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美国人普及点儿常识

----美国在大城市生化实验 百万人被感染却一无所知

美国在1950到1960年代，做过多次“模拟生化武器袭击”实验，而他们实验的场所并不是在实验室，这一系列“生化武器”实验发生的地方，正是包括纽约、旧金山在内的美国大城市；而被实验的对象，正是生活在这些城市里、千千万万对这个生化细菌实验一无所知的普通美国民众...

国际社会对生化武器的担忧，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

从生化武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后，人们就对生化武器的残忍和恐怖十分震撼。

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就规定了在战争中使用危险的化学武器是非法的。

尽管如此，在一战时期，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化学战。

从催泪瓦斯、到氯气、到氰化氢...各种各样的生化武器在战争期间被参战国们开发、使用、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死亡、残疾，甚至没有参战的平民也深受连累。

所以在一战结束后，世界各大国坐下来谈判时，对生化武器的控制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共识：这种东西犹如潘多拉魔盒，彻底打开了就关不上了。

我们彼此之间如果对此毫无约束，今后兵戎相见之时还大范围使用生化武器，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后果难以预计。

不如趁现在，我们就约好，严格限制这些一旦用了就可能收不住的危险武器。

于是，在1925年，法国政府带头组织各大国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致力于防止包含毒气、细菌在内的生化武器的扩散，美国也是这个议定书最初的签署国、支持者。

可是，议定书的出发点是美好的，现实却太残酷。

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即便是签署了《议定书》的各大国，表面上要求别国不要囤积化学武器，自己却又悄悄地在开发和生产。

美国政府也没有太把《日内瓦议定书》放在眼里，直到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在珍珠港袭击之前，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军事上遭受过如此突然的挫折，面对世界军事局势，美国是姿态昂扬的、自信的；珍珠港袭击之后，美国平民也好，政府和军队也好，都对美国的坚强产生了怀疑：一个念头在无数美国平民、军人心中升起：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美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

就在这样的担忧情绪的推动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启动了一个非常计划：在真正的敌人袭击到来之前，我们自己先测试一下化学武器的威胁性！

为了达到最逼真的实验效果，实验的场地和对象，就是真实的美国城市里、万千普通的美国民众！

【游轮带着细菌驶向旧金山，一天之内全城居民全部感染！】

所谓的“模拟生化武器袭击”实验，就是选取一种化学物质当做是“生化武器”，用它来“袭击”一个真实的美国城市。

在袭击之后，研究者们会观察这种“生化武器”的扩散性，以便了解真正的生化武器袭击可能带来的后果。

当然，在军方计划中，这种化学物质不能真的有生化武器的杀伤力，不能真的对人群造成伤害，不然实验就成了反人类罪了。

另外，这种实验必须最好暗中进行，因为真正的生化武器袭击是不可能让被袭击对象提前知道和预防的。

要满足这两个要求，就必须要找到一种传播性强却没有危害的细菌，并做好实验的保密工作。

1950年，美国军方选取了两种细菌，球芽孢杆菌（bacillus globigii）和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的混合物，用来当做“生化武器”模拟生化袭击。

选取这两种细菌，主要是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这两种细菌在当时的科学家们研究中，是对人体无害、绝对安全的。所以即便是在人群中传播开了，也（应该）不会造成任何安全隐患。其次，粘质沙雷氏菌常存活于土壤和水之中，附着在食物表明时，会产生鲜红色素，让被感染的食物外观非常明亮。所以在后续的感染研究中，非常方便观察。最后，这两种细菌存在的地方很有局限性，很多美国城市，如加州地区，是完全没有观测到这种细菌的存在的。不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 所以选取这种细菌投放在新的地点后，后续所有收集到的被感染数据，应该都可以计入是“生化武器”造成的后果，统计上对比也很清晰。

细菌选好后，用来做实验的城市也被定下来了：旧金山。

选取旧金山的原因也很充分：首先这是美国著名的港口城市，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其次从海上吹向城市的风能够在短时间内让细菌扩散开。

这两点就足以让旧金山成为真实战争中，敌人生化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

同年9月20日，实验开始了。

一艘美国海军扫雷船，装载着几百万加仑的含有两种细菌菌株的水，驶入了旧金山的港口。

船只就位后30分钟，船上的这些带菌液体通过特殊的喷嘴喷出，洒向天空。

形成的长达两公里的水雾，带着这些细菌，随着海风吹向整个旧金山市。

之后的一周里，美军重复这样的喷洒，实验团队在此期间在旧金山市区里收集数据：从喷洒的时长、温度、风向、风速、空气湿度，以及感染这种细菌的土壤、水体、甚至人群...

一周后，喷洒结束，是时候检验城市感染这种细菌的程度了。

根据美军在43个地点采样得到的数据，5月27日实验结束之时，几乎整个旧金山都受到了感染。

每公升空气、水体中平均可以检测到500个细菌。

这也就是说，几乎整个旧金山市的80万居民，都在细菌残留的几个小时内，每分钟吸入了5000个以上的带菌粒子。

而且，受到感染的不仅是旧金山市，周围的郊区也被“侵袭”了。

从主导这次实验的科学家美军方面来说，这次实验成功了：它证明了旧金山以及与其规模、地形相似的城市，在细菌战的威胁面前极其脆弱。 如果这投放的是致命的细菌，那这个城市的人民几乎已经完蛋了。 这次实验在揭示美国的面对生化战争的“脆弱性”方面有重大的意义。

军方需要针对这种威胁，加强防御方面的准备。

但是，实验是“圆满成功”了，麻烦却在实验结束后几天出现了...

【说好无害的病毒最后导致人死亡：只有极端情况下极端脆弱的人群才会被感染致死哦！】就在实验结束后一周，斯坦佛大学医院却接到了一名特殊的病人：他的名字叫做Edward Nevin，是一名75岁的男性患者。

在入院前一个月，他接受了前列腺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他恢复得也很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9月末时他却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尿路感染，尿液还呈现出非常罕见的红色。

面对这种奇怪的病情，医生们想尽办法找出他的病因。

经过好几轮实验研究，终于确认，他感染的是粘质沙雷氏菌.

而这种细菌别说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中从来没有过，在整个旧金山地区都没有前例。

眼看Nevin身体每况愈下，病情越来越重，医生们却对这种感染束手无策。

最后到了10月中旬时，因为病菌已经感染到了Nevin的心脏，各种医疗手段都无效，Nevin不幸死亡。

Nevin的死对斯坦福大学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Nevin会感染这样罕见的细菌并导致死亡。

就在Nevin死后的6个月里，斯坦福大学医院又接诊了另外10名和Nevin具有相似病症沙雷氏菌感染患者。

虽然另外10名病人的病情并不严重，之后都顺利出院，但接连不断的粘质沙雷氏菌的感染病症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这种从来没有在当地出现过的细菌，为什么突然集中出现？ 感染源在哪里？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突然爆发了？  之后会不会迅速扩散？  医生们不知道这种细菌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

不过，好在六个月后，这种细菌的感染病人，就如同他们的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神秘地开始、神秘地结束，让人心有余悸...

消息很快传到了密切关注城市感染情况的美国军方那边，旧金山的公众对这种细菌感染原因一头雾水，军方实验人员却对其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并感到十分担忧：不是说这种细菌是不致病、对人体基本无害的吗？

现在已经有人因为这种细菌感染患病，甚至还有人因此死亡！

这事情非同小可，这次实验的安全性需要重新估量。

在多年后披露的军方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的病人消息传来后不久，美国军方组织了研究人员团队，重新评估这种沙雷氏菌的安全性。

毕竟这次军方实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民众不受生化武器的危害，而不是直接让他们生病甚至丧命。

最后，由军方领导William Creasy总结的评估报告指出，粘质沙雷氏菌并不是最理想的“模拟生化武器细菌”，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

但是，另一个政府调查机构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极端情况下，粘质沙雷氏菌对抵抗力非常低下的个体，比如老弱病残人群，才可能会有致命危害性”。

所以，使用粘质沙雷氏菌模拟生化武器还是合理的，可以继续。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调查机构的评估显示这些“模拟生化武器”并不可怕，实验的“利大于弊”所以在接下来的25年里，美国军方选择继续：继续实验，继续测试生化武器的扩散方式、效率、范围、类型！

继续在不对当地卫生局、大众进行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拿真实的城市、真实的大众当实验对象，测试美国在面对生化武器时会有多脆弱....

【在车站、地铁、机场继续实验：连致癌物都被看成了无害的？】在1977年参议院的生化武器实验听证会上，军方公布了过去这些年的实验记录。

从1949到1969年间，军方总共进行了239次露天的生物制剂实验。

在其中的80次实验中，军方使用了一些当时的研究人员认为无害的活细菌。

在其余的实验中，军方使用了惰性化学物质来模拟细菌。

细细看这些实验记录，让人不得不感到十分后怕。

1950年代，军方实验人员继续用之前已经出现致病案的粘质沙雷氏菌模拟生化武器，在巴拿马城和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做了实验。

军方记录显示这两个城市的实验是成功的，且没有任何致病报告。

1957-1958年，军方还在明尼苏达州等美国中西部地区，使用锌镉硫化物（硫化锌和硫化镉的混合物，具有荧光特性）模拟生化武器，以图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在大气中的传播程度。

最终这些锌镉硫化物在1600多公里外的纽约州被发现，军方记录再次显示试验成功，并没有造成任何平民患病。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硫化锌在科学家们眼里是安全的，但如今，锌镉硫化物已经被认定为一种致癌物质，并且会对水体产生长期性的不良影响。

当初的实验之所以会得出“无害”的结论，可能只是因为后果还没有机会完全显现出来....

另外，这些实验涉及的城市、人口之多，也让人们非常惊讶。

1965年，美军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和巴士总站秘密释放了球芽孢杆菌。

在模拟生化袭击发生后的两周，有超过130名受感染乘客将这些细菌带到了超过7个州的39个城市，显示了这种生化武器的交通枢纽释放后的强扩散性。

1966年，美军研究人员在纽约曼哈顿的地铁上，投放了枯草芽孢杆菌的变异体，让这种当时被看做无害的细菌通过地铁系统传播。

最后在196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美军研究人员总结：“在交通高峰时期，类似的带有致病性物质的生化袭击，会使大量的人员受到感染，并导致疾病和死亡。”

虽然之后的这两次实验使用的细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发现有明确的人体危害性。

但军方这种秘密拿千万平民当实验对象的做法，在披露之后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军方这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拿普通的大众真人来做实验。

是对公众的极端不负责，更是极度的不道德！

【实验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当地微生物生态，军方：都是巧合，实验无害！】根据军方记录，实验一直进行到1969年，直到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份禁止此类事件的法律文件后才停下来。但是一直到1977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军方才公布了这些实验的资料。

这时候，当年因为粘质沙雷氏菌感染而死亡的Nevin的孙子，对这一事件非常震惊。并在1981年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在Nevin的子孙们眼里，如果不是这次实验，Nevin不会那么突然地死亡。而他们的祖母为了支付Nevin治疗费用，最终破产。

难道因为“防止生化武器袭击”是对千百万人重要的国家大事，个人在其中的生命安危就完全不重要了吗？

Nevin子孙对政府的起诉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联邦下级法院最终裁定政府不受Nevin子孙的诉讼影响。

Nevin的子孙继续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但最高法院最终拒绝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起诉无果。

对军方实验的抨击和指责，也不单单是来源于Nevin子孙的诉讼。

随着1977年的听证会结束，当年接收了一系列病人的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医生们开始怀疑，因为20年前美国军方的那次实验，旧金山及周边地区的微生物生态环境已经被永久的改变了。

在1950年代之前，粘质沙雷氏菌并不是加州湾区的常见环境细菌。但在实验之后的多年里，一直持续有人因为感染这种病菌入院。沙雷氏菌的感染甚至还引起了肺炎爆发，导致了这些人的疾病。

而在实验前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实验地区的卫生机构有收到任何警告。这是极端危险和不理智的！

不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医院的抨击也只是一种怀疑，军方依然认定当初的实验是无害的。包括镉锌硫化物的扩散，剂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不会对公众产生危害性。所以，人们的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并未让主导实验的美国军方受到任何制裁。

但是，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2001年，粘质沙雷氏菌再次成为了加州湾区另一场致命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罪魁祸首。

当时，很多患者出现了一种难以缓解和治愈的脑膜炎，疼痛难忍。

最终公共卫生专家对这种病症追根溯源，发现他们是由于在加州的一家诊所Doc’ Pharmacy中注射药物时感染的病毒。而这些药物在制药环节出了差错，导致药物被细菌感染。

直到药物注射进10多名腰疼患者的身体中时，这种感染才被发现。其中一名47岁的患者，在注射第二天后死亡，尸检发现他的身体已经被大量的沙雷氏菌感染，这才发现这种细菌的持续性危害。最终，在已经接受注射的38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10人住院治疗。

在事态进一步严重之前，公共卫生专家的介入让这场危机被控制住。但人们对沙雷氏菌的担忧更深了：或许当年美军实验造成的后果，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结束...


直到今天，实验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人们还在密切关注实验的后果。

不仅仅是为当年患病、丧生的不幸患者，更是为了广大的普通民众的安危。

由于这些实验涉及的规模、范围太大，它被认为是1946年防止禁止化学物体人体实验的《纽伦堡法典》形成以来，美国政府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纽伦堡法典》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就是保证所有参与实验的人：知情、自愿。且在有证据表明可能会发生死亡和致残伤害的时候，不进行任何实验。

这部法典公布四年后的1950年，美国政府就违反了这些重要原则，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实验。

他告诉我们美国人，还有那些投奔我们死忠我们的小兄弟们，公共健康和安全可以侵犯，公民知情权和自由也可以背叛。这些实验很“崇高”，我们必须接受。

by  英国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