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一些書後，難免困惑於讀書的作用所在，特別是中國古代的典籍對今人的作用究竟何在，一時很難以隻言片語說個明白。現在人讀書多講究“經世致用”——《辭源》中對“經世”的解釋是“治理世事”，而“致用”則為“盡其所用”。“經世”的抱負在今天恐怕已經蕩然無存，惟有“致用”成了人們讀書做學問的動力源泉，然而其背後所隱含的卻時常是對於“名利”的追求。

“經世致用”被後人認為是儒家傳統的思想，與其“入世”的哲學思想相吻合，在明清時期，被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推向了一個高潮。鴉片戰爭後，對於古典傳統文化的質疑愈發強烈，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試圖彌補傳統文化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的不足。由於中國在近代所承受的屈辱之巨大，此種“經世致用”的思想更容易被後人所接受。

然而後世所理解的“經世致用”卻未必完全符合孔子的本意。我本人不完全贊同斯坦福大學教授Lewis在《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中提到的：儒學中蘊含着一種“避世”學說，儒者以為官為恥的觀點，但說儒學是一種“入世”哲學也未必完全正確，雖然孔子本人是一直在尋找施展自己抱負的機會。

《論語·公冶長》中，其一－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其二－子曰：“寗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論語·泰伯》中，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從這幾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所倡導“入世”與“出世”的概念是建立在“邦有道”與“邦無道”的前提之上。在政治上，孔子一生都在追求明君以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在他的晚年輾轉於各國以尋求施展自己遠大抱負的機會，然而在“邦無道”之時，他選擇是“去之”以尋求新的希望，“愚”和“隱”恐怕只是他的一種追求和晚年的慰籍。

由此可見“經世致用”的觀念是後人移植於儒學中的，借用儒學的權威性而加入適應時代的觀念。對於古代典籍的閱讀先要建立起一種觀念，即多數典籍都是有一個隨時代演變的過程，包括《論語》在內的，流傳至今的許多典籍與其原始的版本都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後世的理解與轉述使得我們很難窺探這些典籍最原始的面貌。例如：老子的《道德經》分為《道經》與《德經》，由於考古的發現，我們知道應該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應稱為《德道經》才更符合老子的本意。

關於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如何“經世致用”，朱熹的理解是“修身，齊家，平天下”，其“入世”的觀點愈加的明顯。結合孔子的本意，我個人則更加贊同“邦有道”則為“平天下”的“入世”觀點，以及“邦無道”則“隱於市“以“自修”的“出世”觀點。但是結合西方的理念來講，“待邦有道”以及“愚隱”又是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無道之時為何無有創造有道之邦的氣概？中國文化中缺乏一種自主獨立的精神，多有一種待聖人出現救萬民於水火的渴望，對於自救與民主的重視程度遠不及西方。如果又以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觀之，我們究竟是遵循了自然，還是違背了自然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