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丽蝙蝠猜想是迷信还是科学？(节选)

by:黄卫东 2021-02-11

1、长期迷信西方科学界

　　长期以来，我们在科研工作上的导向，就是推动我们的研究者在西方的学术杂志发表文章。如果文章被美国一家公司主持的SCI数据库收录，就代表了文章有水平;发表的期刊被SCI评价的影响因子越高，就代表文章的水平越高。我们的研究工作评估，其关键工作都交给了美国的公司和西方的编辑等人员。而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待遇职称评比和科研经费分配，都由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来决定，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方向完全交给了美国和西方。于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围绕西方的需要，而不是本国的需要。

　　我们的重要科研成果往往都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不仅倒贴研究费，而且倒贴发表费，为西方服务，让西方免费获得我们的成果。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往往被西方所控制。例如，感染人类的两大冠状病毒起源问题，就是明显因西方两大杂志支持一个不利中国形象的错误猜想，从而将中国科学界和其他各界都带入了错误的观念和方向，产生了十分恶劣影响。

　　笔者早在2012年就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唯SCI论文现象[40]，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2月23日，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制定和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41](简称《意见》)。这是自2018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来的又一项重大推进措施。“五唯”中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指标是论文，因为“帽子”、职称、学历、奖项几乎都依赖于论文。而目前国内“称霸”的论文主要是SCI论文，尤以高影响因子和高被引的SCI论文“为王”，这是我国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深受“SCI至上”负面影响却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次《意见》的推出，直击“五唯”顽症痼疾之要害，对于确立中国教育科研的正确目标和评价导向、促进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立健全、推动中国教育科研以服务国家建设和人类进步为己任等，可谓相当及时且有力。

　　2、不可忽视西方意识形态影响

　　石的猜想不仅是毫无科学基础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违反病毒自然进化的科学规律。这种猜想本不可能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之所以能发表顶级学术杂志上，就是因为它暗示了中国生活方式的错误，隐蔽地批评了中国文化，从而受到西方精英的青睐。

　　几天前，两位香港研究病毒的大学教授公开发表文章[42]，指责华人喜欢食用野生动物导致新冠病毒感染，将责任戴到中国老百姓头上，丝毫没有注意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每年人均使用的野生动物要远多于中国。这是用意识形态思维，代替科学思维的结果。一些迷信西方文化思想的人，总是鄙视中国文化，处处借机反对中国文化。他们心目中的使命之一，就是消灭中国文化，以为如此就可以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进步。

　　两位香港教授借机反对中国习俗和文化，其根本原因，是香港回归以后的20多年来，一直坚持港人治港，实际是让被西方文化统治了思想的香港人治港，甚至让凌驾于行政之上的法院都让西方人占据，大力推行英美殖民地文化的结果。这种殖民地化的统治，包括推行殖民地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经过短短20余年，由于中央政府背书，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绝大部分香港年轻人都羞于做中国人，而是自愿选择当英国国民，而英国人给予他们的不过是没有居住权的贱民身份，连基本生存权都不具有的贱民资格，连奴隶都不与的贱民身份。然而，大多数香港人却自愿加入，对英国人给予的最低等贱民资格感恩戴德。相比六七十年代，当时香港民众群起反抗英国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的香港人也奋起反抗政府，制造动乱，却是在英美的操纵和鼓动下，反对中央政府，其根本原因，就是殖民主义文化统治了香港人的思想，也是两位香港教授不讲科学，敢于乃至主动污化大陆民众和祖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大陆的影响也非常大。美国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后，导致了灾难性后果[43]，变得声名狼藉[44]。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45]。告别“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46]。然而，我给主流经济界却将中国以华盛顿共识为目标的改革美化成北京共识[47]，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也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替华盛顿共识改革目标辩解，认为目标是正确的，只是实现方式有问题。按照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48]，要求继续这样改革。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完全一致[47]，主要差别在于实施的方法和途径，华盛顿共识要求使用休克疗法[49]，一夜之间实现改革目标;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则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防止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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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起源方面，北京时间1月27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报道称[21]，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这一推论来自于1月24日《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22]。文章介绍，最早12月1日发病的病人，就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最早发病的4个病人中，有3人与该市场无关。他们都不是野生动物感染的。报导介绍[21]，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曹彬回复美国科学新闻网站时表示，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华南)海鲜市场应该不是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唯一发源地，“但老实说，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美国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on)向《科学》杂志表示，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外的人已经感染了2019-nCoV，然后这一病毒被带进了市场。而这种情况也是与目前的数据和信息相一致的可能性之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另一篇追踪新冠肺炎病人的文章同样介绍了大量病人与海鲜市场无关[23]。直到目前为止，人们也没有找到证明新冠肺炎患者是野生动物直接感染的证据，来自海鲜市场的病人，也可能是其他感染者经过海鲜市场时感染的。海鲜市场是人口密集的室内环境，十分容易大面积传染，是传染较多病人的主要原因。

　　相反，美国和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保有量比中国多得多，每年为限制野生动物增长，猎杀捕食数量远多于中国，例如，美国每年猎杀的野鹿就高达750万头，澳大利亚更是保有野兔数亿只，最多时达到100多亿只，每年需要猎杀数千万只，才能防止野兔泛滥成灾，不影响牧草生长。虽然澳大利亚人想尽了办法，但最终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向野兔大面积撒播病毒，澳大利亚为此在过去数十年引入数种病毒，传播给野兔，通过感染野兔限制其数量，从不担心病毒变异危害人类[24]。美国甚至还有三大蝙蝠旅游胜地，布兰肯蝙蝠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洞，从而成为得州旅游胜地，大约有两千万只雌蝙蝠。每年从3月到10月，每天傍晚和次日凌晨，众多游客都会来此观看蝙蝠出洞、回洞形成的所谓“蝙蝠云”。游客们和野生蝙蝠们近距离接触，从未有人戴口罩等保护措施，却从未遭遇病毒[25]。从历史来看，SARS和新冠病毒如果是来源于蝙蝠，就不可能只发生一次疫情，历史上早就该发生了。这些都充分说明，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的可能性很小。猜想新冠病毒来自野生蝙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想，是极不负责的自污猜想。

　　人为修改冠状病毒基因，将其改造为感染人的病毒，都已经被美国的科学家成功实现，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了[14]。该项研究很可能是美国军方资助的，不仅发展了一种人工制造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的方法，还人工制造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等于是一种病毒武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26]。2018年多位德法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27]，质疑美国军方提供资金支持的昆虫同盟研究计划，使用昆虫携带病毒，感染农作物，增加农作物抵抗病毒能力，是在发展病毒武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虽然美国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自加入后，美国一直阻止该条约的核查，从而使条约对美国该方面的发展没有约束力。从历史来看，美国曾经用天花病毒对付印第安人[28];二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接收日本二战期间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并在侵朝战争期间[29]，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等地发动细菌战[30]。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包括病毒武器，可以说，在西方相关学术界是公知的[26]。我们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更不应该广泛宣传新冠病毒来自于野生动物的猜想，屏蔽了真正的可能来源。西方多国媒体推测新冠病毒来自美国，8月12日一位曾在美国军方生化食盐基地德里克堡工作过的印度学者爆料，新冠病毒是在德里克堡合成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