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墓碑的蠱惑 (2/4)

         七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成因

在災荒的成因上，楊繼繩又是“沒有天災，十分人禍”的謠言製造者。他將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口頭講話中提到的：有些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例如，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歪曲篡改成是劉少奇自己針對全國形勢提出的看法（《54問：為何篡改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又將中共中央《決議》提出的“主要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曲改成，“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的具體化”（55問：《為何曲改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最後，落實到他自己的“完全是人禍”即“十分人禍”。

為了使“十分人禍”落實到位，他無視我國當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在當時國際社會已形成共識的歷史事實（《45問：中蘇聯合公報所載“嚴重自然災害”是造假嗎》），憑自己想當然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調子，國家統計局不可能提供與此相反的數據”和“各級地方政府層層上報災情數據時，總是誇大災害”，否認國家統計局的災情數據：1959－1961年，全國自然災害是相當嚴重的。1959年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繼1959年大災害後，1960又發生了建國以來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

他在《信陽事件》中大量引用張樹藩的回憶文章時卻不引用張說的“到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48問： 為何抹殺張樹藩對信陽百年不遇大旱災的回憶》）；他在《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中，引用《通渭縣誌》記載的1962年“風調雨順”，卻不引用《通渭縣誌》記載的 “1959年7月，全縣各地連降大暴雨，糧田受災面積30%.沖毀房屋1. 28萬間，沖走田間勞動社員11人”和“1960年。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群眾生活極為困難，國家回銷口糧、種子、飼料糧共4049萬市斤。”（《51問：為何只提通渭的“風調雨順”不提“自然災害頻繁”》）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他在《墓碑·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中，將綜合影響導致三年災荒的天災、人禍、蘇聯逼債三個因素切割開來，得出了“即使從官方公布的數據中，我們也難以得出餓死人的原因是天災”的結論；得出了“蘇聯撕毀合同不是大饑荒的原因”的結論。

請問楊繼繩：有誰說過“三年經濟困難是自然災害一個原因造成的”嗎？有誰說過“三年經濟困難是蘇聯逼債造成的嗎？”

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1959年到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給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而蘇聯毀合同）嚴重地擾亂了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大大加重了我們的困難。”）

天災、人禍、蘇聯撕毀合同，三個原因，一個也沒有遺漏！

而且，人禍是由毛主席最早提起的。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就指出“人禍也來了”！ （《47問：當年蘇聯真的沒有逼債嗎》、《52問：是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嗎》

         八    沒有嚴重天災就沒有信陽事件

天災、人禍，究竟誰是主因？《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一、信陽事件》給出了答案。《信陽事件》是楊繼繩“濃墨重彩”記述的《墓碑》開篇。其中的《信陽事件·2、《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徵購目標》》有這樣的一段：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徵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小一些，但也認為徵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 億斤。省里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徵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征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徵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

由上面的數據分析出的當年信陽地區糧食情況：

（1）1959年估計產量64.27億斤，比1958年增產3.82億斤，增長率6.3% 。如果沒有天災，這個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說明河南，至少可以說是信陽，1958年的浮誇燥熱已經降溫。

（2）如果目標實現，這是一個政府與人民互利雙贏的理想結局。雖然徵購比率下降了0.2個百分點，政府徵購卻增加了4300萬斤，百姓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增加40斤達到643斤。

（3）15%上下的徵購比率在今天來說是很高的了，但在國家主要依靠農業支撐國民經濟的當時，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並不像楊繼繩所說的“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徵購目標》”。

（4）即使是1959年層層加碼後的高徵購10.49億斤，只要維持了1958年的總產量，徵購比率雖然提高到了17.4%，但是，完成了高徵購任務後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仍然有588斤，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與生產。

 在這樣的前提下，人禍的陰影無法“露臉”，更不可能作惡為禍，因為飢餓絕不可能發生，搜糧之類的惡行也絕對不會出現！

正是由於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使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46.1%，比估計產量整整少了一半。即使國家不徵購一粒糧食全部留給農民自己吃，人均占有糧食量也只有383斤，除去種子飼料，勉強維持生存尚且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人禍，各級領導都能實事求是，正視災情，上報災情，一方面領導群眾生產自救，一方面爭取減征免購，在緊急時刻，爭取國家救助，災荒就可以平穩渡過，不致於產生嚴重危害了。

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各級領導中，客觀上存在着人禍的因素。這時候，它的陰影、它的危害就顯露無遺了：隱瞞災情不報，省里按豐產測算的9.6億徵購照征照購，地委加碼到10.49億斤的徵購一粒不能少，農民交不出怎麼辦？就逼就搜就整……一系列的問題就這樣冒出來了！（《49問：如果信陽沒有天災 “人禍”還能危害嗎》）

由此可見，信陽事件的發生，主要原因是嚴重的天災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是由天災與人禍的合力造成的，而不是什麼“十分人禍”！

        九     篡改曲解中央領導的講話

楊繼繩在《墓碑》中大量引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省、地領導的講話。經過查對，其中有些是被他篡改或是曲解了的。譬如：

《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一文中有：周恩來總理強調指出，這一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墓碑·第十五章·二》：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

儘管楊繼繩只改了四個字，將周總理說的“這一時期”篡改為“在經濟困難時期”，話的內容和性質卻天差地別！周總理的“這一時期”是指1959年4月——1964年12月的6年，而“經濟困難時期”則是指1959——1961的三年，也就是楊繼繩們所謂的“餓死三千萬”的三年。網上常見有人咀咒，自己餓死3000萬，還在拿錢送別人。此語就是源出於此，足見楊繼繩的陰險惡毒（《53問：為何篡改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口頭講話》：“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 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明白無誤的是指“有些地方”，可是，卻被楊繼繩篡改成是劉少奇針對全國“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是“ 劉少奇進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54問：為何篡改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被他曲改成“這實際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具體化”。（《55問：為何曲解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針對包產到戶的單幹風說的，“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幹、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被他篡改成“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批評了對形勢估計‘一團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56問：《為何篡改毛主席的會議講話》）

在合作化問題上，毛主席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楊繼繩挪過來說是毛主席批潘復生（《115問：毛主席批小腳女人是怎麼回事》）

毛主席和中央及省地領導人的講話，被他篡改曲解了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

       十       謠言專家的謠言大本營

楊繼繩無愧為一個謠言專家，他的《墓碑》既是謠言的策源地，又是謠言的集散中心。社會上形形色色的攻訐毛主席、共產黨的謠言，在《墓碑》中幾乎都有出現。如：毛主席西餐菜譜、毛主席的行宮、毛主席自寫“毛主席萬歲”口號、“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等等。

據孫經先先生揭露，周伯萍先生所說的，1961年年初的全國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少增加了大約3000萬，被楊繼繩篡改成“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楊繼繩顯然認為這件事已經死無對證，可以任他編造了，於是就在同年9月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個版本，進一步篡改為“全國餓死幾千萬”。

還有，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來總理之命，編制的是《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全國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數據。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但是，這一歷史事實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進行的全國性調查”。《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被篡改為《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調查的內容“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及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被篡改、偽造為調查“餓死人的數量問題”。（《57問：為何造謠“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

楊繼繩在《墓碑·第十四章、大饑荒年間的城市生活》中專寫了一節《六、關於“毛澤東不食肉”》，由毛澤東不食肉胡扯到毛澤東的西餐菜譜，又胡扯到毛澤東的行宮別墅。

《墓碑》：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對此，龍劍宇在《毛澤東家居》一文中指出：對於這一說法，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工作人員認真查對該館保存的毛澤東遺物，從毛澤東的食譜、菜譜及其相關記載出發，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相當的結論：毛澤東是“凡人時代最不平凡的人”。

現存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的毛澤東菜譜、食譜共計23份，其中食譜15份，…… 食譜是實際吃過的飲食清單，而菜譜卻是常備的而不一定實際食用過的飲食清單。

2010年6月10日，韶山紀念館邀請到毛澤東的秘書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衛士張木奇，暢談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澤東“吃西餐”的事說：“這個沒有聽說過，按照我的估計，不會的！主席吃飯很簡單，就幾個小碟……”

由此推斷，這本西餐菜譜只可能用於國宴即接待外賓所用，可為佐證的是，毛澤東1961年9月在武漢東湖甲舍宴請蒙哥馬利元帥，當時的菜單就是：“四乾果、四鮮果、四涼菜、麵包、奶油豆蓉湯、鐵板扒鱖魚、元帥蝦、什錦炒飯、奶油克斯、水果拼盤、飲料。”（《秘書談毛澤東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計，不會的》)


關於毛主席的行宮別墅，楊繼繩在《墓碑》中用了極度誇張的富於煽動性的語言。如“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啊，“這些‘行宮’極盡奢華，氣派非凡啊”。可是，查對了他點出名字的8個行宮，大都是毛主席因工作關係住過一次、幾次或多住了幾次的地方政府招待所！（《58問：它們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其中的四川金牛壩賓館，毛主席雖然也住過，但鄧小平入住九次，卻不叫鄧小平行宮！（《59問：四川金牛賓館是毛澤東的行宮嗎》）

更可惡的是，濟南南郊賓館，其“酒店大事記”明確記載着，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夫人、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人大委員長彭真、總書記江澤民、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共十個國內外要員曾經入住其間，然而，楊繼繩卻不說是他們的行宮偏要說是“榜上無名”的毛澤東的行宮！（《60問：濟南南郊賓館是毛主席的行宮嗎》）

被楊繼繩着意渲染的韶山滴水洞行宮，原來卻是時任湘潭地委書記胡耀邦最先入住的規格低於南嶽干休所的普通干休所（61問：《滴水洞是毛主席要求建的別墅嗎》）。

楊繼繩跑遍神州大地，據說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卻連這種最易獲得的“一手”資料都沒有看到？！

繼楊繼繩為毛主席“造”行宮之後，網上隨即掀起為毛主席大“造”行宮的高潮，“造”行宮61處，有的主流媒體也不甘落後，投入了“造”行宮之列 。如2009年6月19日的《金華日報》發表了該報記者李根榮的《金華神秘的601別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62問：金華601別墅是毛主席的行宮嗎》）。又如2009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發表遲澤厚的《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 （63問：《廣州南湖工程是為毛主席修建的行宮嗎》）。

經辯析，金華601工程應是20軍自建的戰備指揮所，而南湖工程則應是廣州軍區興建的違法建築，它們絕對與毛主席沾不上邊！

       十一    隨口亂道的治“史”之道

楊繼繩的同道將他吹捧成是一個“治學嚴肅”和“論證理性嚴密”的學者。而《墓碑》中所見，卻是怪論謬論，層見疊出，顯示出楊繼繩治“史”的隨口亂道。

在楊繼繩的嘴裡，非正常死亡就是餓死。一時說的是非正常死亡，說着說着，又變成了餓死。明明是在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算着算着，結果卻成了餓死人口。當孫經先先生指出他的計算公式錯誤時，號稱學者的他，竟然會作出這種叫人難以置信的解答：

“在千萬數量級中，十萬級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說，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的人口。”

此語與“可以近似地說，中國人口就是中國大陸人口”一樣的荒謬！也與“可以近似地說，中華民族就是漢族”一樣的荒謬。（《64問：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人口嗎》）

還有，他按照常熟縣誌的人口數據估算的該縣餓死人數，被他轉換成了常熟縣誌記載的餓死人數（《65問：按縣誌數據估算的餓死人數等於縣誌記載的嗎》）

還有，他認為：人口淨減少，必定餓死了人，而且，餓死人數量，必定大於人口減少數量。可是，當我用一組可以直觀的數字對它進行檢驗時，結果是並不如此！（《66問：人口淨減少與餓死人有必然關係嗎》）

還有，更可惡的是，在《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裡，他乾乾脆脆地將那些按照他的“理論”應該成人而沒能成人的卵細胞直接轉換成餓死的人，乾乾脆脆地將外出逃荒的人直接轉換成了餓死人，以達到他宣稱的“通謂餓死三分之一”的標準。不但失去了做論的底線，也失去了做人的底線！（18問：《憑什麼將未成人形的卵細胞充餓死人人數》）。

還有，他還想當然的認為，“在1958到1962年間，死亡普遍少報，而出生少報的情況較少。”並以此為由頭，隨心所欲地誇大非正常死亡人口。可是，實際並不如此。如：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0年出生的人數，40年後增加了77萬！這就是說，1960年出生的人，在四十年內一個不死，至少也漏報了77萬人。估算出的數據是 ，1960和1961兩年共漏報出生人口574.6萬人（《67問：出生人口少報的情況較少嗎》）。

還有，由於新修縣誌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所以，有的地方誇大死亡人數也不是希罕的事。如滎經縣誌記載的1962年總人口數據，比推測出的應有總人口少了41100多人，經辯析，應是多報了41100多死亡人口。（《32問：當時滎經縣的人死了一半嗎》）

還有，根據江渭清一個吹噓炫耀自己的故事，他作出了“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的荒唐結論。（《68問：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嗎》）

還有，中央對山東省委的一個十分正常的人事安排，被他說成了是毛澤東“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 《69問：毛主席利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嗎》）

還有，組織農民互幫互助的農業合作社，被他說成是國家為了更好的抓徵購。（《70問：歐文散盡家財辦合作社是為徵購糧食嗎》）

還有，毛主席說了“還是辦人民公社好……”，被他認定是“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於領導”（《71問：沒人民公社時毛澤東是怎樣做到“便於領導”的》）。

還有，毛主席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行為，毛主席拒絕赫魯曉夫提出與中國合作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的要求，被他惡搞成是與赫魯曉夫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72問：毛主席是怎樣與赫魯曉夫爭當“頭兒”的》）

還有，前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向中央作過檢討後，於1959年廬山會議後調任公安部長，楊繼繩由此得出結論，“毛澤東喜歡重用犯過錯誤、承認錯誤並向他表示忠心的幹部。這樣的幹部最聽話，最好控制。”

謝富治走後，閻紅彥繼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中共雲南省委對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承擔了責任”，楊繼繩由此又得出結論：“這是為中央領導人開脫。在出現全局錯誤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中央承擔責任，這是拍馬屁的最好機會和方式。這時你幫助中央領導人下了台階，中央領導人就會讓你的職務上一個台階。”（《73問：閻紅彥的職務上了一個台階嗎》）

還有，毛主席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而李錦泉不聽指示，對此，楊繼繩認定是，“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里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 （《74問：李井泉敢靠“揣摩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決策政務嗎》）

還有，劉少奇講話，“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的時候，毛主席插了句“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 據此，楊繼繩認定，毛澤東“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言下之意是毛主席對餓死人看得很輕（《75問：對餓死人問題  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

還有，他在說着“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湖北餓死了30萬人”的時候，卻認定當局把餓死人問題視為禁區（《76問：餓死人問題是禁區嗎》）

還有，本是自然災害加上人禍等因素造成的三年經濟困難，被他認定“完全是由於人禍”（《77問：為禍的人沒去 “大饑荒”怎麼收的場》）。

還有，他胡說什麼“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78問：中國五千年奴隸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嗎》）

還有，毛主席說的“（鋼鐵產量）十五年趕上或超過英國”，基本上及時兌現，他卻認定冒進了十多年（《79問：毛主席說鋼鐵產量15年“超英趕美”沒實現嗎》）。

還有，“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之前，毛澤東專門找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開會。從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到武漢市和太原市委書記，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慶、馬鞍山等主要鋼鐵基地負責人，毛澤東一個一個地詢問‘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說行。”這才確定了“1070萬噸”，卻被他胡說成“這麼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邊三言兩語決定了。”（《80問：“1070”萬噸鋼是三言兩語決定的嗎》）

還有，胡說“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116問：近百年的歷史怎麼了》）

      十二    選擇性視盲暗藏的殺機

 
《墓碑》顯示出的楊繼繩，選擇性視盲非常嚴重。選擇性地對待毛主席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兩個報告分別作出的兩個批示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1958年6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連續報導了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等地發放的小麥高產衛星。6月初，趙紫陽到從化縣調查了4天，6月8日給省委寫了封信。此信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毛主席看後，於7月3日作出批示。這個批示的主要內容是反對浮誇風 的。

1959年2月22日，毛主席對趙紫陽的另一報告作出批示。報告和批示的主要內容是反瞞產私分。

楊繼繩對毛主席前一個批示視而不見，卻對後面這個批示大加渲染：“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81問：毛主席對廣東報告兩個批示為何棄一揚一》）

實際上，毛主席在作出這個批示後，便開始思考為什麼會出現瞞產私分的問題，第二天就南下調查，開始了對這個批示的糾錯。然而，楊繼繩對此卻又視而不見了，一個勁兒說着反瞞產私分造成的惡果，並把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毛主席！（《82問：為何隱瞞毛主席對〈反瞞產報告〉所作批示的糾錯》）

又如，楊繼繩在《墓碑·無為風波》中，大量引用謝貴平文中的餓死人、人吃人故事，卻對謝文中提到的縣誌記載的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視而不見，隻字不提。（83問：《為什麼不引用無為縣人口嚴重外流的信息》）

再如，他在《墓碑·天府飢魂》中大量引用東夫《麥苗兒青菜花兒黃》的文字，而對書中提到的一個影響四川特別是溫江糧食減產的“千萬畝萬斤田”事件卻視而不見，用幾個字一語帶過。因為，這是總書記親自支持的（《84問：為何不寫四川的“千萬畝萬斤田” 事件》）。

還有，東夫的文中有“李錦泉當年的秘書陳振寰回憶：鄧小平到四川時說，調糧問題，四川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則，國際影響就大了”，他不引用該文，卻選擇了廖志高的“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一些。”（《85問：當時中央說這混話的領導人是誰》）

還有，引用康濯的《毛主席到了徐水》，卻省略了毛主席對全社平均畝產七百五十四斤就發出的“不少啊” 讚嘆！（《86問：為何省略毛主席到了徐水的這些內容》 、《87問：毛主席真認為徐水糧食吃不完嗎》 、《88問：這不就是“徐水鬧劇”的“完美”結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