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政治之阴险:加拿大谍报部门以“亲共”震慑华人参政
加拿大谍报部门以“亲共”震慑华人参政 加国无忧 2023-03-20 23:46:55
谍报工作的本质
每个国家都从事间谍活动,也从事反间谍活动。谍报人员,无孔不入,而且可以黑箱作业。上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就有当时在位的老特鲁多总理的档案,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政府其他部门的人,讨厌,恐惧,看不起谍报人员。在政府的结构里面,谍报人员权力大,但地位低。昔日戴笠在国民党权倾天下,但只有局长的地位。这个地方没有好结果,很多谍报人员,都不得善终。戴笠在南京飞机失事死亡。起因是他到北京视察,发现北京情报站长在战时私通日本。在他还未有处理此事前,站长在他的飞机放了计时炸弹。
谍报人员为了表现自己,经常制造事端,天花乱坠,看起来很公正,实际上却是恶毒阴狠的攻讦,其间的悲剧,令人感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屈里法斯(Alfred Dreyfus)案,一次大战的舞女/名妓玛塔·哈里(Mata Hari)案,抗战胜利后的歌姬/女优李香兰(山口淑子)文化间谍案,冷战时期的卢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原子间谍案,台湾戒严时期的孙立人纵容共谍案,几十年后政府档案解密,才发现都是由谍报部门虚构事实,或是夸大的政治冤案。历史虽已落下帷幕,成为陈迹,却足以令人深省。屈里法斯案与今天北美华人的处境极相似。我们了解屈氏当时的社会,拿来比较今天,就会更加了解我们的处境,不致被夸张或不实的报道蒙骗。
德国崛起 法国感到受威胁
屈里法斯生于阿尔萨斯(Alsace)。这是法国东北角的一个文化地区,包括上、下莱恩省,居民90%母语是德语。德国强的时候,这地区为德国占领。法国强的时候,又为法国占领。屈里法斯是犹太人,父亲是成功的纺织厂商。普法战争后,家乡为德国占领,他们举家迁到巴黎。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毕业。这是军校,他专攻炮科。他才识卓越,毫无二心的努力工作,很快就升为上尉,而且申请到参谋本部当见习军官。他的军校老师毕加特中校(Georges Picquart)在参谋本部任职。毕老师审查了屈氏的申请。屈氏是第一个进入参谋本部的犹太人。
屈理法斯(Alfred Dreyfus)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之后,犹太人在欧洲即因异教徒而受到歧视和排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种族歧视。中古时,英国、法国、西班牙排犹,波兰、德国、俄国不排犹。在近代和现代,法国不排犹,政府没有排犹的方案,但排犹的暗流仍在,每逢经济不景,或是社会动荡,排犹暗流即表面化。普法战争后,德国因统一而崛起,法国感到受到威胁,法人坐卧不安,排犹意识提升到百年未见的高峰。
1894年9月,一个神秘的人到访德国驻法大使馆,要求见武官斯瓦兹柯本上校(Max von Schwartzkoppen)。武官的职责,就是搜集情报。他刚巧外出,到访的人就留下一信,要求交给武官。武官回来拆开那信,上款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下款没有发信人,只是说能提供一些机密文件:
120毫米火炮测试记录
部队调整概要
炮兵编制调整
马达加斯加的相关记录
野战炮测试概要
武官看完,把信捏作一团,抛进废纸篓。大使馆的清洁女工是法国间谍,把信捡了。信就辗转到了参谋本部的情报组。法国的情报组织设立很迟。普法战争战败后,才在外交部和参谋本部设立工作组。参谋本部第二组“统计组”,就是情报部门,人手很少,也没有什么经验。排犹暗流表面化
“统计组”得到那封信,就马上与参谋本部其他部门紧急会议。他们认为写信的人,必定是来自参谋本部,而且出身炮科,才会知道信中所提事情。他们锁定了二个人。一是伊斯特哈齐伯爵(Ferdinand Esterhazy),官阶少校。他生活浪漫,以致财政困难,人人皆知。虽然他祖籍是匈牙利,但他父亲是法国将军。他本人参加过普法战争,得过英勇勋章。他应该没有问题。另一人是屈里法斯。因他是犹太人,母语是德语,大家都怀疑他对法国效忠的程度,有的人说为什么会有犹太人混到这里来呢。这些瘟国大官一口咬定是他,只有毕老师认为不是。参谋长和几个重要的手下,于是去见国防部长墨西尔(Auguste Mercier)。那时墨西尔受到舆论的攻击,认为他不胜任。他急需制造事端转移目光。屈里法斯是犹太人,就够啦。他下令火速办理。参谋本部漏夜派人到屈里法斯家中,告诉他明天早上要评估所有见习军官,叫他九点钟到,穿便服。
屈氏到参谋本部时,没有见到其他的见习军官,只有参谋本部的字迹专家杜巴提少校(Du Paty de Clam)一人。杜少校说他手痛,不能写字,需要口述一封信给屈氏代写。屈氏当然答应。杜少校从在德国大使馆检获的信读了一些句子,他叫屈氏站著写,坐著写,弯身在桌上写。忽然他大叫“好了!”就打开一扇门,大叫“就是他!”几个军官冲了进来,说道:“我们以叛国罪逮捕你!”屈氏莫名其妙。案件交给七人军事法庭秘密审讯,没有陪审员。“间谍信”成为该冤案的主要证据。在办理过程中,国防部长墨西尔送给庭长一个档案,里面有四个文件证明屈氏有罪,都是伊伯爵的副手亨利少校(Hubert-Joseph Henry)奉命伪造。屈氏以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魔鬼岛。整个法国社会震动。屈氏受到舆论的公审,蠢人的评判和群氓的嘲笑,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相信他没罪的极少。幸好,法国已经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屈氏才得免一死。
法国在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当法国受到德国威胁,排犹意识高涨的时候,自由、平等、人权的政治辞令,都抛到九云霄去了。
谍报部门制造冤案
魔鬼岛位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French Guyana)北部的大西洋之中,四面是急流,是法国流放重犯的地方。屈氏被关在一栋石墙围绕著的石屋里。每人都是单独关禁,两边两列囚室,中间是通道,门窗都被钉死,看不到蓝天和外间世界。囚犯每人有两个水桶,一个用来喝水,一个作大小便。每天喝清水,吃面包,每三天喝一次汤。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散步,但不准和任何人谈话,只可用凝视互送关怀。晚上睡觉用脚链和手链锁在床上。所有来信,都受检查,到他手上的很少,而且还要涂去一些字句。在这里死是容易的,生却很难。屈氏在这里五年,以无比的意志力撑了过来,直到他的冤案重审才回到法国。政府公布了他在狱中的照片,穿著雪白的囚衣,房中有窗,光线充足,还有书桌,全是谎言。
屈里法斯事件,渐渐为人遗忘。他的老师毕加特中校升为统计组组长。有一天,曾经受到间谍嫌疑的伊斯特哈齐伯爵写信要求调职,毕老师一看,那字迹似曾相识。他打开屈里法斯的档案,发现字迹和那珍藏起来的间谍信一样。他马上报告上司参谋长冈斯将军(Charles Arthur Gonse)。冈斯将军回答:“现在法国和德国有可能开战。屈里法斯不能翻案。一翻案,法国军队的声誉会受到打击,影响到法国的作战能力。为了法国,牺牲一个犹太人,是不会有人追究的。”这番话华人不可不知,而且要研究研究。他把毕老师调离参谋本部,到边境去,跟著把毕调离法国,先到亚尔及利亚,再到突尼斯。每次调职,参谋长都给他很高的评估。他想毕老师闭口。毕老师在外的时候,职位由伊伯爵代理。法国参谋本部的情报组,主管竟然是德国间谍。
屈氏的哥哥马窦(Mathieu Dreyfus)相信弟弟没有罪。他到处奔走,发动伸冤运动,印发了小册子。那时“间谍信”已在报上公开。马窦把这信收入了他的小册子。有银行职员和马窦联络,说有一伊斯特哈齐伯爵向银行借钱。他手头上还存有伊伯爵的信,字迹和“间谍信”一样。这发现轰动了法国,屈里法斯案又起,撕裂了法国。全国由上到下,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分裂成屈派和反屈派,斗争激烈,朋友反目,夫妇离婚,到处打犹太人,和捣毁犹太人的商店。马窦正式控告伊伯爵。毕老师应召回国作证。法庭判伊伯爵无罪。当他步出法庭时,庭外反屈派一千五百人欢呼他,认为他是受难的英雄。毕老师反而被控涉露军事秘密,受到逮捕和褫夺军籍。虽然伊伯爵被判无罪,军方以不适宜于军方工作把他革职。他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麻烦,逃到英国去。在英国有记者访问他。他坦然承认自己就是“间谍信”的作者。
左拉之笔 正视听 纠伪报
当时莫泊桑已去世,左拉(Emile Zola)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法国人尊重文学。凡竞选公职的人,必须谈文学谈得来,而且要指出谁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左拉正在享受他劳动的果实,名誉、财富和安定。他觉得屈里法斯是冤案。文学之笔,可以正视听,纠伪报,于是挺身而出,为一素未谋面的犹太青年伸冤。他写了4500字的信给法国总统:
我控诉杜巴提少校为屈案的主谋
我控诉屈案的军事法庭违反人权
我控诉审理伊斯特哈齐伯爵的军事法庭,藉命令来掩护不法事情,和明知被告有罪,又故作无罪的宣判,构成严重的渎职,侵犯司法尊严。
他把信发表在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所办的曙光报(L’Aurore)。克里孟梭把该信的题目改为“我控诉”。克氏的父亲是医生,他也是医生,改行做记者和参政。他写的文章,光芒万丈,笔锋犀利,人称之为“老虎”。他反对中法战争,同情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总理。
“我控诉”出版后,“曙光报”收到支持电报三万份,法国政府为之震动。左拉的信有一项控诉是军事法庭“奉命开脱伊斯特哈齐伯爵”。国会就以此控告左拉“诽谤”政府机构。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三千法郎。他的律师劝他离开法国,在狱中不能做任何的事,在外面他还可继续抗争。他去了英国,到了法国政府下令重审屈案才回来。屈派的人给他英雄式的欢迎。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在家中开炉取暖,中煤气毒而死。多年以后,有暖气工人在临终前对自己的药剂师承认,受到极右势力的主使,把左拉家中的烟囱塞了,故意使他中煤气毒。左拉后来移葬贤人祠(Pantheon),屈氏有到场扶灵。
屈案时的国防部长摩西尔调了职,换了加芬雅克将军(Godefroy Cavaignac)。他与摩西尔不同。摩西尔知道屈氏无罪,但他有私人目的,故意加屈氏以罪。而加芬雅克相信屈氏有罪。那时屈案闹得厉害。加芬雅克为了平息因此而起的动乱,在国会宣读了三封信,认为这三封可以一劳永逸的断定屈氏有罪。毕老师那时赋闲在家。他写信给总理,说二封信与屈氏无关,第三封是伪造。总理下令调查,发现第三封果然是假的。是亨利少校所造。加芬雅克下令逮捕亨利少校。少校辩称:“我是奉命作假。我作假是为了法国。”亨利进狱的第二天,就被发现用剃刀自杀。他进狱那天曾被搜身,并未发现有剃刀。是否有人杀人灭口?
事至如此,屈案不能不重审。总理私下透过第三者叫哥哥马窦要求重审,屈氏仍判有罪,但减刑,从终身流放减到十年。总理特赦。哥哥反对,他说接受特赦,即是承认有罪。但青春一去永逝。那年屈氏才39岁,已满头白发,双目无神,瘦弱得剩下皮包骨。他已再不能忍受监狱的折磨。他接受了特赦。哥哥不服,要求又再重审。这次,法院查看大量文件,征召大量证人,终于免开庭推翻上二次的判决。这是1906年的事。屈里法斯归队,晋升为少校。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逝世,军阶上校。毕老师也归队,晋升为少将。克里孟梭任总理时指派他为国防部长。法国人注重国家的光荣,虽有屈案的冤狱,但也有好像左拉的人,不畏强权,不顾个人利益,为冤案仗义执言,发出令人震惊的呼唤,终于平反,故不失其光荣。
屈案发生时的德国驻法武官斯瓦兹柯本上校在离职时,向法国总统辞行。他对总统说他不认识屈里法斯。总统没作声。德国人勇敢、真诚、忠实,有义务感,不喜欢不公正和不合法,不喜欢无秩序和无纪律。上校在1917年在德国逝世,临终前在病榻上对夫人说:“屈里法斯是冤枉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他。”
主流对华人参政报复
昔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直笔写史,而乱臣贼子惧。华人在加拿大150年,不敢参政,因为恐怕主流社会报复。今日中国和平崛起,华人渐渐恢复自尊自信,才有了参政的勇气。但华人参选,略有成就,加拿大的谍报部门就搬出“亲共”、“共谍”的帽子,震慑华人的参政意识,使华人社区,观点不一,言论不一,行动不一。但我们还是容忍下去,不敢责问政府。屈里法斯的冤案,我们要研究其发生的过程,警惕振作。参选的华人,面对邪恶,背上黑锅,背上闲话,腹背受敌,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为公的决心,无畏的精神,不能负重致远。我们要同情他们的遭遇,共策共勉,华人参政才可开一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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