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毕了《胡适还是鲁迅》和《谈陈寅恪》两本书，颇有些感触，很想写下来，也当是一份记录吧。对于鲁迅先生，作为我这个年纪出身的人恐怕并不陌生。在初中与高中之时，“先生”的文章不少都是要背诵的，并且理解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教书的老师所说的那种。那时倒也没有太多的思考，只要拿到高分的卷子回家向父母汇报，也就万事大吉了。记得钱理群先生来过附中谈鲁迅，那时怀着对“先生”的敬仰，说什么也要去听的。至于钱老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甚至在高考后，“先生”的名字也不大听人提起，更没有什么情趣坐下来细读“先生”的文章。再与“先生”相遇，人已在大洋彼岸度过了第三个年头，对“先生”的模样与认识也渐渐模糊，只是依稀记得，“先生”是个时刻也不放弃斗争的人。至于“斗争”，恐怕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毫无关系了吧。

留洋三年有余，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能说不发生了一些改变，对于过去很多理所当然认为的事物也有了新的看法。就拿“先生”来说，从过去的敬仰到爱屋及乌的憎恶，再到现在一个不敢妄下评论的境地。很多时候，对于事物的爱恨都是有波折的，就好比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一般，牵牵小手，碰碰小嘴，好了没多久又要横眉竖目地相争相气，到最后又恢复于平静，该合的合，该散的散，相互亲昵亦或是老死不相往来。对于“先生”的感情，或许不像恋爱般如此波澜起伏，但在这种变化中，可以察觉到，像我这样的青年的一个成长过程，也很可能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必须走过的一条路。其间的痛苦与心酸，幸福与愉悦，是每个人都会切实感受到的。人都有一种“求实”、“求真”的渴望，所以在盛世铁幕之下，才会有那么多人去追捧真相。但是有些时候，人们的态度用错了，以一个追星族的思维与观念去追求“真相”，甚至是“真知”，那么这些“真相”与“真知”也仅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就好比旧社会，人们一拥而簇地挤在茶馆谈什么“自由主义”，谈什么“共产主义”，几个新鲜的名词一摆，引得无数羡艳地目光聚焦到你的周围。偶尔也有所谓标新立异之辈争得面红耳赤，更有甚者也会大打出手，到最后却又都趋于平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哄而散般地回家，该打麻将的去打麻将，该生娃的上床生娃去了。几十年后，生出来的那些娃们也都跑出来，混到茶馆里去了。

所以，一个人为人处事多少要讲究点治学精神：一是要存疑，二是要宽忍。这两点胡适先生早在八、九十年前就提过，只不过他讲的是“自由主义”，到了我这个书呆子身上就变成治学精神了。所谓“存疑”，模仿钱穆公的口吻来说，就是：“对于一切过往的事物认知，包括历史、文化、人物事迹、学说等，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遗漏，甚至是错误。要本着‘再认识’，‘再考据’的心态与魄力去研究过往之事物。”而对于“宽忍”，有些文不对题地拿“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一句来说明，恐怕已经足够。这也是梁实秋先生晚年对于骂过他的鲁迅先生所具有的态度。这里就有一个存疑加考据的例子：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梁实秋先生引用上面的话，他说这是伏尔泰说的，现在看来有些疏漏，因为这句话也有可能是写伏尔泰的传记作家伊夫林·霍尔总结伏尔泰语时所写的话（详见The Friends of Voltaire P199）。所以很多时候，历史留给我们“是是而非”的真相，并无法用我们“非黑即白”的习惯思维去理解。

最后再谈谈治学精神在陈寅恪先生那里的表述。陈先生治学之严谨，考据之认真已无须多言，但陈先生所秉承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与胡适先生所提倡的自由主义不谋而合。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最或缺的东西。如今的青年则更应该将这些治学的精神力行于身，在纷乱错杂的社会里生存，也不至于迷失了方向。文章收尾就此，有些仓促，偶得之情不再，就此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