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重演：奸商買辦亂上海

上海奸商陰魂不散，這是一個大問題
by:佛蘭次小區 2022-04-24

上海的奸商和買辦是一對孽胎。在他們眼裡，上海這座城市都只不過是他們寄生的地方，不會有真感情。在他們潛意識裡，哪裡都是賺錢，上海不過是臨時停靠點而已。

　　上海疫情防控，舉國關注，多地增援上海，如此時刻，只要稍有良心的上海人都應該會積極抗疫，大家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渡過險情。事實上，絕大多數上海人都是這麼做的。然而，上海奸商竟然趁機發國難財，發疫情財！着實驚世駭俗，也使人深惡痛絕。

 　　4月19日上海公安局警情通報，奸商高某大量囤積青菜、雞蛋、雞、鴨等食品，並大幅抬高價格對外銷售，累計銷售175餘萬元，非法獲利150餘萬元。

　　上海警方還查明，閔行區梅隴鎮政府出資760萬元，委託某公司供應11萬份豬肉，該公司用300萬元弄了一批劣質豬肉運來，準備淨賺460萬！坊間也常有報道，疫情時期，不時有人趁機發疫情財。

 　　我們沒有想到，上海不但有人對防疫工作抱有“買辦”意識形態，跟着洋人“與病毒共存亡”調子亦步亦趨，導致疫情擴大，上海還有奸商陰魂不散。這可是個大問題。

　　奸商禍國殃民，危害極大，我們這個國家特別是上海市民可謂吃過不少奸商的苦頭。

　　上海解放初期，盤聚在上海的奸商以為，從山溝里來的共產黨沒有管理能力。奸商們精心布局，操控“兩白一黑”（“兩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和上海的金融，抵制人民幣進入上海，上海的經濟被這些奸商搞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1949年5月前後，奸商們把上海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30多個茶會市場，全部被利用來搞投機活動。全市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全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販子、銀元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機活動者竟達30萬人之眾。

 　　在這些奸商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10多天內就上漲了近兩倍。銀元價格的暴漲拉動了物價的全面上揚，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上海大米價格竟上漲了兩倍多，棉紗價格上漲了一倍多。在奸商們的搗亂下，整個上海市一片驚慌。

　　只是這些奸商小看了共產黨的能力。新生的人民政權果斷採取措施，嚴厲打擊上海龐大的奸商，穩定、恢復、發展上海的民生和經濟。人民政府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雙管齊下，逮捕不法奸商，迅速從全國各地調撥物資入滬穩定物價，給投機倒把的奸商們以滅頂之災。奸商們最終慘敗，輸了個精光。

　　1950年抗美援朝，上海奸商王康年大賺昧良心錢，把過期變質的藥品高價賣給志願軍，一次就賺取志願軍5億元。當時，上海還有不少奸商向志願軍出售劣質醫療器械、假棉花、未經消毒的繃帶紗布.....志願軍因為使用了這些“假貨”，一些小傷也釀成了無法治癒的大禍，有的被迫截肢，有的因此喪命。

 　　上海大名路聯合牛肉莊奸商張新根和陝西北路徐福記牛肉莊奸商徐苗新拿到志願軍的訂單後，在生產志願軍軍用牛肉罐頭時，不但用水牛肉和馬肉冒充黃牛肉，還每天到各處肉攤收買一千斤左右臭牛肉和壞肉摻進去，前後共達十二萬斤之多。有些牛肉臭得發綠。他們就在臭肉上塗上一層牛血，裝成好牛肉摻進去，賺取不義之財三十億元。志願軍吃了他們生產的罐頭後，不是中毒就是患病。

　　我們的很多志願軍將士，沒有死在美軍的炮火之下，卻被這些奸商的假藥和有毒食品奪去了生命。

　　毛澤東主席聞之極其震怒！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並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地“五反”鬥爭的指示》，拉開了“五反”鬥爭的序幕。1953年2月28日，奸商王康年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其他奸商也受到了應有的法律處罰。

　　歷史上，奸商到處都有，但像上海這樣的喪心病狂、草菅人命，無論數量還是貪婪程度和道德良心之壞都無與倫比的奸商，其他地方可是鮮有。

　　上海堪稱是奸商的淵藪且陰魂不散，今天竟然又干起了發疫情財的缺德事，涉及面還不小。

　　除了上海警方通報的奸商，坊間還報道，現在的上海，坐地起價現象層出不窮，都是瞄準市民隔離在家不能外出這一“靶心”精準出擊的。有的送快遞的“小哥”也打起了發疫情財的主意。坊間舉報，4月15日，上海一女子在平台找跑腿小哥代買6桶泡麵和20個雞蛋，跑腿費+物價一共是577元。送達後，小哥要加錢300元作為跑腿費，一共收900元。女子沒辦法，只得掏錢：一瓶水在沙漠，要你給1w你也得喝。餓了一個星期，6袋泡麵要1w你也得吃。

　　上海的大小奸商就敢於這麼幹，特別出格離譜，說其邪惡也不為過。過去他們敢於冒着殺頭的危險這麼幹，現在又敢於冒着千夫所指的風險這麼幹。原因在哪裡？這才是我們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

　　利慾薰心當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當然也是所有奸商的通病。馬克思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家就敢於冒上絞架的危險。馬克思的話也是對奸商的生動刻畫，但不能完全解釋上海奸商的與眾不同。

　　筆者所處的佛山，商人可謂遍地都是，但沒有哪一家會在疫情期間幹上海奸商干的這種缺德事，也不敢干。誰幹了一回，這個人的餘生就永遠抬不起頭來了。為什麼呢？因為佛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商業文化。這就是商有商道，生財有道，強調三不能賺：國難之財，天災之利，貧弱之食。事實上，這也是大中華的商業文化。我們也注意到這一文化的形成是從強烈的自我定位中產生的——我是佛山人，我是中國人。是從這一精神家園裡開出的花朵，也是必然會開出的花朵。

　　在我們看來，上海的奸商們沒有應有的商業品性，根本原因也是沒有搞清楚或根本就沒有“我是誰”、“我是哪裡人”這樣的自我定位。嚴格地講，上海的奸商和買辦是一對孽胎。這些人不管是“舶來品”還是上海本地人，在他們眼裡，上海這座城市都只不過是他們寄生的地方，不會有真感情。在他們潛意識裡，哪裡都是賺錢，上海不過是臨時停靠點而已。

　　上海奸商心裡，他們從來就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上海人。也許他們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不屬於哪國。當然，哪個國家也不會承認和歡迎他們。這些“無國之人”都是精神的孤魂野鬼，是真正的“窮得只剩下錢了”的奇異一族。他們無法體味和品嘗到人生的意義，活得也是險象環生，在他們一次次鋌而走險的時候，說不定哪一回就把自己玩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不但是精神上的可憐蟲，也是自我作孽的犧牲品。

　　這是上海奸商的“杯具”，也是上海的“杯具”。這一“杯具”是上海百年租界史這一孽緣開出的罌粟花。上海百年列強租界史雖然有效規避了列強堅船利炮的滾滾硝煙，卻給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的文化創傷，生產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買辦和姦商之最且陰魂不散，到今天還在上演着歷史的驚人相似，着實令人大驚失色，唏噓不已。

　　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粥。絕對不是什麼好事而是絕對的壞事。奸商不會真心實意為國為民，而是國家民族的破壞者，特別是在大災大難和國家、民族遭受生死大劫的時候，奸商絕對不會擔當應有的道義，而是與國家民族離心離德，置國家、民族生死於不顧，趁機大發橫財。奸商陰魂不散，不但擾亂上海的生產生活秩序，波及市民的生活及政府應急響應能力，也嚴重傷害了上海的形象，對此，我們決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