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他们死:美国塔斯基吉实验
the tuskegee study

研究员在等他们死：这项人体试验持续40年才终止
by:丁香园 2022-02-12  
                        
（ 65 年以后，1997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道歉。）
1932 年的一天，美国公共卫生局（PHS）性病部门的研究人员找到了 26 岁的黑人农民查尔斯 · 波拉德，邀请他第二天去附近的一所学校接受免费的身体检查。

此时的查尔斯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场长达 40 年的骗局。

「我去做了检查，他们说我有败血症。」检查后，查尔斯参与了一项治疗「败血症」的实验。直到 1972 年，66 岁的查尔斯才得知，自己的病并非所谓的「败血症」，而是梅毒。

查尔斯是「塔斯基吉实验」中仅存的 74 名幸存者之一，这项实验涉及 411 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直到 1972 年因媒体曝光终止。在漫长的 40 年的实验中，这些梅毒患者无法接受到正规治疗，他们甚至一直以为自己患的是「败血症」。

被「败血症」欺骗 40 年的梅毒患者

1928 年，一项由挪威人主导的梅毒病理回顾性研究发表。这项「奥斯陆梅毒研究」以几百名白人男性为对象，揭示了未经治疗的梅毒病理性征兆。

挪威的这项实验激发了美国公共卫生局的灵感，他们想知道黑人感染梅毒未经治疗会有什么症状。于是，一项「预期性实验」在 1932 年展开，无数美国黑人因这一实验直接或者间接死亡，这就是美国医学史上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

「塔斯基吉实验」建立在美国众多带有种族歧视的梅毒研究之上，在实验启动之前，就曾有研究结论指出「梅毒对人的影响取决于种族」，对黑人的心血管系统影响更大，而对白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更大。有观点甚至认为，梅毒会侵入白人「发达的」大脑，而「放过」黑人「发育不完全的」大脑。

这种带有强烈种族歧视的研究其实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那时的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在黑人中根治各种性病是不可能的，好的医疗服务也不可能改变黑人逐步退化的进化过程。

1932 年，「塔斯基吉实验」在阿拉巴马州梅肯县展开。梅肯县的梅毒控制研究表明，该县 36% 的美国黑人患有梅毒，但是他们并不知情，因此梅肯县的黑人成为了「绝佳的」研究对象。

参与实验的黑人农民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在招募受试者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困难，他们难以说服当地黑人参与实验。不过，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和护士尤妮斯 · 里维斯的加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塔斯基吉大学是美国一所私立的传统黑人大学，在当地黑人社区中有一定的威信。而尤妮斯 · 里维斯是塔斯基吉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附属的约翰 · 安德鲁医院担任护士。

尤妮斯 · 里维斯与受试者交谈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930 年代，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代，失业与贫困弥漫在美国上空。城市居民排队领救济面包，乡下农民吃野草根、蒲公英，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

在白人尚且难以谋生的经济危机下，黑人的生活更加困顿。此时，塔斯基吉大学开展了一项救助活动，名为「里维斯小姐集会」。在那里，塔斯基吉大学向社会底层，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黑人提供免费的体检、体检当日的午餐和一些小病的治疗。

正是基于塔斯基吉大学和「里维斯小姐集会」的知名度，贫穷的黑人逐渐同意加入这项人体实验。不过，塔斯基吉大学和里维斯并非有意将黑人同胞推向火坑，在 1932 年，梅毒还是无药可救的绝症，而实验能够提供一些医疗资源，甚至能给参与实验的贫困黑人带来一些小福利。

里维斯护士认为对于这些参加实验的黑人而言，「好处超过了潜在的风险」。

最终，411 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与 200 名健康非洲裔男性（作为对照组）参与了这次实验，为了研究梅毒的自然发病情况，这些梅毒患者都被告知得了「败血症」，而非「梅毒」，这一隐瞒就是整整 40 年。

参与「塔斯基吉实验」的人数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不予治疗与无限期延长：研究员在等黑人们死

「塔斯基吉实验」启动之初，托力弗 · 克拉克医生是负责人，他的本意是追踪一批感染梅毒的黑人 6~9 个月，随后给他们提供治疗，但是一年以后克拉克医生退休了，研究脱离了原定的轨道。

克拉克医生离开以后，这项本该 6 个月就结束的实验变为了一项长期的研究。

而不久后，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塔斯基吉实验」启动之时，一个帮助南方黑人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芝加哥福利机构「罗森沃德基金」为这些梅毒病人的最终治疗提供经济资助。

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罗森沃德基金」退出了「塔斯基吉实验」。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研究仍然以长期的形式存在了下来。

研究的「价值」或许是研究人员违背医学伦理，坚持推进该项目的原因之一。1934 年，「塔斯基吉研究」公布了第一份梅毒研究的医疗数据报告，报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医学界的争相借鉴和参考，业内也对他们的「实证结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实验的医疗道德考量在最初就很有限，随后在获取荣誉的驱动下迅速减退。

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受试者继续参与实验，研究人员告知病人「这是免费特殊治疗的最后机会」，甚至通过提供丧葬费用作为交换，要求病人签署死后解剖协议。

在「最后的免费治疗」威胁之外，研究人员也象征性地使用了猩红油膏、水银药膏等重金属治疗方法缓解病人的症状，这些治疗方法虽然微有成效，却有严重的副作用。

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数据，一些病人甚至被欺骗参与脑脊液抽取调查，在当时的美国，抽取脑脊液的腰椎穿刺不仅痛苦，而且存在风险。

参与实验的黑人农民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更为恶劣的是，即使出现了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研究人员却只想等这些患病的黑人死亡，以获得更多的研究数据。1943 年美国医学界发现青霉素能够有效医治梅毒，但是，研究人员却故意不对患者施以有效治疗手段，甚至阻碍患者接受治疗。

不久后，二战到来，250 名黑人受试者应召入伍。体验时，他们被查出患有梅毒，并被勒令接受治疗之后再参军。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仍然想方设法阻止他们接受治疗，当时的一位公共卫生部代表就直接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让那些一直检测为阳性的病人接受过治疗。」

在无法获得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这些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只能「被死亡」。美国国家档案馆 1969 年数据记录显示，「塔斯基吉实验」中梅毒组 276 人死亡，死亡率高达 62.3%。对照组中 18 人因为感染了梅毒被转入梅毒组……在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备受折磨的生命。

迟到了 65 年的道歉

二战结束后，纳粹的残酷人体实验被披露，引发国际社会讨论，这直接导致了 1946 年的《纽伦堡守则》和 1964 年的《赫尔辛基宣言》的诞生。这些守则与宣言规定了医学实验的伦理范畴，诸如被试者的知情同意，自愿无强迫等。

但是，即使在国际社会对医学实验伦理道德已经达到共识的情况下，「塔斯基吉实验」仍然没有终止，直到 1972 年，美国公共卫生部一名研究员彼得 · 巴克斯顿向媒体曝光了这个项目。

其实，早在 1966 年，彼得 · 巴克斯顿就已经向性病研究部门的主任提出了「塔斯基吉实验」存在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但是，那时主导实验的部门重申了「继续研究直至完成，也就是直到所有被实验的人们都死去并被验尸，是有必要的」。

在无法直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72 年，彼得 · 巴克斯顿向《华盛顿星报》和《纽约时报》揭露了「塔斯基吉实验」的内幕。一时舆论哗然，愤怒的民众要求美国卫生部回应。

然而，直到「塔斯基吉实验」被披露，时任美国公共卫生部性病部门主管约翰 · 海勒医生仍然辩解称「总体来说，医生们和公务员们只是单纯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其中的一些只是服从命令，另一些则是为了科学而工作。」

最终，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同意终止该项目。此时，411 名参与实验的黑人中仅 74 人存活。

1972 年 11 月 16 日终止「塔斯基吉研究」的文件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997 年 5 月 16 日，距离「塔斯基吉实验」启动 65 年以后，总统比尔 · 克林顿正式道歉并在白宫为实验的受害者举行了纪念会。

「这些实验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我们现在不再沉默，我们终于悬崖勒马。我们注视你们的眼睛并代表全体美国人民宣布，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令人羞愧的，我感到很抱歉。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我再次为联邦政府实施了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的实验感到抱歉。」

当时的 8 名实验生还者中，5 位参加了这场纪念会。

至此，美国医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被掀过。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塔斯基吉实验」背后的种族歧视远没有因为总统的道歉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