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戰爭史上，有兩場戰爭中的兩次生物戰使中國深受其害。
一場是日軍侵華戰爭，日軍播撒細菌瘟疫;一場是朝鮮戰爭，美軍播撒細菌瘟疫。兩次生物戰給中國軍民造成大量的傷亡。
生物戰是毀滅人類的戰法，是國際法所禁止的戰法。本文我們對生物戰從源頭談起。
1、生物戰發源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7月28日開始，1918年11月11日結束。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時產生不可調和矛盾而引起的。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強瓜分完畢;在新舊殖民主義矛盾激化、各帝國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秩序劃分不對等的背景下，最終爆發了為重新瓜分世界和爭奪全球霸權的世界級帝國主義戰爭。
戰爭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角逐。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保加利亞王國屬於同盟國陣營;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俄羅斯帝國、美利堅合眾國和意大利王國等國則屬於協約國陣營。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大約有6500萬人參戰，1000多萬人喪生，2000萬人受傷。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毒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災難，各種新式武器如飛機、坦克、遠程大炮相繼投入戰爭，化學武器、細菌武器也首次進入人類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隊首次在人類使用生物武器。
1915年，德國間諜把在美國港口等待裝運到協約國去的牛馬，接種了鼻疽和炭疽桿菌，使用細菌戰劑，藉助馬匹把細菌病毒傳給協約國參戰官兵。
1916年，德國又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用細菌感染戰場對手的馬匹，造成戰場對手人畜感染致死。
1917年，德國再次在美索不達米亞，使用鼻疽和炭疽桿菌，使協約國購買的4500匹騾子感染了鼻疽。同時，德軍用飛機播撒污染了細菌戰劑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德國還用飛機在羅馬尼亞上空投擲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圖傷害城市居民。
從此，生物戰在人類拉開了序幕。
後來，日軍在侵華戰爭，美軍在朝鮮戰爭中都進行了生物戰。
越南戰爭是人類最殘酷的生物戰，美軍在“胡志明小道”把生物戰發展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胡志明小道”的起點就在橫跨越南、老撾兩國縱貫南北全境的崇山峻岭中。這裡，長山山脈大部為熱帶森林覆蓋。在崇山掩蔽中12號公路從老撾進入越南中部，9號公路通過老撾的班東進入越南中部廣治省的遼保，從遼保向東深入，是越、老邊界和越南、柬埔寨邊界重要運輸通道——秘密補給線。越南南方稱之為“中央走廊”，是支援南方的“戰略路”。
越南戰爭期間，越南北方通過“胡志明小道”讓幹部南下、北上，北方及外界支援越南南方的軍火、物資都通過這條小道，依靠人背、肩扛、牛車拉、自行車載等方式送到戰火紛飛的南方。它可以說是越南南北方之間的一條“大動脈”，是一條炸不斷的“生命線”。 “胡志明小道”建成的16年中有100多萬越南北方士兵、幹部和大量軍事物資、後勤給養通過這條小道運往南越戰場。
美軍對“胡志明小道”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他們採取派兵進攻破壞，空中輪番轟炸的方式都無濟於事，原因是“胡志明小道”被熱帶森林覆蓋。於是，美軍喪失人性，使用了“落葉劑”發動了生物戰。
為了破解戰爭僵局，讓“胡志明小道”的越軍徹底暴露於美軍火力之下。美軍專門研製了植物毒劑——“橙劑”，也稱“落葉劑”。這種“落葉劑”可以造成森林光禿、枯死，也能使農作物死亡，更為可怕的是“落葉劑”對人類的傷害，接觸到“落葉劑”人都患有難以治癒的怪病，痛苦不堪，其後代肢體畸形、智力障礙。
美國空軍聯合生物學家共同制定了一場生物戰——“牧場行動計劃”，空軍利用飛機向茂密的越南叢林噴灑這種落葉除草劑，據統計，在越南戰爭期間，美軍噴灑橙劑高達7600萬升，仗着這種高效的落葉劑，美軍很快就清除了那些遮天蔽日的森林。
不僅如此，美軍還將這種除草劑噴灑于越南的農作物產田中，導致越南的大量水稻和其他農作物大規模死亡。據統計，當時美軍所噴灑除草劑的面積達到了越南南方總面積的10%，不少地區被反覆噴灑“落葉劑”。
戰爭期間，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的圖杜醫院，有100多位身患“橙劑後遺症”的孩子，這些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隨着肢體畸形、智力障礙等多種難以治癒的疾病，而他們都是“落葉劑”的受害者。據越南政府聲稱，遭受“橙劑”迫害的孩子，在越南國內有50多萬人。
橙劑受害者
據越戰結束後統計，美軍生物戰令越南3000多個村落遭到“落葉劑”侵害，將近400萬人的健康受到影響。美軍的這種做法，不僅侵害了越南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導致數10萬在越南作戰的美國軍人受到“橙劑後遺症”的痛苦折磨。
美軍生物戰的噩夢從1965年持續至今還未徹底終結。然而，“落葉劑”發明者阿瑟·高爾斯頓的初衷，並非是為美軍製造越南戰場上的生化武器。但卻被美軍利用成為生物武器。這位美國著名的植物學家，看到越南人被“落葉劑”帶來的慘狀也後悔不已。
“落葉劑”是一種高效除草劑，可以快速殺死侵襲植物的傳染病，並幫助植物更快的開花結果，它的負面作用，會讓植物本身掉落更多的葉子，所以，這種除草劑還被稱之為“落葉劑”。
“落葉劑”對於人體有着相當大的危害。橙劑中所含的二惡英，其化學性質十分穩定，如果是噴灑在自然環境中，需要將近18年的時間才能夠自然消減;當它進入人體以後，人體想要將這種毒素自然排出，則需要14年的時間。這種長期存在於人體內的毒素，導致越南人民和參加過越戰的美軍深受其害，這些毒素不僅讓他們的身體出現了各種嚴重病變，甚至都改變了這些人的遺傳基因，生下來的嬰兒多是一些帶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畸形兒童。越南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是毒藥的殘留已對越南的土壤和軍民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高爾斯頓得知自己的“落葉劑”被美國政府運用於戰場之後，他曾多次試圖遊說美國政府部門，不要在戰場上使用“落葉劑”，只可惜直到越戰結束後，美國才宣布了禁止使用“落葉劑”的明文條例，但是，“落葉劑”造成的危害卻已經無法挽回。
號稱世界最文明的美國干出了世界最缺德的勾當——發動生物戰，殘害人類，也自作自受。
2、世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問世
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稱，是利用細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以及各種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質來殺傷人、畜和毀壞農作物，以達成戰爭目的的一類武器。它傳染性強，傳播途徑多，殺傷範圍大，作用持續時間長，且難防難治。因此，制止生物武器在全球的擴散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鑑於生物戰對人類的傷害，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制定和通過的《禁止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發展、生產及儲存以及銷毀這類武器的公約》。
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於1971年9月28日由美國、英國、蘇聯等12個國家向第26屆聯大聯合提出，經聯大通過決議，決定推薦此公約。1972年4月10日分別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簽署。
各國在自願的基礎上遵守該公約。截止2002年11月，已有146個國家批准了公約。由於缺乏必要的核查機制，加上有一些措辭不嚴謹之處，公約的執行與監督困難重重。為此，公約簽字國曾於1980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和2001年就該公約舉行過五次審議會議。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於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82個締約國。公約對于禁止和銷毀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擴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和政府一貫反對生物戰，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重視公約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的積極作用，支持公約的宗旨和目標。1984年11月15日，中國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並再次聲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國的一貫立場，中國是生物(細菌) 武器的受害國之一，中國從未、將來也不會生產和擁有這類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共15條，主要內容是：締約國在任何情況下不發展、不生產、不儲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製劑、毒素及其武器;也不協助、鼓勵或引導他國取得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在公約生效後9個月內銷毀一切這類製劑、毒素及其武器;締約國可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其他國家違反該公約的行為。具體如下：
【條款 I：在任何情況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
條款 II：銷毀生物武器，或改以和平為目的，並結合資源及財力。
條款 III：不轉讓，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勵、誘使其他國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
條款 IV：採取國際必要措施以履行生物武器公約。
條款 V：雙方、多國間互相協商以解決任何履行生物武器公約的問題。
條款 VI：必要時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協助，以追究違反生物武器公約，並認同其後續決定。
條款 VII：援助遭受違反生物武器公約國家所威脅的國家。
條款 X：遵守以上所有條款，並以和平的方式使用生物科技與科技。】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在消除生物武器威脅和防止生物武器擴散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在生物恐怖威脅不斷上升、全球傳染病疫情頻仍的情況下，利用專家組會和年會等多邊形式加強公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主張各國應根據本國國情，參照國際標準與準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和機構，加大投入，提高本國疫情監測與應對的能力和水平。相關的國際、地區和雙邊合作是提高應對傳染病疫情國際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應積極參與並予推動。有條件的國家和相關國際組織可通過資金、技術援助等多種形式，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必要的協助。
中國政府奉行“執政為民”的理念，將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中國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建立了監測、報告、調查及應對人、動物和植物疫情的全面保障體系，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不斷加以完善。中國還通過宣傳教育提高人民群眾應對疫情的能力。中國重視並積極推動與相關國際、地區組織及有關國家間的交流與合作，願與其他各方一道，齊心協力，繼續為有效控制並減少傳染病對人類的危害做出貢獻。
生物恐怖的威脅和傳染病的跨國流行，使中國深感需要全面加強公約的有效性。這是全體締約國的真誠願望和共同義務。中國將一如既往，與各方加強磋商與合作，共同為實現公約的崇高目標、使人類徹底擺脫生物武器威脅而不懈努力。
中國政府積極響應《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中國除不生產和擁有生物武器，並發動生物戰外，對生物恐怖的威脅和傳染病疫情也高度重視，採取措施加以落實：
第一，根據公約要求，逐步構建和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
第二，不斷加強生物設施安全管理及生物劑的安全保衛措施，強化從業人員的教育培訓。
第三，建立了生物反恐管理與應急體系和較為完善的公共衛生應急機制。未來中國將繼續結合履約工作，重點加強在生物設施安全管理、生物安全宣傳教育、生物恐怖主義應對能力等方面的建設。中國還將與其他締約國及有關國際組織一道，共同推進生物安全工作，為進一步加強公約有效性做出積極貢獻。
3、日軍和美軍生物戰對中國的傷害
中國深受生物戰的傷害源於兩場戰爭：日軍侵華戰爭，朝鮮戰爭;加害者是：日軍和美軍。
1936年，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平房鎮建立了規模龐大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由於國際法明確規定，不允許研究和使用細菌武器，日軍只好“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防疫給水部”是解決關東軍的飲水問題，實際上從事細菌戰研究的“七三一細菌戰部隊。”由於部隊長是石井四郎大佐，日軍通稱之為“石井部隊”。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分為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總務部和訓練部等5個部。第一部研究鼠疫、霍亂、傷寒、白喉、結核，炭疽熱、破傷風和馬鼻疽等所有傳染性病原菌的利用方法和預防方法;第二部擔任細菌炸彈和濾水器的製造以及研究進行細菌戰時的氣象條件;第三部叫做“朝日奈班”，是研究麥角病，豆類立枯病，玉蜀黍黑穗病等攻擊農作物的細菌。此外，還有—個擁有7架運輸機的飛行隊，屬第二部管轄。
防疫給水部在牡丹江、黑河、嫩江、海拉爾等地還有研究支隊。海拉爾研究支隊外稱為滿洲第五四三支隊。總之，這支部隊的作戰目的就是在大塊地域內撒布傳染病菌，消滅人、畜和農作物，製造無人區。
到1939年時，“防疫給水部”已經研製出“石井濾水器”、“火焰噴射器”、“石井細菌噴射器”、“石井細菌瓷殼炸彈”等新式武器。並培養出了成噸的各類傳染病菌，有些已經放在華中戰場上。
日軍七三一部隊先後進行了喪失人性的多種類型的獸性人體試驗，慘無人道，令人髮指。
日軍七三一部隊研製出的瘟疫原菌主要有五種：
——鼠疫桿菌。主要培養在跳蚤身上，這些跳蚤因飢餓就要吸血，很快地能在人畜身上蔓延傳染。一般症狀是發高燒同時發冷打顫，噁心得厲害。結膜充血，步行困難，語音澀滯等，如同酒醉。隨之淋巴腺逐漸發腫，發燒，以致皮會變成黑色。患者一個星期就能死去。在菌量多或菌力非常強的時候，能在細菌侵入血液前，引起毒血症而死亡。
——炭疽熱菌。是一種在炮彈破片所造成的創傷上發生的感染病，傷口小而又不乾淨的時候，最容易發生。病原菌叫做“炭疽”但並不只是一種菌，一般廣泛分布在土壤中，呈現類似症狀的一系列菌群，能產生強烈的毒素。發病時傷口周圍紅腫，體溫急劇上升，引起肌肉壞疽並產生炭氣，潛伏期五至六小時後突發性死亡。
——斑疹傷寒。是寒帶病的一種，也叫做戰爭傷寒，幾乎是戰時必然發生的一種傳染病。這種傳染病對戰爭勝、敗有很大影響，是由戰場上的跳蚤和虱子來做媒介的。
——鼻疽菌。是馬、牛、羊的大敵，得病以後從鼻子流出很多濃鼻涕，兩周內就死亡。
——霍亂孤菌。能引起急性腸道傳染病。症狀是腹瀉、嘔吐，大便很稀像米泔水，四肢痙攣冰冷，休克。患者因脫水而眼窩凹陷，手指、腳趾乾癟。
這些細菌都是用活人做試驗研究出來的，被用於細菌試驗而死亡的達數千人，大都是反滿抗日的民族鬥士和無辜的平民。試驗過程滅絕人寰，慘無人道。從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7000餘無辜生靈被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本部直接用作活體細菌試驗材料，無一生還。2010年5月，近3000餘受害者的確切名單已經被確定。
日軍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配合化學武器，屠殺中國軍民的暴行大致如下：
1940～1944年，日軍多次在中國浙江的寧波、湖南的常德、浙贛鐵路沿線等11個縣市，用飛機投撒污染鼠疫桿菌的跳蚤，造成當地鼠疫流行，先後有1000多人發病死亡;1940年，僅寧波一地就發病99人，死亡98人。而日軍山東省播撒瘟疫，造成的人員傷亡更是慘無人道，僅魯西聊城、臨清等18個縣有至少20多萬人死於日本細菌戰。
1938年8月6日，喪心病狂的日軍為了儘快占領武漢，日軍陸軍參謀總長給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煙俊六下達了大陸指第225號關於“今後准許用紅筒和紅彈”的命令。此令一出，“毒魔”四起，僅8月21日一11月21日，日軍進行化學攻擊達375次以上，發射各種毒氣彈(筒)48489發(個)，造成了國民黨軍隊成營、成連中毒死亡，導致陣地失守。最為慘忍的是，由於日軍大量使用刺激劑、窒息劑、糜爛性毒劑，“星子華軍竟全師中毒死亡”。得意洋洋的日軍在報告中也掩飾不住戰爭瘋子的狂歡，說：“這次使用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收到了超過預期目的的效果，促進了作戰過程。”
接着，日軍繼續從國內增派化學部隊到中國戰場，把細菌戰、化學戰推進到全面、經常地使用階段。
戴防毒面具的日軍
1940年夏，八路軍對日軍發動“百團大戰”，日軍為扼守據點，負隅頑抗，使用毒劑20餘次，造成八路軍中毒近萬人，直接影響了戰鬥進程。
1942年，日軍在“五一大掃蕩”中，用毒幾十次，並製造了毒死村民800餘人的“北瞳”慘案。
日軍細菌戰的部署圖，上面可以清晰看出，浙江、湖南等地都是災區。
日軍在八年侵華戰爭中，共使用化學攻擊2000餘次，遍及中國18個省，使中國傷亡8萬多人。“二戰”中，各軍事大國加強了化學戰的毒劑儲備，英國500噸，美國1100噸，日本3610噸，德國12000噸。但只有日本在中國戰場大規模頻繁地使用了化學武器攻擊，其它戰場只發生了偶然使用或在集中營使用化學武器事件。中國無疑是世界最大的化學武器受害國。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石井四郎用其殘殺萬餘人類生命得來的細菌殺人方法的資料數據通過麥克阿瑟牽線與美國總統杜魯門進行了陰謀交易，為朝鮮戰爭中美軍對中朝發動生物戰奠定了基礎。為此，石井四郎逃避了戰爭法庭的審判和人類良知與道義的責任。
美軍在朝鮮投下的四格細菌彈
朝鮮戰爭中美軍向中朝軍隊發動生物戰。他們利用炸彈和炮彈投放毒物、病毒、細菌或利用化學藥品對戰俘進行注射和試驗的一系列行動。
美軍除了通過空軍撒布病毒外，還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和北朝鮮軍隊戰俘身上注射化學藥劑，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國中央情報局希望通過這些人體實驗而分析此類藥物是否可以用於軍事目的。
1952年1月27日夜，美國飛機多批從該軍陣地上空低飛盤旋，卻沒有像往常一樣俯衝投彈。
1月28日早晨，志願軍第42軍375團戰士李廣福首先在駐地金谷里山坡上發現大量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昆蟲，散布在約200米長、100米寬的雪地上。隨後，375團在外遠地、龍沼洞等地也發現了大批昆蟲，形似虱子、黑蠅或蜘蛛，散布面積約6公里，當地居民都不認識此蟲。42軍在分析了有關情況後，初步判斷：“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可能是敵人散布的細菌蟲”。但當時該軍衛生技術設備和水平有限，無法確認到底帶有何種細菌，因此除立即採取措施焚燒昆蟲外，馬上把情況報告志願軍總部。
志願軍清理污染區
此後，從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對朝鮮北部的江原郡、鐵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區和中國東北地區使用細菌武器即達數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飛機投擲死鼠、跳蚤、蚊子、蒼蠅、小動物及其他雜物，散布鼠疫桿菌、霍亂弧菌、炭疽桿菌、傷寒桿菌等，引起了朝鮮居民鼠疫、霍亂病的發生。
據統計，在細菌戰過程中，最終查出並確認的病菌，包括鼠疫桿菌、沙門桿菌群、痢疾桿菌、霍亂桿菌和炭疽桿菌等，達10餘種。確診和疑似與細菌戰有關的傳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確診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亂患者13名，死亡7名;確診天花患者6名。
1952年，國際科學委員會經過調查，用8種文字將美軍這一罪行寫成《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及附件》，並公布於全世界。
人類生物戰爆發後，中國無疑是最大的受害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次中國爆發的瘟疫屬於自然界爆發的瘟疫，也屬於《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應盡的責任範圍之內。中國簽訂《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時，曾向聯合國承諾：中國主張各國應根據本國國情，參照國際標準與準則，建立並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和機構，加大投入，提高本國疫情監測與應對的能力和水平。相關的國際、地區和雙邊合作是提高應對傳染病疫情國際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應積極參與並予推動。有條件的國家和相關國際組織可通過資金、技術援助等多種形式，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必要的協助。中國還將與其他締約國及有關國際組織一道，共同推進生物安全工作，為進一步加強公約有效性做出積極貢獻。
這次中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沒有向世界隱瞞，並積極控制疫情向各國蔓延，中國政府領導全國全力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大國負責的姿態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不僅履行不生產研製生物武器，不發動生物戰的承諾，而且還將自然界爆發的瘟疫病毒控制在最小範圍，全民動員打響消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瘟疫的殲滅戰，定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對世界交出合格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