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中国政坛的大地震的影响下，温家宝已经不只一次地在高谈『改革』，呼吁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树立其『亲民』的形象，在薄熙来事件之后，便又销声匿迹下去。在此前的“倒薄”事件中，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与『保皇派』也发生了不小的分歧。也许改革派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重庆『唱红打黑』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否定了毛泽东在建国前搞的『肃反』运动和建国后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肃反』运动中，毛为了消除异己，树立自己在党内绝对领导形象，实施了多少严刑逼供，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参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这与现在暴露出重庆『打黑』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是何等的相似。而『唱红』这样的运动，不就是中共再一次尝试对于民众思想的清洗与控制。然而，看到那么多『唱红』运动的呐喊者与支持者，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中华大地上再兴起一次类似『文革』般血雨腥风的运动？其实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今人对于『文革』认识与反思不够的结果——大陆民众对于『文革』仍有太多的疑问，究竟在那十年是怎样的一种悲惨，怎样的一种泯灭人性，又是怎样的一种残忍？

      几个月前，传来中国大陆对于“六四”一些资料解禁的消息，不少人认为这预示着民主制度离我们真的不远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民众的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民主』了呢？其实停下来仔细想想，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经历过不只一次了——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搞整风运动，利用『自由主义』去打击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延安之春』刮起的『民主之风』，是多么地让人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王实味的一篇《野百合花》发表之后，毛敏锐地觉察到这股『民主之风』会带来『引火烧身』的危险时，立刻就结束延安那短暂的春天。因为毛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人看着他在1939年春夏之际，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上（参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而王实味在文章中所批判的官僚等级制度必然会将矛头指向毛自己。不久，王实味就在毛为幕后，康生主持的“审干”运动中，遭到迫害，并于1947年7月1日夜，被秘密杀害，其尸体被剁成碎片，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文化大革命后，他的妻子为他积极申诉。直到1990年，王实味才得到了平反昭雪。

      我们不难发现，另一次的『北京之春』的情况，也是何等得类似：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的10月6日，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邓小平复职。邓为了否定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错误路线，强烈批评了华国锋“凡是毛泽东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坚决遵循”的态度。于是，中国于1977年—1978年间引来了一个短暂政治自由时期——『1978年11月15日，北京西单运动场外的西单民主墙上，张贴了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当时的《中国青年》提出了破除毛泽东迷信的思想，引起当时社会的极大回响。随后有人在墙上张贴自己的感想，提出要民主、言论自由、反专制等。11月24日，北京王府井大街街口的民主墙上，出现一幅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同时，一张“致卡特总统”的大字报，内容完全赞同美国总统卡特所提出的人权观念。』邓起先对于此次运动是抱以支持的态度，他在1978年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可是后来，当一个叫做魏京生的人开始进而批评整个中共政府及共产主义，甚至邓小平及他倡导的改革时，邓也预感到『民主』之火是很容易烧到共产党自己身上的。后来，魏京生于1979年3月29日，在西单民主墙张贴《探索》的号外《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时，因批评邓小平独裁而被捕。同年7月，中共颁布了“反革命罪”的定义，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取缔“西单墙”——『北京之春』就此落下帷幕。

      从这两此类似的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政治』这副嘴脸是何等的残暴和丑恶，『民主』犹如小妾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被人强暴了，还得应声叫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在各种运动中失去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成了『随风即应』的『墙头草』，干着『粉饰太平』，为政治家们呐喊助威的勾当。你说这样的『民主』我们敢要吗？现在，又有人站出来高举『民主』的大旗，我们不能否定这对于国家民主化进程有促进作用的，可是谁又能保证在这些政治家，改革家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是否真的可以继续尊重民意，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民主』绝对不是别人施舍来的，也不是什么『救世主』赋予的——真正的『民 主』是以民众为主导，由民众所支配的，所以它必将需要民众自身的强大，才能够去争取属于自己真正的『民主』。民众自身不强大，像这样开出的『空头支票』，总有一天是要被收回的，那么作为民众的我们又拿什么去应对荷枪实弹的武装呢？

      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谈起『民主』，正常的步骤是先批评一下国内政治的腐败，再羡慕一下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然后哀叹一下国人的『不幸』，愤怒一下国人的『不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便不了了之。这样的一种探讨是不会对国家民主化进程有任何的促进作用的。例如，很多人都在讥讽国人的素质不够，即使搞了『民主』也会天下大乱。那么，我们所应该去考虑的，便是如何提高国人的素质，并从自己开始，付之以行动。我承认，接受了十六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对于所谓『民主』的概念是模糊的，大部分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也曾这么理所当然地以为。可是当你真正花时间去了解『民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首先，『民主』制度是保障少数人利益的，它会在你成为弱势一派的时候，为你提供一个可以维护自己权益的途径，就像在中国，政府可以随意拆你的房，收你的地，作为弱势民众你没有任何的办法。然而。『民主』制度所要保障就是这样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在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出动军警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进入学校，维护他们享受教育的权利；就连臭名昭著的3K党在电台做节目宣传自己的理念的权利也是要受到保护的。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最终只会造成『大多数的暴政』，『民主』的作用却是要防止专制与独裁的产生。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民主』是『免费的午餐』，它不是任何人赋予给你的，而是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民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耗费了无数的资源，甚至牺牲了无数条的生命才最终换来的。中国人个性中那种渴望救世主，缺乏独立自主的观念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大障碍。

      作为今人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自觉去培养一种自觉公民意识——它包括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一种个人以及公共的道德意识，以及去维护自己权利，履行自己义务的自我认识。对于中国现今的情况来看，我们更应该强调社会责任感，公共道德意识以及对于自己权利的维护。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如今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水平下，培养和维系这三种理念是难上加难的。古人就清楚告诉我们：想要教化民众，需要以利益为诱饵——政府没有举措提倡这样的意识与理念，整个社会就无法还以你同样的尊重，维系一个较好的道德环境，给予你维护自身的权益的保障。所以，现阶段提高公民意识仅能依靠自身的觉悟，以及较高的个人道德素 养。更多的，我们需要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上下功夫，例如，儒家修身提倡『慎独』，就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如《诗经·小雅》所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特别是在独自一人之时，仍能以一个较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这便成了一个人的原则，也就是『慎独』。我们说，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一个长远性的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是物质上，同样还有精神上的欢愉，确实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这同时也需要我们排除整个社会上道德沦丧现象的抵触——因为在这样大环境下，很多人是不愿去讲道德的，多数时候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于是他们便喜欢给那些讲道德的人冠以『假道德』的名号，为自己的『不道德』找理由，制造氛围。所以，一个真正遵从道德修养的人，是不会因为外界的标准而改变或者降低自己的准则的，而一个真正具有独立精神，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是会坚持与那些不让他成为自己的东西抗争的。那么，当我们走到自己短暂生命的尽头之时，便不会带有任何的遗憾，我们能够很坦然地像康德那样在自己的墓志铭写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认真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予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便是头顶闪耀着的星空，和心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