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所著之《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为编年体史书，以周纪『三家分晋』拉开全书的序幕。臣光实乃尊君之人，必以礼，分，名辩之，倡尊君重道之法，又以孔子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之。孰不知孔子虽倡周礼，亦有『侍明君而去暴君』之说，其一生郁郁不得以仁义礼乐侍君，反以自身学说为权威而行天下。然韩非子有云：“儒以文乱法”，恐臣光不悦乎？

后追溯三家分晋前智氏之亡，亡在一才胜德之智瑶。初，智瑶求地于韩、魏，皆允之，是故『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多有欲擒故纵之意。后智瑶求地于赵不成，联合韩、魏发兵伐赵。赵使离间之计，与韩、魏反杀智瑶，灭其族。

三家既盛，赵襄子以智瑶头为饮具，令人发指。智氏之臣豫让行刺襄子不成，为不以二心侍君，乃漆身为癞，吞炭为哑，欲杀襄子，不成，遂被杀。然忠义之人多以丧告终。

后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三家分晋成矣，东周进入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后，魏文侯魏斯广纳贤良之才，尊师重道，言而有信，以此闻名于四方。魏斯亦深得王道之术，以仁义安四方，使赵、韩两国皆来朝拜。然而世间并无完人，魏文侯讨伐中山成功后，问群臣：“我是怎样的君王呢？”群臣皆曰：“仁君。”只有任座一人直言不讳，说道：“君得了中山，没有封给自己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哪门子仁君啊？”此种说法可能不被现代人所理解，多数人不认为先封赏自己儿子有什么错，但在当时的战国，长子继承制和兄终弟及制度是并行的，各个诸侯国采用的方式不同，例如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记载：“（吴王）诸樊知季子札（老三）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三个弟弟按长幼继承），欲卒致国于季子札（希望最后能将王位传到季子札手里）。”这里采用的就是兄终弟及制度，与魏文侯相距仅一百多年。

听到此话的魏文侯大怒，将任座赶了出去，可见『为君者必骄，好巧言』——很多我们所熟知的贤君都是后世描绘出来的，行仁政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使像后来王安石变法所提倡的“王道”，要求帝王和官员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先，不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为主旨，也仅仅是一种维护统治的补救方式，并且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专制制度的根本是统治阶级具有特权，而民众没有任何的能力进行主导和干涉，没有任何的约束是很难使人远离骄与奢的，当今社会贫富差距的陡增，也是专制制度下的必然。

赶走了任座，魏文侯又问翟横自己到底怎么样，当然他还是想听到“仁君”这个答案的，翟横也是这么说的，他的回答是巧妙的，甚至让人觉得是有些狡猾的，但是之后当魏文侯进一步问为什么的时候，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真正高明的为官之道。翟横说：“我听说君王仁德，他手下的大臣就敢直言，刚才任座如此耿直，于是我就知道了您是位仁君。”魏文侯听后大喜，估计也在内心中反省了一下，于是又把任座请回来，亲自下堂迎接，奉为上客。

这里翟横运用的谈话艺术，与两千多年后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所谈到的不尽相同，当面指责别人的错误，必然招致反驳与不满，更何况是如狼似虎且骄且奢的君王？为官之道不仅仅是直言进谏，以死相逼，如果方法运用不得当，君王听不进去，反倒是愈演愈烈，岂不是火上浇油，害了自己的君王。《史记》中记载，周武王九年兴师伐纣，八百诸侯会于盟津。武王觉得时机不成熟，乃还。两年后，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进谏被囚，使得纣王最终众叛亲离，太师疵、少师彊抱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觉得纣可伐，便有了后来牧野誓师灭商的故事。

纣王的骄奢淫逸固然是商朝灭亡的根源之一，但是比干和箕子明知纣王不会听进去谏言，仍是以死强谏，最终他们是获得了千秋美名，但却加速了商朝的灭亡。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一种高明的为官为臣之道。又好像后来，明朝的言官制度造成了大臣们沽名买直的风气，以死相谏只为谋得美名与党争的利益，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所以，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有错误的行为时，闭口不谈不加以阻止固然是不对的，那样岂不是成了放任公子段等待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郑庄公？我们应该冷静地去思考采取何种方式，以何种语言艺术才能成功的劝说别人放弃不义的错误行为。如果仅仅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优越性，反倒成了添上一把火的罪魁祸首，又怎么心安理得以仁义自居呢？

田子方，师于子贡，由魏成推荐，作了魏文侯的老师。一次，魏文侯在与田子方对饮时，突然说道：“编钟的声音好像不协调吧？左边高了。”田子方笑而不答，文侯问道：“你笑什么呢？”田子方对曰：“我听说君王明白怎么任用乐官，却不必懂得音乐本身。现在国君您听得懂音乐，我担心您 ‘聋’于任用官员。”文侯听罢，道：“你说得很对。”

为君之人，无须样样精通，而重在识人与用人，为将者需善于将兵，为君者需善于将将。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民国的蒋介石先生就是两个很好的反例。朱元璋为政，事必躬亲，自恃精力与才识过人，觉得手下的大臣和开国元勋都很碍事，索性几尽屠之，搞到最后，自己孙子朱允炆即位已无将可依。当时重用的黄子澄与齐泰乃一介儒士，自然不是久经沙场的燕王朱棣的对手。不仅令人兴叹：『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战乱的年代，依靠儒士还是有些冒险的，不过也不是绝对的，明代后来的王阳明平定了宁王之乱，清代的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都是儒士将兵，其他的例子也有很多。

蒋公治军也是亲力亲为，大的兵团作战都是以手谕下达指示，参谋长之职形同虚设。曾任此职务的陈诚上将为此托病表达不满，但其对蒋公的忠诚则是无可质疑的。此种独裁式的管理致使1945年之后的战局紊乱。军团作战本应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方针，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作战策略。蒋公在制定出大的作战方略后，应将实地的指挥权下放至各军区司令等，这样对于战局的发展才是有利的，其间蕴含着一种『无为而治』的意思。

我想田子方这里所云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