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架构在共产主义框架上的极权社会。所谓“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按照高华先生在其著作中的解释——只是红色政权第一代领导人为了获得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解释权”，达到权力巅峰所构造出来的理念。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日后使得中共得以解释一切违背共产主义的举措。既维护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得在变化中维系政党的生存。

这种“解释权”到了儒家那里，叫做“正名”。春秋时期，诸侯纷争，臣弑君有之，子弑父有之，礼法和纲常混乱，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这时，孔子崇尚周礼，讲究“仁义”，便是一种“正名”的行为，为的是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孔子所提倡的“仁”可以理解为“人性”，而“义”字到了墨子那里成了“利”字。考虑到墨家“兼爱”的理念，这里的“利”即所谓“民利”或是“公利”，结合孔子理念来讲即是一种获得利益的正确途径。大概孔子那时就已经明白了后来汉代晁错所说的民者“趋利如水走下”的道理。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讲，也是适用的。

到了民国初年，正处在一种文化交替更迭的时期。这时，西方文化的各种理念和主义开始侵入，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后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这一切使得我们民众的意识形态变得愈加的混乱。各个政党和团体都在此时都抢着为各自的理念加以“正名”，以获得正统的地位。共产主义便是在这时期侵入无数中国青年的大脑的。在享受到“正名”所带来的利益与权力后，中共政权深知控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难怪有人会说，共产主义政权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由此看来，类似“言论自由”这样的理想，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是必然不可能被实现的。追述其根源，苏联共产主义的精髓在于如何在现有政权下制造混乱夺取政权，并不在夺取政权后的怎样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去维护红色政权的统治。至少在苏联，共产主义的寿命并不长久。中共在总结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权谋治民之术和西方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一种极权的方式延续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命。

如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维系政权统治显性的命脉，而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则是隐性的关键。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开始逐渐从外界感受到民主社会带来的优越性。但此时，大部分人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势，毕竟“投资”的风险太大。在这种缓慢的变革中，谁也无法了解蕴育着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