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美崇美是願軍戰士大批凍死的直接原因

長津湖凍死大批志願軍戰士因中央政府委員出賣情報給美國
武志文 2021-10-07 來源:十夜談

　　張東蓀（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大陸，曾當選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50年代初被控向美國泄漏國家機密情報，後死於獄中。

　　1949年元月下旬，張東蓀與費孝通、雷潔瓊等人到石家莊西部的西柏坡拜會了毛澤東。會談中，毛澤東對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主張和反對外交“一邊倒”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包括張氏在內的很多知識分子存在嚴重的“親美”“恐蘇”思想。這次談話讓張東蓀的情緒一度低沉，但並未使他改弦更張，特別是他堅持認為中國要想發展就不能和美國交惡，中國不能充當美蘇兩大國衝突的犧牲品。正是這一“頑固立場”，成為他在政協會議投票時“反常”的原因之一，並為後來發生的“叛國案”埋下了伏筆。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會議開幕，張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張東蓀與周恩來等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張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今看“張東蓀叛國案”，可用“不可思議”一詞－－既對其案，亦對其人。

　　自從與毛澤東因“一邊倒”問題發生爭論以來，張東蓀感到說服中共改變外交方針是不可能的，便本着其一貫堅持的“中間路線”思路，企圖藉助個人的聲望，利用民間渠道向美國方面表示，中國並無與美國對抗的意圖，希望美國不要把戰火燒到中國來。正是在這種心理支持下，當張東蓀碰到了自稱與美國方面有聯繫而實為美國特務的王志奇（又名王正伯）時，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950年初，王從天津來告訴張東蓀，美國決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正在進行計劃，張東蓀認為世界局勢果然按他的預想發展了，充滿了焦慮，他對王志奇說：“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在與王志奇接觸的過程中，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張東蓀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並將其中認為可與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筆勾出。

　　身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卻幻想依靠個人的力量和聲望打通中美關係，真不知道張東蓀為何有如此之念想！他難道就沒有意識到，當時他提供給王志奇的一些資料將有可能被人利用，這種私底下的運籌國事絕對是不允許的？

　　後來王志奇被公安機關逮捕並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供述中咬定張東蓀向自己提供了國家機密。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接受重點批判的張東蓀一躍成為叛國罪人。雖然張拒不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更不承認是賣國和叛國分子，認為自己的主觀動機還是為了國家免受戰難，但他還是在“世人皆曰殺”的氛圍中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屢想自殺謝罪。

　　1952年10月，民盟將張東蓀開除，有人並提議將他逮捕法辦，但毛澤東指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就這樣，張東蓀在辭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後，其數十年豐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結束。雖然名義上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但一個“美國特務”怎會有上課的資格？於是只能賦閒家居，從此以作舊體詩詞自遣。

　　據《北京公安史志》記載，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確實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黨中央毛主席採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他進行教育，也教育知識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

　　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的“叛國罪行”。

　　關於“張東蓀叛國案”，還有另外一些版本。

　　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貿然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目前尚未澄清。（散木《從“張東蓀案”到“X社案”》）

　　王志奇是個神秘的人物……舊政協閉幕後，國內形勢不僅沒緩和，反而緊張了。王志奇又出現了。他對張東蓀說，先前只與蘇聯有關係，現在通過妻妹，與美國也搭上關係。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現已經是北平解放之後了。以後不斷被捕又不斷被釋放，總之，行蹤十分詭秘。但張東蓀仍與他保持聯繫。

　　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在張東蓀的桌子上看見中央政府會議印發的材料《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占的比例》，可見張對王信任到何等程度。……1950年秋中國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志願軍。張東蓀從會上得知，各民主黨派將於11月3日發表宣言，支持志願軍入朝作戰。2日晚上，張約見王，勸他儘快離開北京，因為中美即將成為交戰國，無法再傳遞消息。

　　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現在北京。他說剛從香港來，得到政府特許，做進出口生意。但幾句話後，他又探詢張東蓀對朝鮮戰爭的看法，並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見轉達給美方。張東蓀終於覺察此人是騙子，請他趕快離開。這是張與王的最後一次見面，此後王志奇便永遠消失。這大概就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的案情了。從此張東蓀成了壞人。（藍英年《話說張東蓀》）

　　關於張東蓀叛國案，人們說法不一。目前，有關回憶都沒有引述原始文件，這給這樁歷史事件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據一個看過張案審訊材料的人回憶說：“據美國間諜王志奇招供，當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張東蓀送了一份名單給美國國務院，凡他認為將來可以與美國合作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都做了記號。有的是雙圈，有的單圈。又當中國政府決定抗美援朝時，張把消息透露給王，並叫他趕快離開北京去香港。凡此種種，人證物證俱在，這是現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敵賣國的行為。”

　　而張東蓀的親友則稱：“此案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同時為美蘇服務的雙料間諜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後常去張家，但張對他不歡迎，曾勸他馬上離開中國。張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他當時在燕京大學工作，常到城裡開會，就隨便把文件置放在長子張宗炳家中，有一次剛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來被捕，事情就牽涉到張。張亦承認自己於此事有責任，自責不已。”

　　雖然張東蓀親友的說法也未必絕對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說法，似乎較為合理。由於這是一件秘密審理的案件，檔案至今也沒有解密，所以今人也無從得知案件的全貌。（華威《張東蓀其人其事》）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但一個基本事實是肯定的，即張東蓀確實想通過特務（或騙子）王志奇，與（或是想與）美國建立聯繫，發揮“作用”；並將一份經他畫圈認定可與他“合作”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交給王；王確實從張手裡（或家裡或兒子家裡）得到了當時屬於國家機密的文件。這種行為是什麼“罪名”、這樣的“罪名”在當時是個什麼後果，是不言而喻的。而毛澤東對此只是說了句“張東蓀這種人以後不能和我們坐在一起開會了”，其處理意見也是非常寬大了。

　　作為犯有“叛國罪行”的人，張東蓀的下半生可想而知。

　　張東蓀案發後，全家從住了十幾年的燕東園34號小樓搬到校內朗潤園178號，1952年燕京大學撤銷，文、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張東蓀的“工資關係”也隨之轉去。這段時間張東蓀的生活相對平靜，與外人往來稀少，閉門讀書。1960年馬寅初離開北大後，張東蓀也被清出北大，工資關係轉到北京市文史館，但一家仍住在朗潤園。1965年，張東蓀搬到北大東門外大城坊37號一座大雜院裡，在這裡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張家被抄是意料之中的事。據張東蓀的孫子張飴慈回憶：“兇徒前來翻抄的時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罵他反共、反革命，他任憑他們罵去。唯當那些人罵他‘漢奸’，81歲的老人猛撲過去，用頭撞他們，要和他們拼命。”

　　1968年1月，82歲的張東蓀被“逮捕”。他是被幾個軍人帶走了。軍人發現張家有件美軍“皮猴”，拿起來厲聲質問是哪裡來的，張東蓀說是1949年和談時林彪贈送的，軍人趕緊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張東蓀被抓走後，其家人5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裡。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

　　武志文：《“張東蓀與“張東蓀叛國案” 》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託，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殊，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註：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錄》

　　如果讓我處理，我非槍斃了他。

　　——馬寅初

　　"在與王志奇接觸的過程中，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張東蓀拿出了一份政協名單，並將其中認為可與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筆勾出。不僅如此，張東蓀直接掩護了與其接頭的台灣保密局情報人員，並提供私藏的電台。其中最重要的情報——宋時輪率領九兵團入朝這一信息、軍列的運行時間、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過其提供的電台傳送出去的。可以想象具有絕對空中優勢的美國人，獲得這一情報對九兵團是何等的威脅。雖然中共很快知道了這一情報的泄露，這時候的九兵團，已經是離弦之箭，縱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有闖過去一條路了。震驚之下的毛澤東電令彭德懷：“加強隱蔽、強化防空、軍隊夜間行動。”但九兵團本來已經極為倉促的行動變得更加倉促。而之後，就是長津湖……

　　所以原來九兵團計劃到瀋陽領取補給物質，在這種情況下，被迫改變了，直接去了中朝邊境。而由於沒有足夠的棉被，冬裝等各種物質。導致了凍傷，凍死的人數超過了戰死的人數。甚至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如果九兵團按照原計劃，領取物質。那麼在戰爭中，將大規模減少凍死的人數。甚至有可能全殲美國騎兵第一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