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壞蛋不是蝙蝠，是人

老田：我所認識的那些蝙蝠“背鍋俠”


　　蝙蝠，在缺乏靠譜科學證據的條件下，就在本次疫情期間混成了超級網紅，出來為新舊冠狀病毒疫情背鍋。深度剖析這個事實，可以識別出兩個美國軟實力在中國傳遞和放大的隱秘機制。

　　一

　　在武漢疫情激發的輿論大潮中間，蝙蝠忽然大大滴出名了，似乎比官學兩棲的大人物高福還要有名，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據說蝙蝠之出名還是有科學根據的，與石正麗團隊的病毒溯源研究有關係，似乎好像：蝙蝠要為過去的SARS和目前的新冠肺炎負責。其實，石正麗那個研究的發現極其有限，只有一個極其孤立的相似病毒存在證據;在到底是“人傳蝙蝠”還是“蝙蝠傳人”這個關鍵環節，完全沒有任何靠譜證據可言;而且蝙蝠到底傳染過人沒有也沒有證據;甚至蝙蝠身上的那個病毒是不是這一個都還不能夠認定;但即便是如此，蝙蝠還是以背鍋俠的身份隆重出場，大大滴出名了。

　　要說，蝙蝠還真是一貫名譽不好，中外皆然。在西方的著名寓言中間，蝙蝠一會兒自居飛禽，轉眼又自稱走獸，兩面三刀，獸品極差就是了。在中國民間的“迷信”中間，蝙蝠與烏鴉類似，被視為不吉利的符號，長期遭人白眼。很奇怪的是，石正麗團隊也很是瞧蝙蝠沒有起，千萬里追蹤，花錢無算，終於在雲南某洞穴找到蝙蝠不是好東西的“科學證據”，這份證據雖然十分有限，但被有心人充分利用，又藉助本次嚴重疫情激發的民眾關注度的東風，蝙蝠算是在輿論場上徹底混出名了。

　　二

　　老田打小在農村長大，自信對蝙蝠還是不陌生的。對於此種不吉利動物，小朋友當年的解讀很簡單，那就是壞人壞東西，不需要客氣。夏日傍晚，蝙蝠往往集中於水面附近低翔，小盆友們時常手持竹篙，比賽打蝙蝠，往往殺的蝙蝠大敗虧輸，死傷無算。此事雖每遭大人呵斥，但小夥伴們不見得都樂意聽從。老田小時候的農村，農民大多居住土坯磚房屋，許多磚縫常常成為蝙蝠和麻雀的巢穴，大人白天上工去之後，小夥伴們常搬來梯子一個個去搜索，端掉蝙蝠巢穴無數，有些小夥伴還抓飛不起來的小蝙蝠小麻雀，偷偷養着玩幾天。

　　今天回顧，當年小夥伴們對蝙蝠的多層次打擊，都是基於先念判斷——蝙蝠不吉利，至於蝙蝠實際上到底是好是壞，則始終缺乏事實根據：因為蝙蝠不吉利而導致個人命途多舛，這個因果關係很難掐算，除了算命先生之外其他人都不會此種玄妙的藝術;而就老田的親見親聞範圍而言，則從未聽說過小夥伴被蝙蝠傳染疾病。如果蝙蝠真箇在新世紀造孽若此，老田和一幫子小夥伴們昔日的輝煌戰績，也算是預先為人類報仇雪恨了，竹篙打蝙蝠肯定屬於正義戰爭性質。

　　若蝙蝠真的這麼壞，還是冠狀病毒的唯一可信源頭，那麼老田和小夥伴們當年的戰績，應該算是對人類正義事業有所貢獻了。不過，老田還是有點鬧不清：蝙蝠那麼壞，那應該是農村的農民首先被感染髮病，然後再向城市傳播才對呀，畢竟農村蝙蝠多嘛;可是，為什麼SARS和新冠肺炎，首先是在蝙蝠極少的城市肇事然後才去禍害農村，這個空間和時間順序，怎麼看都有點對不上的感覺。這樣一較真的話，搭便車自誇一把英雄，或者彰顯自己打小就在正義戰爭中間斬敵無算，就有點不狠好意思了。

　　三

　　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硬性假設”蝙蝠就是與各種冠狀病毒有關，那麼，就可以進行關聯性的相關分析了。依據人與蝙蝠的共存和接觸機會去考察，顯然就會發現：蝙蝠多的農村地區一次也未成為疾病源頭，蝙蝠少的城市地區反而不止一次成為各類冠狀病毒症狀的起點，不管你怎麼分配權重因子和樣本參數，最後的相關分析結果一定是：冠狀病毒爆發與蝙蝠存在與數量之間，呈現高度負相關關係。從經驗出發的分析結果，肯定與老田對蝙蝠的粗淺了解一致，也與千百萬農村民眾的經驗常識能夠對接。

　　小朋友們跟蝙蝠過不去，原因很簡單，也很容易說清楚。但是，作為科學家的石正麗團隊，也長期揪住蝙蝠不放，這就很有點令人費解了，奇葩的是，她沒有找到SARS爆發點廣州附近蝙蝠的毛病，竟然不依不饒地追蹤到雲南還終於抓到了問題，這個是不是有點“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察其瘢痕”的味道。更為奇葩的是，石正麗劍走偏鋒的刁鑽研究，還能夠得到源源不斷的經費支持，其英文論文還能夠得到優先發表機會。

　　人們願意相信科學高於常識和經驗，但是，會不會出現反對常識和經驗的科學呢?如果，科學發現與海量的經驗觀察數據和經驗相互反對，那這樣的科學還有沒有客觀的現實基礎呢?正是出於對常識的相信和執着，本次疫情期間，石正麗的研究方向及其推薦的結論遭人廣泛質疑，石正麗本人先是“拿性命擔保”，然後又含着十萬分的委屈表示“對外行”解釋不清楚，似乎在石正麗看來，科學與常識和大數據經驗是不可能溝通的。由此，群眾也完全不能夠相信，幸運的是，石正麗表示還願意相信黨——願意接受和配合中央監察組的調查。目前不清楚的是：中央監察組是否把石正麗團隊的研究課題作為調查對象。

　　此外，人們也常常認識到：哪怕是幾何公理也會有人反對，那往往是利害關係扭曲的結果。那麼，反對常識和經驗觀察結果的“蝙蝠背鍋俠”又是如何“被需要”與煉成的呢?

　　四

　　自SARS爆發以來，由於此病呈現出迥異於常規傳染病的流行特點，結合冠狀病毒的基因異變狀況，從學界到民間，相當一部分人相信此病毒為實驗室完成的人造病毒，而疫情爆發後各種不同於常規流行病特點的現象都可以從“人為投毒”得到完美解釋，這可以稱之為“人為起源說”;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病毒是在自然界中間自然生成的，這可以稱為“自然起源說”。在後一個努力方向上，致力於尋找各種病毒的自然起源就成為關鍵路徑，先有果子狸現在是蝙蝠，陸續成為背鍋俠，去支持“自然起源說”以反駁“人為起源說”。

　　應該說，就流行病學常識和大數據經驗而論，從自然界追溯病毒起源，此等課題立項缺乏起碼的學理依據，但具有介入並干預政治論爭的價值。

　　在“自然起源說”和“人為起源說”兩相對照的爭論視野中間，由於SARS和新冠病毒都是在華人區大規模爆發的，人為起源說就會自動地指向敵視中國的美國——其擁有的基因技術優勢及其武器化應用兩方面都遭遇到質疑。面對這樣的質疑，美國相關方面既沒有進行自我辯護，也沒有發布提升人們信任度的保證和承諾。

　　正是因為如此，相關的科學研究，無論研究人員是否懷有自覺，一開始就是在這個相互對照的解釋框架內產生社會影響的，研究課題的立項，是政治性高於科學性而得到“被選擇”機會的。對照研究人員的選擇和投入方向，可以發現明顯的差異：投入自然起源說路徑的研究反常地多，文章發表也相對容易，相應的社會影響也大;反過來，與冠狀病毒武器化相關的研究，例如病毒感染的人種間差異，其投入就非常少，成果發表也少，社會影響更是微弱。

　　有鑑於此，一個簡單的“相關性分析”結論是：為美國洗地的研究多，英文論文易於發表，社會影響也大;另外一個方向上的研究和宣傳效果均差。此種對照也有力地說明，對於冠狀病毒的研究，其科研投入和成果方面具有明顯的選擇性，這個選擇性是與現實世界格局中間的力量對比緊密相關的。較為反常的倒是，這個全球格局的力量對比現實，很精確地被複製到了中國的相關研究領域中間來了，似乎：在中國國內的研究資源分配上，也極為精確地體現了美國影響力的強勢。

　　五

　　在本次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中國的“科學家”們第一時間發表了相當數量的英文論文，而不是把研究發現優先用於指導抗疫實踐，一些洋人都看不下去了，這種現象大大滴促進了人們對於中國教育與科研體系以及相關評價體系的理解。

　　前幾年有人論定過北大的教育方針是“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本次疫情也相應地檢驗出學界的“精緻利己主義人生觀”的存量狀況——研究和發現不是服務於社會需要而是優先服務於論文發表需要。把發表論文作為優先努力方向，這個很容易理解，一個人的研究成果獲得頂級期刊發表機會的多少，不僅事關終生的學術成就和地位，還涉及到各種眼前的現實利益——諸如職稱評定、經費與課題申請等等，眼前利益的日積月累，就會因此決定個人整個職業生涯的高度。

　　一個人的職業生涯高度和眼前利益，大多數與論文發表數量與質量緊密相關，因此，這不僅成為個體的優先努力方向，與此一需要聯繫起來，發展成為一種職業成就的評價標準。有人說中國學界存在着“論文報國”的普遍化現象，這與個人職業利益緊密相關，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這一次檢驗出的新結論是：在相當大一批學術人那裡，除了論文發表之外他們不再承擔其他任何對國家和民眾的責任。

　　哪怕是疫情緊急，人命關天，但是，“論文報國”者們依然毫無改變，死人不死人先放在一邊，借疫情緊急的東風，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先把論文發了再說——這群學術人除了關心發表英文論文之外不再關心任何別的東西。這個詭異的現實，檢驗出一個新的狀況：從高校畢業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們，已經按照他們自己的職業利益需要，為中國學術研究領域搭建了一個純粹的利己主義評判框架——在這個框架中間已經成功地“戒掉了”國家和人民需要關切。

　　看起來，教育和科學研究領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和盲點，第一位的改革努力方向，是要納入有關公共利益和目標的評判標準和機制，把公共利益和需要納入課題選擇與經費分配的進程，對精緻利己主義者構建的狹隘利益評判機制進行根本改造，務必使其不再排斥公共利益和目標。

　　在精緻利己主義的學術評價體系的實際運作中間，英文頂刊的論文發表機會，對於職業利益的增量，遠大於中文論文，因此，找機會發英文論文就尤其重要，這就是本次疫情洋人反感中國學術人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美國“軟實力”在中國科學研究領域的隱秘傳遞鏈條：英文論文發表機會的難易程度——在課題預研階段就有強烈的衝動去選擇與洋人偏好保持一致——為美國洗地的不科學研究方向也投入了過多資源。就這樣，論文發表機會尤其是英文發表機會，過多占用了中國有限的科研資源，科研投入就這樣不恰當地跟隨發表機會而分配，而不是根據實際需要來決定。

　　最後，由精緻利己主義者構建的“論文報國”評價體系，就這樣顯著地改變中國的科研經費與資源的分配順序——與美國需要而不是與中國的實際需要相一致，這就十分順暢地內化了美國軟實力的擴張方向。

　　六

　　前文已經提到，石正麗的發現非常有限，不足以佐證蝙蝠之壞。反之亦然，人為起源說的研究也不充分，雙方的研究深度都很不夠。但是，是石正麗的這個不靠譜發現，卻得到超級傳播機會，被反對“人為起源說”的各色人等過度援用，助推了蝙蝠成為超級網紅的進程。

　　在這裡，我們遺憾地看到：石正麗的研究方向選擇本身就沒有多少科學性，其發現也十分有限，但是，這個研究團隊的課題選擇本身，就已經內化了美國軟實力的放大機制。在石正麗的詭異選擇和發現之後，各路經營政治不認同的人馬(參閱老田舊文《給內蒙警方科普一下國家安全的研究方法》)，竭力傳播並扭曲放大石正麗團隊的發現，這兩者共同在中國輿論場域中間構建了一個“自然起源說”的傳播潮流。在這兩撥人的接力努力之下，蝙蝠何幸，不期而然地混成了超級網紅。

　　正是在蝙蝠混成網紅的輿論潮流中間，我們可以清晰地識別出在中國傳遞和放大美國軟實力的兩種隱秘機制：一是科學研究領域精緻利己主義者構建的“論文報國”評價體系及其對國家人民利益的較低兼容度，二是各種經營政治不認同的人士反對引入國家安全的觀察視野與方法。兩者都不期而然地共同追捧“自然起源說”，雖然證據薄弱，但沒有妨礙蝙蝠成為第一背鍋俠。

　　今天，人們早已不再諱言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但是，個人利益完全不結合甚至反對公共利益，這依然是靈魂骯髒的主要評判標準。據說蝙蝠攜帶多種病毒，因此很不乾淨，但是，在中國放大美國軟實力的兩撥人，其投機性的經營與努力方向對於公共利益的不兼容程度——以及由此識別的靈魂的不乾淨程度，較之蝙蝠，未知孰高孰低。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