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德）也許如何讓中國這個大國崛起的話題是唯一一個既讓大陸當權者也讓平民百姓深感興趣的話題，無論是何種政見、是否站在當政者的對立面，在大國崛起這個話題上，各方都願意坐下來傾聽對方的意見。作為中華民族的每個成員，誰不想讓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呢？當政者也願意在這個話題上與一切真誠探討崛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許這就是《大國崛起》一片能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幕後原因。

《大國崛起》在國內引發的巨大反響是讓外國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鏡的，因為該片在外國人看起來就是一部中學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資料，它幾乎沒有什麼深刻、獨到和新穎的地方，更沒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國人不理解，在當下中國這個鐵屋子一樣的環境中，這部“中學教材”卻如一枚炸彈，炸開了自1988年《河殤》以來中央電視台、全國觀眾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悶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國崛起》是在近年來大陸持續“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讓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現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論”等命題的一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對荷蘭、英國、美國等國發展較為真實、完全區別於大陸中學大學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確實給蒙了眼睛的國人一次震撼。優美奇異的西方風光、多次撲面而來的教堂畫面、精彩紛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現代電視語言，該片確實給閉塞多年的中國人一次振聾發聵的視覺和思想的衝擊。

《大國崛起》的最重大意義乃是標誌着中國自《河殤》後首次以開放的、學習的眼光來審視西方文明也既蔚藍色文明，乃是擺脫1989年以來民族主義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無端批判西方的落後思維，用一種幾乎讚頌、羨慕的口吻解釋西方現代化國家先進性的首次公開言說，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術語而用學術語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說官方關注的政治話題的先例。

《大國崛起》給那些標榜“中國可以說不”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潑了一頭冷水，給那些天天大罵資本主義國家的“興無滅資”者一針清醒劑，也給那些原教旨馬列主義者、新左派、國粹復古派潑了冷水。它完全高於大陸學界對世界近現代史的正統看法，因為它告訴了一條較為真實的世界近現代史發展線索，從而把扭曲的歷史開始歸正過來，它也毫不客氣地展示了西方國家的先進性和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必須要向他國學習的地方，它揭示了中國要想崛起，就必須進行思想觀念、科學文化、經濟體制乃至政治制度的變革。

但是《大國崛起》也給我們諸多遺憾，它有意強調了中央集權、政府權能乃至國家暴力、軍隊戰爭在崛起過程中的作用，甚至在每一集都渲染通過戰爭來達到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和歷史進步性，這讓人對中國領導人信誓旦旦的所謂“和平崛起”開始心存疑慮；它也過分強調了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生產力的作用，使人看到唯物主義、唯生產力理論還是起主導作用；它也沒有全面涉及到政治現代化的話題，對憲政、代議制民主、言論自由、地方自治、三權分立等問題諱莫如深、噤若寒蟬。最為重要的是，它沒有揭示出這些大國之所以崛起的根源——觀念意識、宗教信仰以及信仰自由，尤其是對荷蘭、英國、美國等全球性大國崛起過程中，基督新教的巨大意義視而不見，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常識的真理，卻成為我們當下要探討的關鍵。

著名法學家賀衛方在評價《大國崛起》時指出：“製作者用了濃重的筆觸描繪了制度在推進一國富強過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後又是怎樣的因素？…… 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國、荷蘭這樣的國家，連部成文憲法都沒有，卻能夠實現事實上的憲政？”而我們所要揭示的就是憲政、制度、技術、生產力等等背後的觀念意識、宗教信仰因素。

在這方面，我們要藉助西方學術大師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正如著名社會學家李強教授所分析的：韋伯和馬克思都承認社會有三個層面，一是物質生產層面、經濟層面，一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層面，另一個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識形態層面。馬克思認為，在這三個層面中，經濟是基礎，經濟決定政治法律結構，政治法律結構上面又有個意識形態。而韋伯跟馬克思差距很大，他一生主要強調製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決定經濟，而宗教、文化決定製度。制度的發展與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文化原因來解釋。

正如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確立市場經濟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而是肇始於執政者的一紙命令、知識界的觀念更新和呼籲；中國在1949年選擇計劃經濟也不是由於生產力原因，而恰恰是國家當權者被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填滿了腦袋一樣，觀念決定了制度，世界觀、人生觀決定了人類的生存方式。韋伯在資本主義問題上也不同於馬克思，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現象，不是全人類都必然要過渡過來的現象，這種現象只在西歐，在特定的時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產生。他特別強調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國家經濟、法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決定性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大國崛起》中所列舉的國家中，葡萄牙、西班牙因為基督教（天主教）的巨大影響而推動了地理大發現和全球貿易，荷蘭、英國、美國受到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爾文主義的影響而發展了資本主義、建立了民主政治，而這三個國家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大國。其他的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正是由於缺乏新教的影響才在發展道路上坎坷崎嶇甚至成為軍國主義、專制國家。

《大國崛起》第一句話寫到：“公元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大國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標……絕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公元1500年前後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從那個時候開始，人類的歷史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把人類的現代史也即全球史的開始歸結為地理大發現，又把地理大發現的原因歸結為貿易（香料）的需要和幾個君主的推動。

而我們要說的是，《大國崛起》開篇以 1500年起首，實際上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發端時間,1517年馬丁路德就貼出了著名的《95條論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飆，1536年，加爾文初版了《基督教要義》，改革運動初成體系，這個如火如荼的運動革故鼎新了人類價值觀、世界觀乃至締造了民主自由政體。所以整個大國崛起的過程也就是基督新教在全球發揮作用的過程。1500年前，基督教在全球傳教的熱情和航海時對上帝的信心，是地理大發現的最主要動力；1500年後，基督新教“積極入世”的傾向、信仰上的個人主義和教會對國家的影響，促成了荷蘭、英國、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

正如研究韋伯的台灣學者顧忠華所指出的：從歷史的因果關係來看，今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已經發展為一個龐大的體系，在其中每一個人似乎不得不順從、適應其中的規範：賺不到利潤的企業會倒閉、不誠信的商家永遠作不大，不努力工作的工人會失業；不迎合、服務選民的政治家會下台，沒有限制的有權力的大人物會腐敗、否定多黨競爭會被認為是法西斯等等。但是在這些規範、秩序有強制力之前，一定是先有一群人“自發地”形成了適合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生活態度。也即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不是“無中生有” 地迸出來，強迫大家服從它的規律；相反的，是有人——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一批為數眾多的人——先把上述的觀念和態度當作追求的目標、人生的信條，在他們將觀念普及並自己獲得社會上的成功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才能夠發達起來。這就是一種正確的因果關係，而不是相反。我們由此看到一個民族國家在現代化起初，思想觀念、文化意識及其核心宗教信仰起到的關鍵作用。

正如韋伯所認為的，民族思想觀念、文化意識的核心是宗教。不同於儒家和佛教，西方的基督新教有着強烈的緊張感。在新教中有兩種秩序，一個是現實秩序，一個是超越秩序。任何一個上帝的子民都有義務將現實的秩序改造為理想的超越的模式。典型的新教徒的內心時時刻刻充滿了緊張感，充滿了焦慮。他時時覺得現實世界有那麼多不完美的地方，覺得這與自己有關係，自己未能完成上帝賦予的使命。（正如每個基督徒的每次集體禱告的主禱文所說的：“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我們有必要揭示基督信仰在對全球性大國崛起過程中的決定性影響，讓中國人明白基督教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起到並且正在起到的巨大作用,讓那些想讓中國能真正成為大國、能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國家當政者們有所覺悟，

讓這些想崛起的中國統治者們明白唯有基督信仰才能真正使一個國家崛起，進而讓他們改善國內基督信仰的發展，扶持基督信仰影響下的文化、經濟、宗教、政治模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