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新美國人普及點兒常識

----美國在大城市生化實驗 百萬人被感染卻一無所知

美國在1950到1960年代，做過多次“模擬生化武器襲擊”實驗，而他們實驗的場所並不是在實驗室，這一系列“生化武器”實驗發生的地方，正是包括紐約、舊金山在內的美國大城市；而被實驗的對象，正是生活在這些城市裡、千千萬萬對這個生化細菌實驗一無所知的普通美國民眾...

國際社會對生化武器的擔憂，從一百多年前就開始了。

從生化武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出現後，人們就對生化武器的殘忍和恐怖十分震撼。

1907年的海牙公約中，就規定了在戰爭中使用危險的化學武器是非法的。

儘管如此，在一戰時期，還是出現了大規模的化學戰。

從催淚瓦斯、到氯氣、到氰化氫...各種各樣的生化武器在戰爭期間被參戰國們開發、使用、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員死亡、殘疾，甚至沒有參戰的平民也深受連累。

所以在一戰結束後，世界各大國坐下來談判時，對生化武器的控制就成為了大家的一個共識：這種東西猶如潘多拉魔盒，徹底打開了就關不上了。

我們彼此之間如果對此毫無約束，今後兵戎相見之時還大範圍使用生化武器，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後果難以預計。

不如趁現在，我們就約好，嚴格限制這些一旦用了就可能收不住的危險武器。

於是，在1925年，法國政府帶頭組織各大國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致力於防止包含毒氣、細菌在內的生化武器的擴散，美國也是這個議定書最初的簽署國、支持者。

可是，議定書的出發點是美好的，現實卻太殘酷。

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即便是簽署了《議定書》的各大國，表面上要求別國不要囤積化學武器，自己卻又悄悄地在開發和生產。

美國政府也沒有太把《日內瓦議定書》放在眼裡，直到珍珠港襲擊事件發生：在珍珠港襲擊之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在軍事上遭受過如此突然的挫折，面對世界軍事局勢，美國是姿態昂揚的、自信的；珍珠港襲擊之後，美國平民也好，政府和軍隊也好，都對美國的堅強產生了懷疑：一個念頭在無數美國平民、軍人心中升起：或許，我們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堅不可摧！美國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脆弱！

就在這樣的擔憂情緒的推動下，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啟動了一個非常計劃：在真正的敵人襲擊到來之前，我們自己先測試一下化學武器的威脅性！

為了達到最逼真的實驗效果，實驗的場地和對象，就是真實的美國城市裡、萬千普通的美國民眾！

【遊輪帶着細菌駛向舊金山，一天之內全城居民全部感染！】

所謂的“模擬生化武器襲擊”實驗，就是選取一種化學物質當做是“生化武器”，用它來“襲擊”一個真實的美國城市。

在襲擊之後，研究者們會觀察這種“生化武器”的擴散性，以便了解真正的生化武器襲擊可能帶來的後果。

當然，在軍方計劃中，這種化學物質不能真的有生化武器的殺傷力，不能真的對人群造成傷害，不然實驗就成了反人類罪了。

另外，這種實驗必須最好暗中進行，因為真正的生化武器襲擊是不可能讓被襲擊對象提前知道和預防的。

要滿足這兩個要求，就必須要找到一種傳播性強卻沒有危害的細菌，並做好實驗的保密工作。

1950年，美國軍方選取了兩種細菌，球芽孢桿菌（bacillus globigii）和粘質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的混合物，用來當做“生化武器”模擬生化襲擊。

選取這兩種細菌，主要是有幾方面的考慮。首先，這兩種細菌在當時的科學家們研究中，是對人體無害、絕對安全的。所以即便是在人群中傳播開了，也（應該）不會造成任何安全隱患。其次，粘質沙雷氏菌常存活於土壤和水之中，附着在食物表明時，會產生鮮紅色素，讓被感染的食物外觀非常明亮。所以在後續的感染研究中，非常方便觀察。最後，這兩種細菌存在的地方很有局限性，很多美國城市，如加州地區，是完全沒有觀測到這種細菌的存在的。不會對實驗結果造成干擾。 所以選取這種細菌投放在新的地點後，後續所有收集到的被感染數據，應該都可以計入是“生化武器”造成的後果，統計上對比也很清晰。

細菌選好後，用來做實驗的城市也被定下來了：舊金山。

選取舊金山的原因也很充分：首先這是美國著名的港口城市，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其次從海上吹向城市的風能夠在短時間內讓細菌擴散開。

這兩點就足以讓舊金山成為真實戰爭中，敵人生化襲擊的重點目標之一。

同年9月20日，實驗開始了。

一艘美國海軍掃雷船，裝載着幾百萬加侖的含有兩種細菌菌株的水，駛入了舊金山的港口。

船隻就位後30分鐘，船上的這些帶菌液體通過特殊的噴嘴噴出，灑向天空。

形成的長達兩公里的水霧，帶着這些細菌，隨着海風吹向整個舊金山市。

之後的一周里，美軍重複這樣的噴灑，實驗團隊在此期間在舊金山市區里收集數據：從噴灑的時長、溫度、風向、風速、空氣濕度，以及感染這種細菌的土壤、水體、甚至人群...

一周后，噴灑結束，是時候檢驗城市感染這種細菌的程度了。

根據美軍在43個地點採樣得到的數據，5月27日實驗結束之時，幾乎整個舊金山都受到了感染。

每公升空氣、水體中平均可以檢測到500個細菌。

這也就是說，幾乎整個舊金山市的80萬居民，都在細菌殘留的幾個小時內，每分鐘吸入了5000個以上的帶菌粒子。

而且，受到感染的不僅是舊金山市，周圍的郊區也被“侵襲”了。

從主導這次實驗的科學家美軍方面來說，這次實驗成功了：它證明了舊金山以及與其規模、地形相似的城市，在細菌戰的威脅面前極其脆弱。 如果這投放的是致命的細菌，那這個城市的人民幾乎已經完蛋了。 這次實驗在揭示美國的面對生化戰爭的“脆弱性”方面有重大的意義。

軍方需要針對這種威脅，加強防禦方面的準備。

但是，實驗是“圓滿成功”了，麻煩卻在實驗結束後幾天出現了...

【說好無害的病毒最後導致人死亡：只有極端情況下極端脆弱的人群才會被感染致死哦！】就在實驗結束後一周，斯坦佛大學醫院卻接到了一名特殊的病人：他的名字叫做Edward Nevin，是一名75歲的男性患者。

在入院前一個月，他接受了前列腺手術，手術非常成功，他恢復得也很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9月末時他卻突然出現了嚴重的尿路感染，尿液還呈現出非常罕見的紅色。

面對這種奇怪的病情，醫生們想盡辦法找出他的病因。

經過好幾輪實驗研究，終於確認，他感染的是粘質沙雷氏菌.

而這種細菌別說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的中從來沒有過，在整個舊金山地區都沒有前例。

眼看Nevin身體每況愈下，病情越來越重，醫生們卻對這種感染束手無策。

最後到了10月中旬時，因為病菌已經感染到了Nevin的心臟，各種醫療手段都無效，Nevin不幸死亡。

Nevin的死對斯坦福大學的醫生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了，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Nevin會感染這樣罕見的細菌並導致死亡。

就在Nevin死後的6個月裡，斯坦福大學醫院又接診了另外10名和Nevin具有相似病症沙雷氏菌感染患者。

雖然另外10名病人的病情並不嚴重，之後都順利出院，但接連不斷的粘質沙雷氏菌的感染病症還是引起了人們的恐慌。

這種從來沒有在當地出現過的細菌，為什麼突然集中出現？ 感染源在哪裡？ 為什麼在短時間內突然爆發了？  之後會不會迅速擴散？  醫生們不知道這種細菌從何而來，也不知道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不過，好在六個月後，這種細菌的感染病人，就如同他們的突然出現一樣突然地消失了：神秘地開始、神秘地結束，讓人心有餘悸...

消息很快傳到了密切關注城市感染情況的美國軍方那邊，舊金山的公眾對這種細菌感染原因一頭霧水，軍方實驗人員卻對其來龍去脈清清楚楚，並感到十分擔憂：不是說這種細菌是不致病、對人體基本無害的嗎？

現在已經有人因為這種細菌感染患病，甚至還有人因此死亡！

這事情非同小可，這次實驗的安全性需要重新估量。

在多年後披露的軍方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斯坦福大學醫院的病人消息傳來後不久，美國軍方組織了研究人員團隊，重新評估這種沙雷氏菌的安全性。

畢竟這次軍方實驗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民眾不受生化武器的危害，而不是直接讓他們生病甚至喪命。

最後，由軍方領導William Creasy總結的評估報告指出，粘質沙雷氏菌並不是最理想的“模擬生化武器細菌”，有時候可能是致命的。

但是，另一個政府調查機構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極端情況下，粘質沙雷氏菌對抵抗力非常低下的個體，比如老弱病殘人群，才可能會有致命危害性”。

所以，使用粘質沙雷氏菌模擬生化武器還是合理的，可以繼續。

或許，正是因為這些調查機構的評估顯示這些“模擬生化武器”並不可怕，實驗的“利大於弊”所以在接下來的25年裡，美國軍方選擇繼續：繼續實驗，繼續測試生化武器的擴散方式、效率、範圍、類型！

繼續在不對當地衛生局、大眾進行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拿真實的城市、真實的大眾當實驗對象，測試美國在面對生化武器時會有多脆弱....

【在車站、地鐵、機場繼續實驗：連致癌物都被看成了無害的？】在1977年參議院的生化武器實驗聽證會上，軍方公布了過去這些年的實驗記錄。

從1949到1969年間，軍方總共進行了239次露天的生物製劑實驗。

在其中的80次實驗中，軍方使用了一些當時的研究人員認為無害的活細菌。

在其餘的實驗中，軍方使用了惰性化學物質來模擬細菌。

細細看這些實驗記錄，讓人不得不感到十分後怕。

1950年代，軍方實驗人員繼續用之前已經出現致病案的粘質沙雷氏菌模擬生化武器，在巴拿馬城和佛羅里達的基韋斯特做了實驗。

軍方記錄顯示這兩個城市的實驗是成功的，且沒有任何致病報告。

1957-1958年，軍方還在明尼蘇達州等美國中西部地區，使用鋅鎘硫化物（硫化鋅和硫化鎘的混合物，具有熒光特性）模擬生化武器，以圖了解這種化學物質在大氣中的傳播程度。

最終這些鋅鎘硫化物在1600多公里外的紐約州被發現，軍方記錄再次顯示試驗成功，並沒有造成任何平民患病。

然而，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硫化鋅在科學家們眼裡是安全的，但如今，鋅鎘硫化物已經被認定為一種致癌物質，並且會對水體產生長期性的不良影響。

當初的實驗之所以會得出“無害”的結論，可能只是因為後果還沒有機會完全顯現出來....

另外，這些實驗涉及的城市、人口之多，也讓人們非常驚訝。

1965年，美軍研究人員在華盛頓國家機場和巴士總站秘密釋放了球芽孢桿菌。

在模擬生化襲擊發生後的兩周，有超過130名受感染乘客將這些細菌帶到了超過7個州的39個城市，顯示了這種生化武器的交通樞紐釋放後的強擴散性。

1966年，美軍研究人員在紐約曼哈頓的地鐵上，投放了枯草芽孢桿菌的變異體，讓這種當時被看做無害的細菌通過地鐵系統傳播。

最後在1968年1月的一份報告中，美軍研究人員總結：“在交通高峰時期，類似的帶有致病性物質的生化襲擊，會使大量的人員受到感染，並導致疾病和死亡。”

雖然之後的這兩次實驗使用的細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被發現有明確的人體危害性。

但軍方這種秘密拿千萬平民當實驗對象的做法，在披露之後仍然引起了軒然大波：軍方這是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拿普通的大眾真人來做實驗。

是對公眾的極端不負責，更是極度的不道德！

【實驗已經永久地改變了當地微生物生態，軍方：都是巧合，實驗無害！】根據軍方記錄，實驗一直進行到1969年，直到尼克松總統簽署了一份禁止此類事件的法律文件後才停下來。但是一直到1977年的參議院聽證會上，軍方才公布了這些實驗的資料。

這時候，當年因為粘質沙雷氏菌感染而死亡的Nevin的孫子，對這一事件非常震驚。並在1981年對美國聯邦政府提起訴訟。

在Nevin的子孫們眼裡，如果不是這次實驗，Nevin不會那麼突然地死亡。而他們的祖母為了支付Nevin治療費用，最終破產。

難道因為“防止生化武器襲擊”是對千百萬人重要的國家大事，個人在其中的生命安危就完全不重要了嗎？

Nevin子孫對政府的起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聯邦下級法院最終裁定政府不受Nevin子孫的訴訟影響。

Nevin的子孫繼續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但最高法院最終拒絕推翻下級法院的裁決，起訴無果。

對軍方實驗的抨擊和指責，也不單單是來源於Nevin子孫的訴訟。

隨着1977年的聽證會結束，當年接收了一系列病人的斯坦福大學醫院的醫生們開始懷疑，因為20年前美國軍方的那次實驗，舊金山及周邊地區的微生物生態環境已經被永久的改變了。

在1950年代之前，粘質沙雷氏菌並不是加州灣區的常見環境細菌。但在實驗之後的多年裡，一直持續有人因為感染這種病菌入院。沙雷氏菌的感染甚至還引起了肺炎爆發，導致了這些人的疾病。

而在實驗前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實驗地區的衛生機構有收到任何警告。這是極端危險和不理智的！

不過，或許是因為年代久遠，醫院的抨擊也只是一種懷疑，軍方依然認定當初的實驗是無害的。包括鎘鋅硫化物的擴散，劑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並不會對公眾產生危害性。所以，人們的懷疑也只能是懷疑，並未讓主導實驗的美國軍方受到任何制裁。

但是，事情發展到這裡還沒有結束。

2001年，粘質沙雷氏菌再次成為了加州灣區另一場致命的公共衛生危機的罪魁禍首。

當時，很多患者出現了一種難以緩解和治癒的腦膜炎，疼痛難忍。

最終公共衛生專家對這種病症追根溯源，發現他們是由於在加州的一家診所Doc’ Pharmacy中注射藥物時感染的病毒。而這些藥物在製藥環節出了差錯，導致藥物被細菌感染。

直到藥物注射進10多名腰疼患者的身體中時，這種感染才被發現。其中一名47歲的患者，在注射第二天后死亡，屍檢發現他的身體已經被大量的沙雷氏菌感染，這才發現這種細菌的持續性危害。最終，在已經接受注射的38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10人住院治療。

在事態進一步嚴重之前，公共衛生專家的介入讓這場危機被控制住。但人們對沙雷氏菌的擔憂更深了：或許當年美軍實驗造成的後果，到現在都沒有完全結束...


直到今天，實驗已經結束了半個世紀，人們還在密切關注實驗的後果。

不僅僅是為當年患病、喪生的不幸患者，更是為了廣大的普通民眾的安危。

由於這些實驗涉及的規模、範圍太大，它被認為是1946年防止禁止化學物體人體實驗的《紐倫堡法典》形成以來，美國政府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紐倫堡法典》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則，就是保證所有參與實驗的人：知情、自願。且在有證據表明可能會發生死亡和致殘傷害的時候，不進行任何實驗。

這部法典公布四年後的1950年，美國政府就違反了這些重要原則，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類實驗。

他告訴我們美國人，還有那些投奔我們死忠我們的小兄弟們，公共健康和安全可以侵犯，公民知情權和自由也可以背叛。這些實驗很“崇高”，我們必須接受。

by  英國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