3個人。平均27個家庭三年死亡1人,雖然這個數據不能表示全面的情況,但是,對於楊繼繩的17個人餓死1個(6億人餓死3600萬)來說,無疑是給予了狠狠的一擊!
我在回答“專門註冊為抬槓”網友勸我放棄調查時說過:“至於調查的問題,我想還是堅持下去,我不相信:天上飛着的3600萬隻‘鳥兒’,就永遠不會有十隻百隻千隻飛進我的‘網’里”,而調查結果卻與我期望的正好相反。
為什麼會這樣?孫經先先生替我們找到了原因:天上根本就不存在飛着的3600萬“鳥兒”。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孫先生發現:我國人口在1957—195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093萬人,1965—1979年期間異常增加合計1534萬人,兩個時段共計異常增加2627萬人。
我國人口在1960—1964年期間異常減少2654萬人。
這一增一減的兩個數據令人驚異的高度吻合在一起!是什麼原因使它們吻合在一起的?孫先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巧合。它從我國的人口遷移中尋找原因。結果正如所料。
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中提供的數字,孫先生發現:
1956—1959四年中,我國市鎮人口增加4086萬人,而其中的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產生的增加)卻只有1076萬,還有3010萬人則是從農村遷入的(當時,特別是大躍進開始後市鎮確實接納了大批農村人口)。可是,同期在農村原藉辦理遷出手續的卻只有1938萬人,還有1072萬人,既在市鎮落了戶,又保留了農村戶藉。他們的雙重戶藉使得這一時期異常增加了1072萬人(孫先生推斷的數據為1144萬人)。
1961年—1963年中,因為精簡市鎮人口而遷出市鎮並辦理了遷出手續的人有2325萬人。但是同期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的卻只有948萬人,1377萬人漏報戶籍。如果考慮到1960年和1964年,五年共有1510萬人漏報戶籍。
孫先生指出:“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工作中,精簡的重點就是1956年—1959年期間從農村遷移到市鎮的人口。隨着這些人員返回農村,這些人中那些重報虛報戶籍的人員,他們的雙重(虛假)戶籍問題即使沒有在落實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被解決,也會隨着他們返回原籍而被自動解決。”
“1960年—1964年期間,既出現了大量漏報戶籍的現象(漏報戶籍人口總數1510萬人),又出現了大量的重報虛報戶籍現象被逐步消除的過程(被消除的戶籍人口總數1144萬),這兩方面合計2654萬人。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一時期我國戶籍人口大規模的異常減少!這就是這一時期我國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真正原因。這一原因與人口死亡沒有任何關係。”
1959年前後幾年,我國人口發生的兩次反向大遷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在大遷徙的過程中出現的重報漏報戶籍現象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凡是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這兩次人口大遷徙的。我的三個姑媽和姑父、姐夫、妹夫、妹妹都是1958年前遷入市鎮戶籍的。姑父、姑媽的原籍戶口不知是否遷出,但姐夫、妹夫和妹妹原籍戶口都未遷出,不知當地是在何時消除的。另外,熟悉的人中,有兩位堂叔、以及本生產隊譚氏父子三人流入江西落戶,原籍戶口沒有遷出,也是不知何時消除的。
這兩次人口反向大遷徙,《墓碑·第二十四章》也有記載:
在這次會議(“五月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城鎮人口在1961年已經減少1000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873萬人)的基礎上,1962年又減少1000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1961年、1962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人以上。 精簡工作1963年還繼續進行。從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減少職工1940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淨減職工1744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300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1963年6月,共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左右。
……
因此,孫先生從人口遷徙中探究出的1960—1964年這段時期人口大量異常減少的原因,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說明:此節涉及孫先生所論的問題,如與孫先生原意有出入,則系本人理解的偏差,請孫先生批評指正。
六 “餓死3600萬”是個什麼概念
在孫先生對1960——1964年人口大量異常減少作出合理解釋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三年餓死3000萬”和楊繼繩的“四年餓死3600萬”進行分析。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1959、1960、1961三年總計死亡3601.9萬人,平均每年死亡1200.6萬人。這個死亡人口數據包括了人口遷徙漏報戶籍等原因造成的“假死” ,所以,“三年”實際死亡人數遠低於此數。別開“假死”的因素不論,即以三年死亡3601.9萬人為“准數”,分析得出的結論也是:“三年”與我國任何時期比較,都不存在餓死3000萬;“三年”與同期任何國家比較,也不存在餓死3000萬。
促成“餓死” 3000萬人的前提條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為3. 02‰ 。這是一個世界各國都無法企及的標準。全世界除了科威特在2005年降到2.42 ‰以外,再沒有第二個國家曾經達到過這個標準。所以,我將它稱之為“降伏餓死3000萬的核武器”!
然而,楊繼繩的“四年餓死3600萬”,卻要求我國那“四年”的年正常死亡率比3. 02‰還要低,達到“四年餓死3600萬”的前提條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為2.76 ‰。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達到的低死亡率標準的前提下,楊繼繩在 《墓碑·前言》中以蠱惑煽動的語言大談起了: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當楊繼繩的餓死3600萬謠言被揭穿後,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餓死3600萬是個什麼概念。如果當時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那麼:
1980年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國家新加坡的241萬人,就“餓死”了5254人。
1970年美國“餓死人”191萬以上。
2009年是美國有記錄以來死亡率(7.41‰)最低的一年,卻有“餓死人”134.8 萬。
2016年,中國“餓死人”598.7萬,而且,年年都得餓死幾百萬!
1980年全世界“餓死人”3247萬以上,而且,年年都得餓死幾千萬
這個數字相當於地球上每年打三次“一戰”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相當於地球上每年打一次“二戰”的死亡人數!
這個數字相當於地球上每年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相當於美國每年向地球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13問:如何面對這個降伏“餓死3000萬”的核武器》、《14問:為何限定我國“四年”人口死亡率為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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