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曼德）也许如何让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话题是唯一一个既让大陆当权者也让平民百姓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何种政见、是否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在大国崛起这个话题上，各方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谁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呢？当政者也愿意在这个话题上与一切真诚探讨崛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许这就是《大国崛起》一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幕后原因。

《大国崛起》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是让外国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因为该片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一部中学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资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独到和新颖的地方，更没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当下中国这个铁屋子一样的环境中，这部“中学教材”却如一枚炸弹，炸开了自1988年《河殇》以来中央电视台、全国观众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闷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国崛起》是在近年来大陆持续“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命题的一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发展较为真实、完全区别于大陆中学大学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确实给蒙了眼睛的国人一次震撼。优美奇异的西方风光、多次扑面而来的教堂画面、精彩纷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现代电视语言，该片确实给闭塞多年的中国人一次振聋发聩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

《大国崛起》的最重大意义乃是标志着中国自《河殇》后首次以开放的、学习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也既蔚蓝色文明，乃是摆脱1989年以来民族主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无端批判西方的落后思维，用一种几乎赞颂、羡慕的口吻解释西方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术语而用学术语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说官方关注的政治话题的先例。

《大国崛起》给那些标榜“中国可以说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泼了一头冷水，给那些天天大骂资本主义国家的“兴无灭资”者一针清醒剂，也给那些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新左派、国粹复古派泼了冷水。它完全高于大陆学界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正统看法，因为它告诉了一条较为真实的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线索，从而把扭曲的历史开始归正过来，它也毫不客气地展示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性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要向他国学习的地方，它揭示了中国要想崛起，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科学文化、经济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的变革。

但是《大国崛起》也给我们诸多遗憾，它有意强调了中央集权、政府权能乃至国家暴力、军队战争在崛起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在每一集都渲染通过战争来达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历史进步性，这让人对中国领导人信誓旦旦的所谓“和平崛起”开始心存疑虑；它也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生产力的作用，使人看到唯物主义、唯生产力理论还是起主导作用；它也没有全面涉及到政治现代化的话题，对宪政、代议制民主、言论自由、地方自治、三权分立等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最为重要的是，它没有揭示出这些大国之所以崛起的根源——观念意识、宗教信仰以及信仰自由，尤其是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基督新教的巨大意义视而不见，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常识的真理，却成为我们当下要探讨的关键。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在评价《大国崛起》时指出：“制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触描绘了制度在推进一国富强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制度背后又是怎样的因素？……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偏偏是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连部成文宪法都没有，却能够实现事实上的宪政？”而我们所要揭示的就是宪政、制度、技术、生产力等等背后的观念意识、宗教信仰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要借助西方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所分析的：韦伯和马克思都承认社会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经济层面，一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另一个就是精神、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认为，在这三个层面中，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法律结构，政治法律结构上面又有个意识形态。而韦伯跟马克思差距很大，他一生主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和宗教的重要性。制度决定经济，而宗教、文化决定制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宗教、文化原因来解释。

正如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而是肇始于执政者的一纸命令、知识界的观念更新和呼吁；中国在1949年选择计划经济也不是由于生产力原因，而恰恰是国家当权者被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填满了脑袋一样，观念决定了制度，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韦伯在资本主义问题上也不同于马克思，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不是全人类都必然要过渡过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只在西欧，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宗教文化中才能产生。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新教在西方国家经济、法律、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崛起》中所列举的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因为基督教（天主教）的巨大影响而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荷兰、英国、美国受到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民主政治，而这三个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其他的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正是由于缺乏新教的影响才在发展道路上坎坷崎岖甚至成为军国主义、专制国家。

《大国崛起》第一句话写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把人类的现代史也即全球史的开始归结为地理大发现，又把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香料）的需要和几个君主的推动。

而我们要说的是，《大国崛起》开篇以 1500年起首，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所以整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基督新教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过程。1500年前，基督教在全球传教的热情和航海时对上帝的信心，是地理大发现的最主要动力；1500年后，基督新教“积极入世”的倾向、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教会对国家的影响，促成了荷兰、英国、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正如研究韦伯的台湾学者顾忠华所指出的：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其中每一个人似乎不得不顺从、适应其中的规范：赚不到利润的企业会倒闭、不诚信的商家永远作不大，不努力工作的工人会失业；不迎合、服务选民的政治家会下台，没有限制的有权力的大人物会腐败、否定多党竞争会被认为是法西斯等等。但是在这些规范、秩序有强制力之前，一定是先有一群人“自发地”形成了适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生活态度。也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不是“无中生有” 地迸出来，强迫大家服从它的规律；相反的，是有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批为数众多的人——先把上述的观念和态度当作追求的目标、人生的信条，在他们将观念普及并自己获得社会上的成功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才能够发达起来。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反。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起初，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及其核心宗教信仰起到的关键作用。

正如韦伯所认为的，民族思想观念、文化意识的核心是宗教。不同于儒家和佛教，西方的基督新教有着强烈的紧张感。在新教中有两种秩序，一个是现实秩序，一个是超越秩序。任何一个上帝的子民都有义务将现实的秩序改造为理想的超越的模式。典型的新教徒的内心时时刻刻充满了紧张感，充满了焦虑。他时时觉得现实世界有那么多不完美的地方，觉得这与自己有关系，自己未能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正如每个基督徒的每次集体祷告的主祷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今天，我们有必要揭示基督信仰在对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让中国人明白基督教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并且正在起到的巨大作用,让那些想让中国能真正成为大国、能步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当政者们有所觉悟，

让这些想崛起的中国统治者们明白唯有基督信仰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崛起，进而让他们改善国内基督信仰的发展，扶持基督信仰影响下的文化、经济、宗教、政治模式。

（未完待续）